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的资本性质与运行动...制——资本的人民财富动力学_王程.pdf

DOI:10.14092/11-3956/c.2023.02.007经济与管理社会主义的资本性质与运行动力的创新机制资本的人民财富动力学王程，王婷（安徽财经大学马思主义学院,安徽蚌埠233000）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资本主体性质有着自身的历史规定性。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资本在中国大地上自生成之初就具备整体主义范式的目的因。在特殊的历史运动过程中，社会主义资本以一种“人民财富动力学”的方式成为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壮大的历史工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资本流通的场域，“双轨制”的存在使资本在流通过程中具备了社会总意志的属性。资本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属性需要运用情景还原的方式从中国三个历史阶段的工业史、货币史、交换史、交往史中找到具体的内容支撑。关键词：社会主义；资本；情景还原；人民财富动力学中图分类号：F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03(2023)02-0052-08社会主义资本作为一个崭新的范畴，有着自身特殊的历史时间和历史空间规定性。资本论把资本的属性框定在“个人财富动力学”的原理上，有其特定的历史情境与社会形态语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生成与时代境况完全区别于资本论的时代背景，资本在社会主义制度中的主体性质与运动轨迹必须在社会主义制度这个特定的历史情境中加以研究。能否从资本论中读出一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资本论”，既需要不断深耕文本内涵，更需要运用“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通过“情境还原”，用真实的历史材料填补抽象的形式，在对历史逻辑的思想追问中发现社会主义资本的规定性。一、铁律背后的具体性原则资本的社会关系属性是资本论区别于庸俗经济学的重要标志。大卫哈维据此提出：马克思收稿日期：20221110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国际贸易正义问题的中国方案研究”（19BKS139）；安徽省高校思政能力提升项目“思想道德与法治精品思政课程”（sztsjh-2022-3-7）；安徽财经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基金项目“政治经济学批判视域中西方现代经济文明形态的比较研究”（ACYC2021528）。作者简介：王程，男，安徽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法学博士，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研究所所长；王婷，女，安徽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2023年第2期华北电力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No.22023 52 的资本概念是“运动中的价值”1，作为一种批判的对象，资本的动力源自与个人欲望相匹配的不断占有剩余价值的本性。而资本在运动的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物化表现，在生产端表现为物质资料，在流通过程中表现为货币，在实现阶段表现为利润、地租等价格形式。无论资本化身为何物，作为一种主体性存在，其自身所凝结的物化关系似幽灵一般统摄着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及其历史运动。这种深刻的洞见对于理解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运动的规律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然而，资本论的研究对象是英国现代性社会这个具体历史情境中的范畴运动，虽然马克思曾说：“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28但是，仅用一种“只缘身在此山中”的直观方式不能直接读出资本的社会主义属性，反而会使思想走向极端的批判，由此带来的后果引发过深刻的教训。对资本属性的理解必须从历时性和共时性两个坐标的交汇点中展开。从共时性坐标分析，资本论第一卷前两篇通过解密“价值形式”论证了资本生成的过程。这背后贯穿着一条铁律：资本是剩余价值的凝结，是从“多”到“一”的集聚。无论何种社会制度，论及资本都不能偏离这条铁律。从历时性坐标看，由于第二大社会形态下不同社会制度的历史规定性存在质的差异，作为社会关系意义上的资本，在不同的历史规定性中就具有不同的集聚过程，从而凝结出不同的资本属性。实际上，马克思不但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反复论述资本主义前史，更是在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原始积累”之后专门追加了一节论述“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貌似突兀的背后隐含着深刻的寓意，尤其是“资本主义关系的原始形成”中的一段话令人回味：“交换价值制度，以劳动尺度的等价物的交换，会转化为不通过交换而对他人劳动的占有，转化为劳动与财产的完全分离，或者更确切地说，会把这种情况当做这一制度的隐蔽背景而显示出来。”3163这一背景就是马克思随后再次强调的 14 世纪和 15 世纪上半叶西欧社会劳动自我解放的黄金时代。换言之，马克思语境中的资本积累以及在积累中凝结的社会关系都以此背景为前提，这就呼应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说的，这些劳动者“他们都只是之身流入城市的彼此素不相识的个人。”4558正如“火海”、“气海”融入地球生成生命一样，这些前史的论证对理解马克思语境中的资本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是理解资本性质关键的历时性通道，丧失了这一通道，对资本共时性的研究就会成为纯粹地形而上学式的追问。就此而言，如果把资本论研究视域的最初起点聚焦于手稿，马克思对于资本的研究恰恰不是从“商品”开始，而是手稿导言中的第一句话：“摆在面前的对象，首先是物质生产”35，正是处在特定历史情境中的物质生产，是资本生成的最原初的否定性环节。正因如此，手稿中才会插播一个专门阐释“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研究方法的片段“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在此视野中，资本论第一卷“商品章”中的“商品”，已经是穿越了这个特定历史情境，从资本主义前史中走来的具体范畴了。在历史视野中，以“城市”作为起点的英国式资本主义范式有四个特征：一是“自耕农”作为封建关系解体的产物进入城市，为城市提供了大量纯粹的自由劳动者，这些群体主要进入了工场手工业领域；二是资本雇佣关系的生成在城市手工业群体中完成，因此，分工的扩大和城市“联盟”的兴起可以促进超越自然形态的等级资本而生成商人资本。马克思称之为“现代意义上的资本”4561，这种资本已经孕育出了现代性社会的雇佣关系；三是资本在形成的过程中既受到专制王权庇护下市场统一的支撑，又面临挣脱王权束缚的历史任务，“国家”以一种双重身份矛盾地出现在资本面前，王程等：社会主义的资本性质与运行动力的创新机制资本的人民财富动力学有关“自耕农”的概念，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8 卷第 89 条注释，第 610 页.53 它既是“襁褓”也是“桎梏”，这就是资产阶级学人所宣扬的“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理论所面临的社会历史情境；四是资本的人格化主体在十二世纪末城市自治运动时期就已经酝酿出了强烈的个人主义原则，经过启蒙运动的现代性塑形，个人自由主义已经成为西方世俗世界奉行的思想纲领。上述四个方面作为资本生成的“拐杖”，造就了以“个人财富动力学”为基因的主体性资本以一种原子式的方式不断地扩张，在布朗式的运动过程中结成强大的异化力量，与之相匹配的资本主义制度造就了一个物化异化幻化的生存程式。那么，发育“现代社会的资本”是否必然会导致资本主义社会的形成？换言之，是否资本只能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中？这又是一个理论上必须澄清的争议。顾准先生曾在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中提出：在英国社会这个特定的历史情境中，由于国家不断地放任个人财富动力学，资本毫无阻碍地剥削剩余价值，英国才能率先产生资本主义制度，由此带动了其他条件适合的欧洲国家按先后顺序步入了资本主义，“认为任何国家都必然会产生出资本主义是荒唐的。”5因为只有在英国，“群众才作为群众为自己的单个利益进行活动；只有在这里，原则要对历史产生影响，必须先转变为利益。”492按照这个思路，诸如法兰西、西班牙、意大利等最先发育了资本主义萌芽和现代意义上的资本胚胎的民族国家，仍然不能内生一个纯粹的资本主义制度，毋宁说，资本和资本主义制度并不是天然勾连的一对范畴。从资本到以资本为社会主体的“主义”，需要特定的历史情境加以催化，这就意味着资本可以在一个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形态中存在。无论理论上是否承认，中国的实践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二、动力学的转换与资本主体性质的嬗变从理论上分析，资本所对应的活劳动是“劳动的一般”，是已经突破了在狭小的范围内孤立地发展着的劳动，马克思在18571858 经济学手稿导言中指出，“劳动一般这个抽象，不仅仅是各种劳动组成的一个具体总体的精神结果。”328它是在技术创新导致的分工细化基础上，人类劳动逐渐呈现出的无差别的一般。这种劳动与前现代社会的劳动“也具有一定的社会性质”有本质的区别，它可以客观同化为一种可以通约的“质”，而这个“质”又化身为作为“一般等价物”和“一般商品”的货币，这个特定关系就表现为社会化的生产劳动直接同作为货币的资本相交换。与此同时，作为规范力量的“一般劳动”也产生了生产劳动的各个物化要素同工人相对立的社会规定性。据此，马克思以普遍的物的交换为基础，发现了人类第二大社会形态的本质特征在于“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352如马克思所言：“资本作为自行增值的价值，不仅包含着阶级关系，包含着建立在劳动作为雇佣劳动而存在的基础上的一定的社会性质。”2121由于工业化水平极其低下，旧中国畸形的土壤上的资本面临着完全不同的生存环境和历史任务，资本凝结的过程并没有经典地体现出从劳动一般到资本形成的逻辑程式，王亚南先生在中国经济原论中指出：“到现代，特别到蒋王朝建立的挽近，那种传统不但没有完全破坏，甚且在某些方面还将它在不同姿态上强化了。”6这给我们提示了三点关键信息：其一，自由劳动者的非纯粹性导致雇佣关系的不稳定性。就理论而言，自由劳动力成为商品是资本生成的关键一环，“劳动力占有者要把劳动力当做商品出卖，他就必须能够支配它，从而必须是自己的劳动能力、自己人身的自由所有者。”2195这种纯粹的劳动对象化使资本源源不断地吸收华北电力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54 活劳动而完成自我增殖。然而，中国的农民阶级在社会变革中并未直接转化为类似于西方的自由劳动者，毋宁说，中国的“自由劳动者”自古以来就无法斩断和土地的关系，劳动者虽然可以出卖劳动力，但不能以稳定的形式为资本供给活劳动，先天“营养不良”导致资本在时间和空间上的自持性较弱，难以依靠自身的力量在 GWG的转化中完成“惊险一跳”。因此，民族资本只能在一些生活资料必需品领域艰难而缓慢地发展着。其二，帝国主义迫使中国资本主体间形成了畸形的权力依附关系。上世纪初叶恰逢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时代，列宁精辟指出：“资本主义国家已成为极少数先进国对世界上绝大多数居民实行殖民压迫和金融扼杀的世界体系。”7从资本权力的世界格局看，作为整体意义上的旧中国资本与帝国主义的主体间呈现出不对等的权力依附关系，在旧中国，无论何种资本，都无法以纯粹的经济形态独立地存在于社会中。首先，“近代中国资本主义新式企业最初是以官办资本（国家资本）的形式出现的”8142，而官僚资本又是畸形政治制度庇护下的产物，其本质属性体现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通过经济手段剥削剩余价值，无论是目的因和质料因，都区别于英国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资本。其次，民族资本因其天然的弱根性，必须依附于官僚资本而存在，资本的经济性亦从属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畸形的政治目的。可见，旧中国资本主体间形成一个以政治权力为金字塔尖的剥削结构。在这个权力结构里，帝国主义居于最高地位，国民党中央政权和地方军阀割据在中国占据统治地位，资本运动的方向由权力家族、地方势力和少数经济精英控制，私营企业被“经济统制主义”严厉地约束在狭小的空间内。其三，资本的意识形态具有整体性的目的因属性。如前文所述，资本论第一卷“商品章”论证的核心概念“价值形式”背后隐含着一个逻辑预设，“劳动的一般”社会化生产资本的积累是一种循环往复的运动，由于旧中国社会欠缺“劳动的一般”形成的工业化条件，资本的运动的目的性也发生了改变。与“个人财富动力学”的资本相比，中国的资本在生成初期就带有特定的国家主义因素。首先，官僚资本对剩余价值的剥削与占有，实际上是在封建时代不完全解体后专制权力吸榨剩余价值的高阶形式，虽然“中国资本主义远未充分发育和自由发展，就过早地进入垄断和衰老期”83，但在观念层面却佐证了中国的资本自生成以来就是以一种整体主义动力学的运动方式存在于特定的历史情境中。无论是民族资本的救亡图存、发展实业还是官僚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