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去高山望平川——“心影馨香：孙宗慰绘画主题展”_段牛斗.pdf

033观察家 ART OBSERVER前沿报道艺事综述美术观察 ART OBSERVATION2023-06上去高山望平川，是一首“花儿”，由来自青海的民间歌手朱仲禄在1953年第一届全国民间音乐舞蹈汇演唱响：“上去高山望平川，平川里有一朵牡丹”中原官话河州片的唱词并不易懂，而且“河州大令”的曲调与很多经过改编而被广为传唱的西北民歌并不相似。2023年2月28日至3月26日，这首高亢回旋的“花儿”始终飘扬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的展厅内，因为这里正在举办“心影馨香：孙宗慰绘画主题展”。孙宗慰（19121979），江苏常熟人。1934年至1938年就读于中央大学艺术系，师从徐悲鸿、吕斯百。1938年加入“中央大学艺术系战地写生团”，后留校任教。1941年至1942年作为张大千助手，赴甘肃敦煌临摹佛教艺术，其间曾在青海等地写生，创作了大量以西北少数民族为主题的作品。先后执教中央大学、中国美术学院与北平艺术专科学校，1950年留任中央美术学院，1955年调入中央戏剧学院舞台美术系。该展览分为“天地霓裳：边地佛国的丽影姿色”“江水东流：长河行旅的移步换景”及“馨香无尽：梦寐以求的平川牡丹”三个部分，分别展出83件、35件、50件作品。一、地域、族群与图像在展览现场，民歌与画作相伴，构成了特殊的氛围：观众在欣赏作品的同时，耳畔一直萦绕着似有似无的歌声。实际上，理解孙宗慰的艺术，需要一定的场域地域与族群不仅定义了画家的心理认同，也反映着社会、文化因素的作用，尤其在现代民族国家的图像传统形成之前。“青海”得名于蒙古语“库库诺尔”，意为“青色的湖”。青海地处青藏高原、黄土高原接合部，以及黄河、长江发源地，位于古代吐蕃、西域、内蒙古和汉地之间，成为西北地域整合、族群交流的中心，是中原通过丝绸之路、茶马古道联系边疆的要冲。民国初期，在军阀、族群等复杂因素的影响下，中央政府为维护国家统一，在边疆和内地结合部陆续设立了几个省份，但在1949年后多被裁撤，仅有青海保留至今。在某种意义上，青海见证了中国从古代帝国到现代国家的转变孙宗慰在无意间记录了这一进程的末期和局部。地域视野对于艺术史至关重要，也是理解孙宗慰艺术的关键。“蒙藏”的并称在中国历史和社会语境之中有特定内涵，并非仅指蒙古族与藏族，而是涉及地域、族群、宗教及政治因素。元代，西藏地方归属中央政府，而且与内蒙古的关系日益密切，此后，藏传佛教传入内蒙古、内地，最终成为蒙藏等民族的精神纽带这一格局被历代统治者继承。尤其在清代，重视藏传佛教对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作用，内蒙古和西藏形成较为稳定的政治关系，而且在国家体系中占有较高的政治地位“蒙藏”的称谓及内涵逐渐固定。保持对边疆的影响力，建立新型民族、国家关系是中国通向现代化国家的关键，青海作为蒙藏接合部，其战略要地的意义不言而喻。1943年后，孙宗慰在重庆等地的几次展览中崭露头角，留下了个人作品的最早记录，与当时政治氛围有关，“蒙藏”成为对其边地人物画题材的基本描述。事实上，在当时的甘青地区，除了蒙古族、藏族、哈萨克族和回族之外，仍有其他族群，但今天的学者还是一贯以“蒙藏”概括之。当下，“蒙藏”的并称已不常见，而在展览现场却被频繁提及，给人以独特的历史体验，从另一个侧面体现了孙宗慰艺术的价值。二、从敦煌到麦积山的“大旅行”民国时期，众多学者对于西北地区的考察为人熟知，他们的专业和目标各有不同。在很多情况下，“西北”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很容易被忽视，而且，考察行为通常与抗战等政治背景相关联，社会影响和个人选择在其中的作用更是相互交织。在专门的科学调查之外，社会、公众关注点也在转换，除了地域、族群等因素，也体现了对于特定领域、阶层的重视。艺术家的专业背景决定他们必然肩负着不同的责任、使命，因此，对于艺术考察的背景和内涵仍然有值得探讨的空间。在近代历史上，西北边疆饱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侵扰，莫高窟等众多文物遗迹频繁遭到来路各异的外国探险家劫掠，正如陈寅恪所言“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这段历史对于中国学术界、艺术界可谓刻骨铭心之痛。在开启民智、挽救危亡的潮流中，艺术始终发挥着影响力，尤其是常书鸿、张大千、韩乐然等艺术家在发掘西北文化遗产的艺术价值方面产生关键性作用。跟随张大千前往敦煌临摹壁画的经历，对孙宗慰产生了重要影响，由于接受过系统的造型训练，孙宗慰对敦煌艺术遗产的认知始终体现出艺术家的视野敦煌壁画之普贤变 敦煌壁画之文殊变虽未完上去高山望平川“心影馨香：孙宗慰绘画主题展”段牛斗“心影馨香：孙宗慰绘画主题展”现场034观察家 ART OBSERVER美术观察 ART OBSERVATION总第334期成，但尺幅巨大的白描稿令人印象深刻。1949年后，全国性的文物保护工作被提上日程，众多艺术家参与了相关的调查、记录和保护工作：1953年，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组织麦积山石窟勘察团，吴作人任团长，孙宗慰属其中的绘画摄影组。除艺术研究之外，孙宗慰还在忠实记录文物信息，例如临摹麦积山壁画左天王 临摹麦积山壁画伎乐等作品与之前的敦煌临摹已有较大差异。与一般意义上的文物调查相比，艺术家对壁画、彩塑的临摹有学习的成分，也相当于“再创作”，具有资料记录之外的多重价值。孙宗慰的西画师承徐悲鸿，又有敦煌等地考察经历的加持，已经衍生出全新的形态和风格。如果说，蒙藏人物写生体现了艺术创作的社会价值（因为边疆民族题材的政治内涵一目了然），那么，石窟艺术临摹则与画家的文化视野相关中国的油画家应当突破画种和观念的局限，面向深厚的古典、传统艺术遗产，不但大有作为，而且逐渐成为社会共识孙宗慰无疑走在了潮流的前沿。近代欧洲的“大旅行”（The Grand Tour）促进了社会启蒙、文化复兴，从敦煌到麦积山的旅行也成为孙宗慰发掘佛教艺术价值的必由之路，更是艺术家参与文化遗产研究与保护的典范。孙宗慰超越自身、跨越时代，成为艺术与遗产相互影响的经典个案，其重要意义仍需进一步发掘。三、少数民族人物画的来源与范式除了关于国家、民族和时代的宏大叙事，作为训练有素的艺术家，孙宗慰依然凭借“画家之眼”和“画家之心”，形成特有的知识基础和图像范式。孙宗慰前往西北并非出于个人兴趣，除了绘画之外，他对边政、民俗并无专门的学习和训练，与当时多数艺术家类似。在历史潮流中，个人的力量往往无法左右重大抉择，而画家也绝非被动接受命运安排。孙宗慰的成长经历并未接触关于边地、族群的环境，但毫无疑问，在甘肃、青海等地的经历已然相当于某种精神洗礼。孙宗慰对于当地少数民族人物的描绘，有一定的图像民族志功能。画家必然有具体认知和切身体验，而不仅出于对陌生环境的新鲜感毕竟在当时，前往西北边地并非易事，而且有的艺术家仅将这一经历作为人生插曲，并未当作创作的主要方向。因此，除个人选择之外，感知和使命也是重要原因。孙宗慰对于边疆风物的描绘显然形成了一定的图像范式，例如西域少数民族服饰册（一至九）蒙藏人物册（一至八）及少数民族服饰系列（一至十六）等作品，不作环境描绘，多为人物立像，部分蒙、藏人物为背影因此，有的学者试图发掘其中的人类学价值，以“职贡图”或“苗图”类比，虽然存在某些相似之处，但是这样的结论可能比较表面化孙宗慰蒙藏人物绘画的知识来源和图像范式具备人类学视角，应当综合考量来源、功能等多种因素，而非仅限于形式比较。在孙宗慰的艺术生涯中，由于客观因素所限，各种资料和信息缺失较多，部分藏品的年代、名称和内容尚无定论。其中，被视为代表作的蒙藏人民歌舞图便是如此。此画有两个版本，其中之一收藏于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馆藏目录定名为蒙藏妇女歌舞，此次展览沿用这一名称在1943年孙宗慰画展目录当中，已有作品蒙藏妇女歌舞，虽未留下图像资料，但显然与前述作品相关。无论如何，“蒙藏”已经为孙宗慰的少数民族人物画打上深刻的时代烙印，并将对后世产生更大影响。1952年的午门与孙滋溪在1964年创作的天安门前内容、构图非常相似，差异在于两处：一、背景建筑的不同，虽然同为明清皇宫的一部分，但天安门在近代以来被赋予了新的象征意义；二、两幅作品的前景都有解放军、少年儿童和少数民族等构成的几组人群，午门主要为人物背面，而天安门前则基本描绘人物正面。显而易见，午门并无特定的主题性要求，属于北京风光系列绘画的订件式作品，场景主要在于表现北京古代建筑，不过，人物形象所代表的阶层、群体既有时代氛围，也和画家擅长的民族人物有关午门描绘有一组新疆少数民族人物，而且在1954年，他又为西北民族访问团创作了油画维吾尔族歌舞。值得注意的是，天安门前的视觉元素已经形成相对稳定的内涵和结构，色彩也高度符合当时提出的“油画民族化”，而午门虽然与之相似，但画家对景观、人群及其内涵的处理仍然在探索过程中，尚未形成稳定的图像范式。从“蒙藏人物”到午门，对少数民族人物的描绘始终是孙宗慰的特色，但是经历了不同的环境和要求，画家对此也有自己的调整和适应，不过这一尝试由于1955年被调往中央戏剧学院任教而中断。“边地佛国”的经历影响了孙宗慰的一生，画家将这种共情融汇于油画塞上行，这幅身穿安多藏族服饰的作品是画家最出色的自画像之一，展览逻辑与此相呼应，从社会、文化语境，经由图式特征而走进画家内心。四、结语正如策展人曹庆晖所言，“孙宗慰的 绘画性 实践是中国绘画 现代性 实践中的一叶”现代性的探索不仅关乎历史、社会，也源于艺术家的经历、内心推而广之，西部考察与写生的意义在于促进了国家现代化、知识现代化和艺术现代化。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中央美术学院院长范迪安在展览前言中也提到，孙宗慰既能“情系于斯，欲罢不能，创作出一大批视像新颖、笔墨精妙的作品”，又是“不求闻达、甘于寂寞、信守艺术纯粹精神的师长”。在展览的最后部分，陈列了一套孙宗慰创作于1945年至1955年间的花卉八条屏，好像并无特别之处。但观众在欣赏完整个画展的其他作品之后，在了解作品背后的民族与国家、历史与社会、心绪与际遇、写生与创作等多重关系的背景下，在认识画家复杂的人生经历之后，如何感知画家的初心和诉求？比如在绘制这套花卉时，画家可曾想到前往甘肃、青海的种种艰辛？又能否预知此后的人生转折？这些问题虽然没有答案，但在这一组充满生命力的花鸟画中，依然能够感受到画家精神的存在、延续和影响。回到上去高山望平川的结尾“看起来容易摘去难，摘不到手里是枉然”，展览已经结束，歌声依然回荡在严酷的青海高原，人们生生不息，也催生出灿烂的“花儿”孙宗慰走过“高山”和“平川”，更创造了永不凋谢的“牡丹花”。段牛斗 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暨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