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美学的“大时代”——现代新儒家与中国美学的发展_刘建平.pdf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2023 年第 3 期(Social Sciences Edition)(总第 272 期)美学与美育研究首都师范大学艺术研究院协办主持人语:站在今天的立场来看,整个 20 世纪既是中国社会文化大变革的特殊时期,也是中国学术自外而内地发生新的思想转型、形成新的问题对象、构建新的理论话语的“光荣时期”。美学理论和艺术研究概莫能外。一方面,如何在延续中国思想传统的同时,将现代性的文化反思纳入新中国文化的创造之中,在美学和艺术的思考中表达出理论建构的时代新质,无疑是现代中国理论家们的审视重点。另一方面,处在西方文化的多维冲击以及与外来理论的广泛互动之中,美学和艺术的理论探索如何具体聚焦并揭示中国思想新的价值精神建构方向,构成了现代中国美学和艺术发展的核心问题。本期发表的儒家美学的“大时代”和知识迁移与民初陈师曾对“图案画”的引介和再创造两篇文章,在这两方面可以给我们一定启发。(王德胜)儒家美学的“大时代”现代新儒家与中国美学的发展 刘建平摘 要:现代新儒家美学是宋明理学美学之后中国美学发展的又一个高峰。考察方东美、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等人与 20 世纪中国美学之间的关系,尤其是他们和时代思潮之间的互动、激荡和相互影响,比任何单个美学家的思想更能呈现出 20 世纪中国美学理论发展的完整脉络和精神风貌。现代新儒家在反省现代性的美学主旨、重构民族美典的美学理想、对中国艺术阐释主体性及其路径的探索以及对中国当代美学的开启等方面,揭示了 20 世纪中国美学的核心精神和未来走向,凸显了儒家美学的“大时代”特色。现代新儒家在美学问题上的多维思考和探索也为中国当代美学走出西方审美殖民的困境和现代转型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和方法论启示。关键词:现代新儒家;中国艺术精神;美典;大时代中图分类号:B83-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23)03-0036-11作者简介:刘建平,西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哲学博士。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华美学精神与 20 世纪中国美学理论建构”(17JJD720010)的阶段性成果。在 20 世纪中国美学史上,以方东美、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杜维明等为代表的现代新儒家并不是声名显赫的美学大家,他们的学术成就更多体现在哲学和思想史研究方面。然而,通过考察方东美、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等人与 20 世纪中国美学之间的关系,尤其是他们和时代思潮之间的互动、激荡和63相互影响,却可以比任何单个美学家的思想更能呈现出 20 世纪中国美学理论发展的完整脉络和精神风貌。因其研究旨趣和精力所限,现代新儒家大多在美学领域并未有意识地建构系统的理论体系,甚至彼此间在某些基本概念和价值上还存在不少歧异,然而他们在反省现代性的美学主旨、重构民族美典的美学理想、对中国文艺阐释主体性及其路径的探索以及对中国当代美学的开启等方面,揭示了 20 世纪中国美学的核心精神和未来走向,开创了一个儒家美学发展的“大时代”。一、反省现代性:现代新儒家的美学主旨很多美学研究者在探讨 20 世纪中华美学精神时,把“人生艺术化”作为 20 世纪中国美学的核心精神,事实上,这也是现代新儒家美学理论萌生的思想背景。“人生艺术化”思潮的提出者是王国维和蔡元培,王国维的“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人生),又须出乎其外(超越小我之欲)”就包含着“人生艺术化”的精神旨向;蔡元培针对近代以来封建思想造成的各种社会积弊,试图以审美教育来开启民智,将国人从封建人格中解放出来,建构具有“超越性”“普遍性”的现代新人格,“所以吾人急应提倡美育,使人生美化,使人的性灵寄托于美,而将忧患忘却。于学校中可实现者,如音乐、图画、旅行、游戏、演剧等,均可去做,以之代替不好的消遣。但切不要拘泥,只随人意兴所到适情便可大家看看文学书,唱唱诗歌,也可以悦性怡情”。这种立足现实、实用理性的美育旨向,是对中国传统美育精神的继承和发展。其后,梁启超提出“生活的艺术(趣味)化”、宗白华提出“艺术人生观”“艺术式的人生”、朱光潜提出“人生的艺术(情趣)化”“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丰子恺提出“用作画、看画的态度(童心、绝缘)来对世界”等,也很看重审美人格的养成。正因如此,有学者将“人生艺术化”看作是 20 世纪中国美学具有广泛影响的代表性理论,“人生艺术化也成为中国现代文化唤醒人性觉醒和社会改造的激情号角!成为中国现代文化追寻人性完善和生命价值的诗意理想(成为)中国现代美学和文艺思想重要而富有代表性的理论成果之一”,这是有一定道理的。然而,若以此命题来硬套现代新儒家在美学理论上的贡献和对 20 世纪中国美学的影响,那就无异于见木不见林。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主要受席勒美育思想的影响,他的美育是作为智育、德育的重要补充而存在的,“所以美育者,与智育相辅而行,以图德育之完成者也”。美育的目的是培育有不计利害的勇敢、舍己为群的情操的高尚之士。蔡元培试图通过美育让国民脱离低俗趣味,人格的现代化改造与人性的审美启蒙是其主旨;而席勒是要通过审美教育恢复被工业革命的机械劳动和工具理性造成的人性分裂,其目标是反思工业文明、恢复人性的完整。虽然二者目标不同,但二者都试图通过解决美学问题的途径来解决现实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在这一点上,王国维、蔡元培、丰子恺等其实大同小异,无论是“以美育代宗教”的口号,还是“人生艺术化”的思潮,都是希望通过审美来重塑国民人格、解决现实的社会危机,也即“都内在地指向了以审美(艺术)方式改造生活现实的具体功能实现问题”,杜维明把这种以救亡图存为目的的现代化观念称之为“世俗人文主义”。中国美学现代转型的思潮正是要摆脱这种具有强烈工具理性色彩的狭隘现代化观念,超越那些庸俗的、与现代文明背道而驰的艺术观,以尊重个体生命的尊严、人际的平等友爱和人类的自由解放为精神旨归。73刘建平 儒家美学的“大时代”参见金雅:“人生艺术化”的中国现代命题及其当代意义,文艺争鸣2008 年第 1 期;杜卫:简论中国现代美学的人生艺术化思想,社会科学辑刊2007 年第 4 期。高叔平编:蔡元培选集,中华书局 1959 年版,第 182-183 页。丰子恺:丰子恺文集第二卷,浙江教育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253 页。金雅:“人生艺术化”的中国现代命题及其当代意义,文艺争鸣2008 年第 1 期。蔡元培:蔡元培美学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174 页。王德胜:功能论思想模式与生活改造论取向 从“以美育代宗教”理解现代中国美学精神的发生,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 年第 5 期。参见杜维明:现代精神与儒家传统,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1996 年版,第 470 页。现代新儒家深刻洞察到“人生艺术化”思潮具有“前现代”的价值倾向,他们在艺术和审美赋予生命以光华和诗意的旨向之外,更进一步站在反省现代性的视角,思考现代工业的发展导致乡土的消逝、消费主义泛滥引发全球性“人的危机”问题并创造性地提出了“意义治疗”的方案,这是对席勒美育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唐君毅指出,中国最重要的问题是人的危机,“现在文化之病在于人之泯失。例如:人在阶级肤色种族之观念中没了;人在近代军事中没了;人在商业社会工业社会中成商品,成齿轮;人在宗教独断中互为魔鬼;人在科学技术威胁下,随时可死”。在科技、消费主宰一切的时代,人的价值日渐萎缩。牟宗三也沉痛指出:“现在的人太苦了。人人都拔了根,挂了空。这点,一般说来,人人都剥掉了我所说的陪衬。人人都在游离中。”“拔了根,挂了空”所凸显的正是现代人“无家可归”“单向度”的异化危机。徐复观通过 1960 年的日本文化考察,对现代文明扼杀人性、情感、思考能力和自由有着切身的体会,“现代人的生活,是在探求宇宙奥秘面前的浮薄者,是在奔走骇汗地热闹中的凄凉者,是由机械、支票,把大家紧紧地缚在一起的当中的分裂者、孤独者”;这样的文明是一个不思不想的文明,这样的世界“在本质上只算是一个大动物园的世界”。现代新儒家散居于港台地区,他们亲身经历了20 世纪六七十年代港台地区的经济转型和腾飞,港台社会在经济和科技快速发展的同时,也造成人的压抑、焦虑、分裂和异化。身处其间的新儒家知识分子面临着文化传统“失根化”和中华文化主体“坎陷”的双重危机,他们在灵根自植、主体重建的同时,又希望通过对中国艺术精神的探索,使个体疲乏、虚无的生命得到滋养、充实,“由机械、社团组织、工业合理化等而来的精神自由的丧失,及生活的枯燥、单调,乃至竞争、变化的剧烈假使现代人能欣赏到中国的山水画,对于由过度紧张而来的精神病患,或者会发生更大的意义”。现代新儒家通过中国山水画来反省、润泽并安顿人生正是对治现代人类所面临的“存在的迷失”的精神困局。宗白华、丰子恺等美学家还只看到审美对人心灵的净化和升华作用,而现代新儒家不仅看到了现代社会人性的功利、狭隘和丑陋,不仅通过艺术审美来启蒙、安顿现代人的心灵,更试图通过完善政治制度来约束人性之恶,保护人性之美,这正是现代新儒家美学思想的可贵之处,也恰恰是这一点,使得现代新儒家的美学超越了“前现代”的价值取向而具有现代美学理论的品格。现代新儒家特别重视艺术的反省价值,他们重新接续席勒所开启的反省现代性的美育精神,强调审美使人“以清明宁静之心,谛观外界的事物,而赋与以新的评价与方向”,他们突破了从伦理教化视角去思考审美和艺术的传统,而是把这一问题与人的本体生存紧密联系起来,从现代意义上讲,中国艺术有助于人性的健全发展和对现实的超越,正是浮躁喧嚣尘世中的一股清流。在这样一个机械复制、“灵韵”消逝的时代,“蜗居”“蚁族”“躺平”的个体的“异化”生存与人作为生命体本应享有的诗意居住和自由追求构成了尴尬的悖论。不同于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的豪情,也不同于宗白华、丰子恺“人生艺术化”的“浪漫”,现代新儒家能较为理性、客观地看待艺术对人生的意义。唐君毅指出,传统中国人的审美趣味和生活情调是互不外在的,由观流泉而有观瀑布长江之感慨,于一丘一壑而生见泰山沧海之豪情。艺术之内,生活之外,皆为精神之所运,“寄情万物,皆以养德”,艺术对中国人而言不仅是外在地可欣赏、赞叹和崇敬的,而且也是内在地可藏焉、息焉、修焉、游焉 艺术本身即是生活的一部分。由此,唐君毅反省西方的宗教、艺术与文学“只能把人之精神暂时移入一超现实的境界,而不能使人长住于此境界”。艺术存在的价值并不只是为了营造一个孤芳自赏的幻象世界,它是不能脱离现实生活的人伦83刘建平 儒家美学的“大时代”唐君毅:唐君毅全集卷三,台湾学生书局 1986 年版,第 53 页。牟宗三:生命的学问,三民书局 1970 年版,第 2 页。徐复观:不思不想的时代,李维武编:徐复观文集(第一卷),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89 页。徐复观:思想与时代,李维武编:徐复观文集(第一卷),第 196 页。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自叙,春风文艺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7 页。徐复观:日本的镇魂剂 京都,李维武编:徐复观文集(第一卷),第 261 页。唐君毅:人生之体验续编,台湾学生书局 1984 年版,第 87 页。日用、道德实践的,“东方文化中之礼乐生活,重在与平凡人的生活相结合”。现代新儒家在中西艺术精神比较的视野下,深刻洞察到审美对于现实人生和生命安顿方面的意义,故而能对其功用持一种理性而有限度的期待,这对我们思考当代美育与生活的关系、建构现代中国美学体系同样具有警醒和启示作用。二、重构民族美典:“中国艺术精神”审美范式的形成美典,即美的典范、美的理想,高友工认为“美典”就是在一个国家文学艺术中所体现出的“文化理想”“文化价值”,也即能表现一个理想世界的思想与体式,现代新儒家对“中国艺术精神”问题的思考本质上体现了中国美学家们在全球化时代回应世界范围内的“艺术终结论”思潮、建构“民族美典”的努力。方东美、徐复观、唐君毅等通过对“中国艺术精神”问题的现代诠释,揭示了民族审美心灵的本质和中国艺术的现代价值,从宗白华的“中国文化的美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