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在朝鲜王朝的传播与本土化_王曰美.pdf

东岳论丛Jun，2023 Vol44 No62023 年 6 月(第 44 卷/第6期)(Dong Yue Tribune)儒学研究 基金项目 本文系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孔子乐学 思想对青少年厌学心理改善的机理与路径研究”(项目编号:22CZXJ04)之阶段性成果。作者简介 王曰美(1972)，女，文学博士，曲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儒学史、儒学国际传播;章治(1978)，男，曲阜师范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祭礼乐舞、中国民族舞。关于“儒学何时传入朝鲜半岛”的研究，学界目前尚无定论，代表性的说法有五种:箕子东来说;卫满朝鲜说;汉四郡传入说;汉文字传入说;国学建立传入说。参见王曰美:儒学在朝鲜半岛三国时期的传播与本土化 ，国际汉学 2020 年第 3 期。关于“朝鲜”一词的含义，朝鲜 东国舆地胜览 中解释为“居东及日出之地故名朝鲜”。史记 注释 索隐 则解释为国土位于汕水附近，故取名朝鲜。据高丽时期僧一然撰写的 三国遗事纪异 记载:“朝鲜”乃公元前 2333 年由檀君王俭建立的古代国家的国名，以后檀君被称为朝鲜始祖。在中国的 山海经 中已有关于朝鲜国的记述。虽然以后朝鲜的统治者不断更换，但“朝鲜”的国号一直延续下来。在檀君朝鲜后，有箕子朝鲜，再后是卫满朝鲜等。1392 年，李成桂推翻高丽王朝建立新王朝，仍定国号为朝鲜。1945 年，朝鲜半岛“光复”以后，朝鲜被分割为两部分，北方仍定国号为朝鲜。鱼叔权:考事撮要，南文阁，1974 年影印本版。朱元璋:皇明祖训首章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史部第 264 册，台南:庄严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6 年版，第 167168 页。儒学在朝鲜王朝的传播与本土化王曰美，章治(曲阜师范大学，山东 曲阜 273165)摘要 儒学源于中国，泽被全球，而韩国是儒学最先传入的域外国家。儒学传入朝鲜半岛后，与其本土的文化习俗相融相生，形成了具有本土特点的韩国儒学。定儒教为国教的朝鲜王朝排佛崇儒，以朱子学作为立国准则，以儒治国，儒教成为唯一的正统思想。由此，儒学经过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时期，至统一的新罗王朝，再至高丽王朝，最终在朝鲜王朝完成了其在朝鲜半岛的传播与本土化历程。儒学在朝鲜王朝的传播与本土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大明、朝鲜宗藩关系的确立;其二，朝鲜性理学的形成;其三，朝鲜书院及汉语教育的兴盛。关键词 儒学;朝鲜;宗藩关系;本土化 中图分类号 B3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8353(2023)06014207自古以来，中韩两国山水相连，文化和合。儒学源于中国，泽被全球，对韩国、日本等东亚儒教文化圈的国家影响尤甚。儒学最先传入的域外国家是韩国，虽高丽王朝(9181392)统治朝鲜半岛的时候，将佛教定为国教，但却将儒教作为“齐家治国”之学加以倡导，且历代国王皆尊儒华化。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李成桂废黜高丽王朝的幼主，自立为王，建立了朝鲜王朝，简称朝鲜。朝鲜实施排佛崇儒的政策，以朱子学作为立国准则，以儒治国，将儒教定为国教，儒教成为全国唯一的正统思想。由此，儒学传入朝鲜半岛后，经过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鼎立时期，到新罗统一朝鲜半岛，再到高丽王朝，最终在朝鲜王朝，儒学完成了其在朝鲜半岛的传播与本土化历程。儒学在朝鲜王朝的传播与本土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大明、朝鲜宗藩关系的确立建国之初，李成桂即派遣使团到明朝，以“和宁”“朝鲜”请国号于明朝，以示其对明亲附友好之态度。明太祖朱元璋认为“东夷之号，惟朝鲜之称美，且其来远，可以本其名而祖之”，乃赐其国号为“朝鲜”。明太祖赐国号“朝鲜”，令李成桂君臣甚为感激，而请求中国皇帝赐予国号，在朝鲜历史上也仅此一次。由此，明朝与朝鲜王朝迅速建立起了友好的政治关系。明太祖在留给子孙的皇明祖训 中，定下了德化外交政策:“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自不揣，来扰我边，则彼为不祥。彼既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轻伐，亦不祥也。”此即太祖“不征”之国策，作为与藩国交往的基本原则，并将朝鲜列为 15 个“不征国”的首241DOI:10.15981/ki.dongyueluncong.2023.06.015“事大字小”乃儒家的一种对外礼仪规范，是儒家在处理“大”“小”关系中所遵循的基本准则。意即大国对小国以仁、以爱，小国对大国以忠、以顺，体现了大小、上下、尊卑关系。李成桂建立朝鲜王朝之初，即规定对明朝行“事大政策”，事大主义终成朝鲜王朝对明朝外交世代遵循的基本国策。英 崔瑞德，牟复礼:剑桥中国明代史 下册，杨品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年版，第 245 页。明神宗万历二十年(1592)，日本丰臣秀吉发兵侵朝，明朝遵守宗主国的承诺，在明神宗的指挥下，立即出兵援助，“前后二十三万人，出白金五百八十三万，运饷费三百余万以给军”(李义俊等编:尊周汇编 下册，卷 8 万历庙庭碑铭，汉城:骊江出版社，1985 年版，第 141142 页)，历时七年，击退日军，保全了朝鲜的命脉。在壬辰战争期间，从明万历东征将士的书信 唐将书帖 中可以清楚地获知:正是明“戚家军”嫡脉的南兵将和南兵教师，以 纪效新书 为指南，帮助朝鲜训练军队，对朝鲜新式军队的创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使朝鲜国防能够在短时间内取得令世人赞叹的成就 朝鲜陆军被训练成了战斗力极强的正规新军，朝鲜拥有了一支鸟铳部队，为最终战胜日军奠定了基础(详见杨海英，任幸芳:朝鲜王朝军队的中国训练师 ，中国史研究，2013 年第 3 期，第 165205 页)。孙卫国:大明旗号与小中华意识 朝鲜王朝尊周思明问题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版，2007 年版，第 418 页。朝鲜 郑士龙:朝天录 ，中韩关系史料辑要 2，台北:珪庭出版社版，1978 年版，第 134 页。各种 朝天录 如:郑士龙 朝天录、权拨 朝天录、金堉 潜谷朝天日记、赵宪 朝天日记、洪翼汉 花浦朝天航海录 等。葛兆光:想象异域 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北京:中华书局，2014 年版，第 33 页。大义录 凡例，汉城:骊江出版社，1985 年版，第 3 页。位。而有明一代，朝鲜始终对明朝抱有慕华之心态，行事大之礼节。正如 剑桥中国明代史 所载:“朝鲜往往被当作中国的朝贡国的典范。与中国的朝贡关系对于朝鲜的政治制度及较高程度文化的发展的重要意义，怎么说也不会过分。”尤其在壬辰年间，明王朝在自己已经内外交困的情况下，仍然派出大批军队赴朝，帮助朝鲜军民赶走了丰臣秀吉率领的侵朝日军，拯救朝鲜于水火，对朝鲜实有“再造之恩”。1637 年，皇太极亲率大军征伐朝鲜，仁祖被围困于南汉城山，内乏粮草，外无救兵。明崇祯帝获知消息后，不顾自己的统治已岌岌可危，即刻命皮岛总兵陈洪范调集各镇舟师赴援，解救了仁祖。因此，朝鲜君臣认为明朝对朝鲜有三大恩:其一，明太祖赐国号“朝鲜”的“大造之恩”，确立了朝鲜王朝的正统地位，并奠定了明朝与朝鲜宗藩关系之基础。其二，明神宗出兵击败丰臣秀吉的侵朝日军，使朝鲜得以复国的“再造之恩”。其三，崇祯帝派兵救援被皇太极围困于南汉城山的仁祖之拯救之恩。故，朝鲜君臣对明朝的大恩，念念不忘，心悦诚服地接受宗主国明朝的统治。当时朝鲜人对于大明的仰慕与感恩之情，在前来朝觐的使臣和他们的随从记载的各种 朝天录 中有充分的体现。中宗朝贺冬至使郑士龙在 朝天录 中，有 初入北京 诗一首，表达了初入天朝京城给他留下的震撼:皇居气象偏知异，苍翠常浮万岁山。华盖共瞻天帝座，清都元隔软尘寰。茫茫人海流车马，井井官街画阓阛。领略也饶方寸在，只应蛙坎若为颜。这一时期到中国来朝觐的朝鲜使臣及其随从的记载通常被叫做朝天录。“朝天”两字对于朝鲜使臣来说:“不仅有政治上的臣服、经济上的朝贡，还有文化上的向心。”宣祖亲笔题词“再造藩邦”，仁祖、孝宗、肃宗、英宗、正祖等莫不时刻提醒朝臣不可忘记宗主明朝对己的大恩大德，把明朝对朝鲜所做的一切看成是永世难报的恩德，即使在明亡之后，朝鲜君臣仍然奉行明朝正朔，并以“反清复明”为己任，甚至在明朝灭亡 60 年后，着手创建了“大报坛”，用以崇祀明朝皇帝，表达对明朝的感激之情。大报坛成为朝鲜王室世代慕华思明的场所。此外，朝鲜王朝的明遗民后裔在朝宗岩建大统庙，崇祀明太祖，并以其祖先从祀。现在依然活跃于韩国民间的明义会的成员，与其先祖们一样，仍自称为“明遗民”，并以此为荣。他们每年依然举行祭祀明朝的活动，即在农历的三月十九日 明朝灭亡的日子(也是崇祯皇帝的忌日)，明义会成员在朝宗岩举行崇祀明太祖、明神宗、明崇祯皇帝的活动。明遗民几百年祀明圣地朝宗岩亦成为韩国的重点保护文物，被列为韩国京畿道的地方文化财产第 28 号，加以重点保护。思明反清、尊王攘夷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成为朝鲜思想的主流。因朝鲜一直倾慕中原王朝之文化，且自我定位为“夷”，所以，“以华易夷”就成为朝鲜君臣长期奋斗的目标，并认为自己是“华化之夷”。他们认为，只有朝鲜民族在中华世界体系中真正做到了由“夷”到“华”的转化，自诩为“小中华”;而中国历史上的其他非汉族民族都没有真正实现“华化”，自始至终都是夷狄。因此，明亡之后，入主中原的清朝被其视为“胡”“虏”，朝鲜则成为中华余脉，中华大义只能依赖“华化”的朝鲜得以保存。“华夷自有界限，夷变为华，三代以下，惟我朝鲜，而得中华所未办之大义，独保其衣冠文物，则天将以我国为积阴之硕果、地底之微阳。”这则史料说明，在朝鲜君臣心中:明朝灭亡后，中华文化渊薮的中原及中华精神风范已荡然无存，朝鲜成为中华礼乐文明的唯一承继者，故，从新罗时期开始的“以华易夷”之举，经过高丽王朝长达四百多年的“变夷”之征程，到“定儒教为国教”的朝鲜王朝，他们已341儒学在朝鲜王朝的传播与本土化各种 燕行记 如:赵珩 翠屏公燕行日记、韩泰东两世燕行录、徐浩修燕行记、吴载绍燕行日记、李宜显庚子燕行杂识、洪大容 湛轩燕记、徐文重 燕行日录 等。李朝英祖实录 卷 69，英祖二十五年三月己酉，东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1952 年版，第 61 页。李朝肃宗实录 卷 3，肃宗元年四月丁酉，第 56 页。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北京:中华书局，1962 年版，第十册，第 4125 页，第 4305 页。韩 卢仁淑:朱子家礼与韩国之礼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年版，第 100 页。“变夷为华”，成为典型的“小中华”，即“纯如”之华。因此，在清朝统治时期，朝鲜士人从心底瞧不起这个胡族建立的王朝。即使在明亡之后，朝鲜君臣仍然奉行明朝正朔，甚至在每年农历的三月十九日依然举行祭祀明朝的活动。故，一个中国王朝的皇帝在本国早已成为历史的陈迹，但在邻国朝鲜几百年间却一直作为天经地义的“政治文化图腾”被虔诚地崇祀，也就可以理解了。由此，朝鲜士人再到中国来，也就不再是到宗主国朝觐天子，而只是到燕都出差办事，朝鲜使臣及其随从所记载的内容编辑成册后，其名称也由原先的“朝天录”改为“燕行记”。即使后来迫于形势，朝鲜臣服清朝，官方文书被迫开始用清正朔，但此乃“忍痛含冤，迫不得已”。私家信函、家庭祭祀、墓碑等仍尊用崇祯、永历年号，而不用清赐谥号，以示忠明反清。正因为祭祀、墓道文字不用清朝年号、正朔，只用明朝年号，所以当护军金寿弘在祭祀其祖父金尚容的祝文中“欲书康熙，一门惊骇，谓之家贼”。家祭祝文中试图用康熙年号，竟被视为家贼，由此可见朝鲜臣民对清朝年号忌讳之深。也就是说，朝鲜对于清朝始终没有从内心臣服过:表面上谦恭谨慎，履行藩国职责，但内心从未屈服过。他们始终以优越的“小中华”心态俯视着宗主国清朝，思想上永远处于独立抗拒的姿态，这与其对明朝的忠心臣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康熙二十五年，即肃宗十二年(1686)，朝鲜国王说过一段意味深长的话:自古匈奴之入处中华者，皆不能久长。而今此清虏据中国已过五十年，天理实难推知也。大明积德深厚，其子孙必有中兴之庆。且神宗皇帝于我国有百世不忘之恩。而构于强弱之势，抱羞忍过，以至于今，痛恨可胜言哉!侍读官姜鋧、典经宋畴錫对之曰:圣教恻怛，可泣神明。若常存此心而勿失，益尽修攘之道，则国势自强，而亦有可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