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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公共参与何以增促居民的公共服务获得感?谢刚苗红娜*【摘要】公共服务获得感作为民众对公共服务客观获得的主观积极心理体验，反映了居民对社会治理的认知与评价。在“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体系建设中，居民参与对公共服务获得感具有重要影响。由于居民参与内容及方式的多样性，何种居民参与以及居民如何参与更能提升其获得感值得深入研究。论文将居民社区公共参与内容分为政府主导型参与和公民自发型参与，将公共参与渠道区分为自上而下的信息传递型渠道、自下而上的诉求表达型渠道和互动沟通型渠道。通过分析居民社区参与的 6089 份调研数据，研究居民社区公共参与内容和方式对个体获得感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自发型参与对公共服务获得感具有正向影响，而政府主导型参与对获得感的影响不具有统计显著性。即时的互动型沟通渠道，对公共服务获得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公民参与效能感和政治信任发挥着重要的调节作用。论文揭示了不同公民参与类型与获得感的关系，丰富了学界关于公共参与及其作用的研究，拓展了个体获得感生成的研究视角，对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制度、提升公共服务获得感具有实践启示。在提升基层社会治理能力时，要注重扩大公民自发型参与，并增强政府与公民的互动沟通。【关键词】公民参与公共服务获得感参与效能感政治信任【中图分类号】D6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 2486(2023)02 0157 17一、引言“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旨在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具体到社区建设与发展，则是“完善公共服务体系，保障群众基751*谢刚，中国矿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苗红娜，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感谢匿名评审专家、编辑部对论文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基金项目:江苏省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政治社会化路径及有效性研究”(22ZZB007)，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社会治理的智治进路研究”(2022 12389)。本生活，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习近平，2017);与此同时，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作为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作为政治决策的重点和政策落实的试金石。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基础教育、医疗卫生、生态环境以及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支出不断扩大，但政府作为公共服务的主要供给者，民众作为公共服务的需求者和承载者，对公共服务的感受并不相同，公共服务获得感显现一定程度的钝化效应。基层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不断提升的要求与实践，并没有有效转化为居民公共服务的获得感，出现了政府大量投入与民众获得感不强之间的悖论(郑建君等，2022)。“获得感”自 2015 年在政治话语上被提出之后，迅速变成网络热词，进而成为学术热点，并汇集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学者们对其内涵及维度、实现路径和实证发展等多方面进行了研究。在概念上一致认为获得感是以“获得”为基础的一种主观体验和满足(鲍磊，2019)，包含社会发展获得感、民生改善获得感和自我实现获得感三个维度，是“个体或群体在自我处境持续改善、自我状况不断提升过程中所感受到的积极心理体验，是一种建立在 客观获得基础上的主观感受”(郑建君，2020)。相比于幸福感等主观概念，获得感是主客观相结合的概念，包括了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前者源于经济发展带来的生活水平提高与享受公共服务的获得感，后者源于收入分配带来的公平感、政府反腐产生的政治信任，以及扩大公民有序参与带来的自我实现等主观感受(郑风田、陈思宇，2017)。借鉴相对剥夺感概念，获得感也被区分为横向获得感和纵向获得感(王浦劬、季程远，2018)，或者绝对获得感 和 相 对 获 得 感(赵 卫 华，2018)。获得感是对公共服务预期与实际获得相结合而产生的心理体验，与民众的经济和生活体验直接相关，由公共服务的获取和评价所驱动。获得感的实现路径涵盖了物质层面上做大蛋糕，打破阶层壁垒，为居民在就业、教育等方面提供更多实际服务(徐延辉、刘彦，2021)，促进个人发展，优化社会收入分配，缩小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公平(吕小康、孙思扬，2021)，提升公共服务质量，增加民众的实际获得(廖福崇，2020)，以及鼓励民众广泛参与社会治理(官永彬，2015)，增强其微观心理层面上的政治信任(董瑛，2017)和公平认知(黄艳敏等，2017;谢治菊、兰英，2019)。民众作为公共服务的获取者，在公共服务的供需关系中并非被动存在。从公共服务的供给侧来看，既有研究指出，民众参与可以提升公共服务供给水平:一是民众参与可以影响地方政府财政支出行为，使其在多目标压力下，进行有限财政资源配置时反映民生诉求和需要，从而影响民众公共服务获得感。例如，民众参与可以激励地方政府从增长导向的发展型政府向民生导向的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从而增强地方政府对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民生需求的敏感性和851公共行政评论20232回应性，进而以优质的公共服务改善居民公共服务获得感(余长林，2011)。二是民众参与可以提供精准的公共服务需求清单，使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地方政府)和需求者(居民)可以进行双向沟通和信息流动，这一互动过程使居民可以真实、精准地表达其公共服务需求，为地方政府精准识别居民的公共服务偏好，供给合意的公共服务提供信息支撑，进而有助于提升居民的公共服务获得感(张友浪，2020)。三是民众参与对政府来说是重要的外部监督问责机制，有利于政府改善服务态度、提升服务效率(孟庆国、刘翔宇，2017)。从需求侧来说，民众参与是否以及如何影响其对公共服务供给的主观感受和评价需要进一步关注。尤其是在当下民众参与渠道多元化、参与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扩展的情况下，何种参与以及如何参与更能提升其获得感值得研究。目前学界关于参与类型与获得感的讨论仍相对匮乏，亟须相关实证数据提供支撑。基于此，本文运用社区居民的参与数据，考察不同类型的社区参与以及不同的参与渠道对公共服务获得感的影响，以寻求改善基层治理能力、提升治理水平和筑牢执政基础的有效路径。二、文献回顾与理论假说(一)公民参与的类型根据公民参与理论，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是民主制的重要特征，也是国家能力的重要体现。然而，由于公民参与的议题、方式、程度等的不同，学者也区分了不同的参与类型。Arnstein(1969)引入阶梯理论，将参与机制概念化为信息、沟通、协商、审议和实际决策。owe 和 Frewer(2005)将其分为交流(政府向公众的单向信息传递)、协商(政府与公众之间的双向信息流动)和参与(政府与公众之间的某种程度的对话)。Fung(2015)从交流方式(表达偏好或讨论、审议)以及授权和制度化水平(高低)对参与进行划分，并认为其是参与性创新的两个关键方面。Jske(2019)依据参与方式将其分为四类，包括协商、讨论参与、公民委员会和直接民主。中国学者也认为在社区组织化参与中存在着多元化的参与机制，如依附性参与、志愿性参与、权益性参与等代表着中国不同居民阶层的参与模式(杨敏，2005)，或者权威型参与机制、授权型参与机制、内生型参与机制、外入型参与机制(朱健刚，2010)。基于公民参与的政策议题性质及公民参与拟达成的目标，孙柏瑛(2005)将公民参与分为公民接触、公民投诉、公民调查、公民听证和咨询委员会;Wang 和 Montgomery(2007)则从参与方式(如听证会、热线951社区公共参与何以增促居民的公共服务获得感?电话、公民意见簿、社区或邻里会议、公民调查)、参与事务(交通、人事、公共安全、公园规划等)和决策参与等维度分析民众参与。更为常见的是，学者将公民参与区分为制度内政府主导的参与，如政府调研、听证会、信访等，以及制度外社会主导的公民自发形成的参与(刘勇智，2004)，并分析了它们与政治信任、政府绩效等政治心理和情感间的关系(Li，2008;胡荣等，2011;高勇，2014)，认为只有体制内的参与有利于增强政治信任(Li，2008;Miao，etal，2022)，提高政府治理满意度，体制外参与对满意度产生负面影响(汤峰、苏毓淞，2022)。获得感作为一种重要的心理机制，无论是西方公民参与理论还是中国的社区参与实践，均强调参与的不同类型对于民众政治心理的差别影响，但不同的参与类型是否以及如何会对获得感产生影响还缺少实证数据的检验。(二)公民参与类型与公共服务获得感在影 响 公 共 服 务 获 得 感 的 诸 多 因 素 中，公 众 参 与 被 多 次 提 及(唐 钧，2017)，且越来越多的实证研究强调参与对公共服务满意度的促增和调节作用(官永彬，2015;郑建君、赵东东，2019)。有学者认为，公众参与可以提高政策的合法性，提升政府公信力，促进政治信任(胡荣等，2011)，进而增强公众对政府决策的认同，支持决策的实施(Grimes，2008)。但这些研究将是否有公众参与打包作为一个变量(郑建君等，2022)，忽视了中国广泛存在的不同类型的参与。或者仅根据制度化程度对参与进行体制内、外的划分。比如汤峰和苏毓淞(2022)指出，体制内政治参与尤其是基层选举行为对经济、政治和民生获得感都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体制外的政治参与尤其是网上参与和线下体制外参与对经济、政治和民生获得感产生负面影响。尽管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参与对社会稳定的影响，但是在实践中社区参与的内容和渠道要复杂得多。相比于制度内的参与，既有研究中的抗争、上访等非制度化参与行为发生的概率很低，并不是主要的参与方式。而且，这些行为的体制外参与者如果自身处于弱势或不公地位，其对获得感的消极评价便是情理之中的事情，这弱化了通过体制内、外参与区分获得感的研究意义。随着“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模式的推进以及社交媒体的快速发展，民众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进行多项内容的参与，既包括投票、参与决策，也包括参与社区管理、参与邻里关系调解以及参加社区内的休闲娱乐活动等，这些参与内容如何影响其公共服务获得感更具有现实意义。本研究依据公民社区参与实践，提出八类公民参与内容，涵盖政府主导型参与和公民自发型兴趣类参与。前者是由政府或社区发起和组织的参与，旨在集中力量进行公共政策宣传，解决相应的公共服务等问题;其中，村、社区公益活动主要是社区组织的捐款捐物。后者是由公民主动发起的参与，更关注邻061公共行政评论20232里间的互助、合作与文化娱乐。由于社区参与具有很强的地方性权威式动员特征，既借助政府赋予的行政权威，又利用地方性互动网络来动员部分居民参与社区事务与社区活动(杨敏，2005)，即使是声称以志愿者为主力的公共参与也需要依赖基层政府的“表演性参与”(阿兰纳伯兰德、朱健刚，2007)。社区选举参与中的高投票率更多的是委托投票行为，成为私人关系再生产的一个环节(熊易寒，2008)。因此，社区中的选举参与和其他社区管理参与被认为是吸纳式参与(高勇，2014)或者政府主导型参与;而与此相对，公民自发形成的兴趣类、娱乐类参与是自发型参与。动员型的投票参与被认为是“旁观者”活动，既有研究认为，基层投票选举通过影响代理人的选择而影响政府行动(服务、提供决策和执行等)，进而影响公共服务满意度(张盛霞，2018)。获得感与人的情感和归宿需要乃至自尊和自我实现需要相关，作为社会的一分子，要被社会所承认，即“不但要分到蛋糕，还不满足于只是被动地得到。他们希望自己参与做蛋糕的成就得到社会的承认，并希望有资格参与讨论怎样来分蛋糕”(唐钧，2017:51)。有效的参与可以提高民众对自身能力和影响力的判断，增强其成就感。成就感是积极的心理体验，有助于提高对改革和公共服务的认可。习近平总书记在 G20 峰会平台演讲中将“获得感”与“成就感”并提(习近平，2016)。相比于政府主导型参与，民众自发的参与更能增加其成就感。基于此，我们假设 H1:居民的自发社区参与可以提高居民个体自我效能感，并进而提升其对公共服务的获得感。随着信息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政府数字化转型，在传统的线下参与平台之外，政府还提供了门户网站、各类社交媒体等丰富的网络参与平台。公众参与渠道是公众利用不同的平台进行信息反馈或提出诉求、要求、建议等。根据参与渠道，参与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自上而下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