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挖掘处境不利儿童的家庭优势——知识基金理论的视角_李海峰.pdf

-32-如何挖掘处境不利儿童的家庭优势知识基金理论的视角李海峰，王雨朦摘 要处境不利儿童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包括留守儿童、家庭困难儿童等。他们的教育问题近年来引起了学术界的大量关注。在相关研究中，“缺陷文化”常常成为研究者的理论假设或出发点，并对其结论造成了重要影响。在这一理论假设下，处境不利儿童往往被污名化，如学业成就低下、家庭教养低、个人卫生习惯差。虽然这一研究进路看到了制约处境不利儿童发展的诸多因素，却没有认真审视其文化情境的积极因素。从处境不利儿童抗逆力的研究发现，他们的抗逆力并没有呈现一边倒的趋势，而是呈现出矛盾性，说明他们的生长语境中仍有诸多优势和有利因素，亟待研究者提炼发掘。因此，知识基金理论从积极或优势的视角批判了传统的“文化缺陷”理论，通过构建学校与家庭、社区之间的权力平衡，实现两者之间对话，让教育工作者将儿童拥有的地方知识转化为学校认可的合法知识。在知识基金的理论引导下，研究者通过承认、迁移、转换和激活/调动，将具身于处境不利儿童身上的实践知识转化为具有教育价值的学校知识的一部分，并促使教育机构的全纳性发展和促进其多元话语体系的构建。关键词文化缺陷；知识基金；底层文化资本；处境不利儿童作者简介李海峰，西南大学荣昌校区基础部，讲师，博士（重庆 402460）；王雨朦，北京教育学院思想政治教育与德育学院，讲师，博士（北京 100011）。中图分类号G40-0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2277（2023）01-0032-09基基金项目：西南大学2022年教育教学改革课题“网络环境下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与评价研究”（西大115）。一、问题提出在对处境不利儿童、困境儿童、留守儿童等弱势儿童的研究中，一般采用消极或劣势等视角来观察和研究处于不利环境中儿童的学习与成长，“文化缺陷”理论是其典型代表。该理论提出，家庭环境的缺陷会导致儿童技能、知识和行为的缺陷，从而导致其学校表现不佳。在此理论指导下，我国对以留守儿童为代表的处境不利儿童的研究中，往往看到的是其生存环境中的各种不利因素，忽视了其成长中的积极因素。近年来，在关于抗逆力研究中，揭示出另一个悖论式的结论，即农村家庭的留守儿童有的性格十分脆弱，而有的却展现出顽强的生命力。在以“赋权增能”为研究导向的人文社科研专题：教育公平研究DOI:10.3969/j.issn.1671-2277.2023.01.003第35卷 第1期2023年2月Vol.35 No.1Feb.2023Journal of Tianjin Academy of Educational Science学报-33-如何挖掘处境不利儿童的家庭优势究中，如何挖掘不利处境中的积极因素，并赋予新的形式，使其能为处境不利儿童成长与发展提供可能的积极影响，将是本研究探讨的主题。随着处境不利儿童研究的持续开展，寒门难出贵子的话题再次引起社会的高度关注。在呼吁给予他们更多的肯定和关注的同时，研究者也积极寻找可能的突破。在国内，青年学者程猛以自身的成长为例子，提出了“底层文化资本”的概念。程猛率先提出和使用“底层文化资本”术语，主张底层子弟拥有自身特质的文化资本而获致高学业成就，并得到了林晓珊、陈乐等学者的认同。在后续研究中，“底层文化资本”概念得到了批判性发展。余秀兰承认底层子弟高学历成就的取得离不开特有底层文化资本所发挥的作用，同时仍然坚持外在于其家庭的文化资本类型对底层子弟高学历成就的弥补作用；朱镕君着眼城乡空间流动，强调“底层文化资本内生于家庭、外嵌于乡村、弥补于城镇，在空间流动中不断积累形成”；韩怀珠和韩志伟对底层文化资本是“底层特有的文化资本”提出了质疑，认为不宜将底层文化资本过度局限为内生于底层而带有底层特质的范畴，而应该同样关注到发挥弥补作用的内容，换句话说，底层文化资本存在于家庭内外多场域之中，兼有内生的特质文化和移入的外来文化。1“底层文化资本”的提出，表明我国对底层家庭子弟的研究开始转换视角，开始用一种优势视角来审视处境不利儿童成长。但鉴于这一概念初现，相对不太成熟，还有很多理论和实践问题需要厘清。因此，借鉴国外相关研究和理论发展，对于破解我国处境不利儿童发展困境，推动相关本土概念进一步生长以及国内外学术界在相关领域的对话具有重要意义。二、知识基金理论形成的影响思潮知识基金概念源于20世纪90年代初，由美国教育人类学家冈萨雷斯（Gonzalez）、摩尔（Moll）、巴内斯（CarlosVelez-Ibanez）、格林伯格（Greenberg）等提出。2,3知识基金包含家庭的社会和劳动历史、家庭习俗、劳动分工、育儿理念及教育观。“基金”指的是知识如何通过与其他家庭的社会关系网络的物物交换而获取，在这种交换中，知识成为一种货币，是家庭经济的一个重要方面。4教育人类学者之所以在研究中形成知识基金这一概念，从而突破传统的概念框架，除了田野调查的收获，也和新发展的学术思潮密切相关，总体来看，该理论的形成受到以下思潮的影响。（一）过程化视角下的文化观从1940年到1980年，人类学主流观点是强调文化的整体性和综合性。文化具有整体性、边界性和同质性。5这一时期对文化的研究主要包含两大流派，即所谓的精神主义（文化在头脑中）和物质主义（文化是处理物质存在的反应）。阐释主义与表征危机导致了文化内涵与研究路径的转向，成为知识基金产生的前提。20世纪80年代，由格尔兹发起的阐释主义文化观提出了“文化即文本”的口号。对格尔兹来说，研究文化就是研究意义的共享代码，是对正在进行的实践和“意义之网”的符号学解释。他将文化视为“文本的组合”，而文本表述和文化解释由此扎根。6马库斯在阐释主义文化观上提出了多点民族志，标志民族志研究从静态走向动态。研究者从对结构的描述转向对线索的厘清，试图从不同的点获得一幅文化发展脉络的全景图。知识基金理论基于新文化理论，认为文化的整体性逐渐被文化的多元性和混合性取代，文化变得异质、流动和多元。文化的边界性变得混沌、模糊，具有流动性。全球化使越来越多的学生游离于多种文化体系中，从跨文化和混合的知识库中汲取营养。写文化引起的表征危机使人类学家逐渐放弃对族群采取静态的、同质化的研究路径，过程性研究路径受到青睐。7研究方法强调个案史，由此展示了思想、事件和机构是如何通过时间互动和变化的。过程性研究路径将重点放在对持续性生成和建构的分析上，并对重复和创新不作区分。过程性-34-如何挖掘处境不利儿童的家庭优势研究路径搁置了既有秩序，即使这一秩序会随之改变。过程给历时研究的连续性和变化性提供了新的视角。由此，将某事件静态视为现有秩序的典型，而忽视其可能的革新，这就忽略了事件的动态性和生成性，该事件同样可以是现有结构消解新结构孕育的证据。事件可能显示了社会竞争的多重性并表达了竞争性文化主张。当过程性的研究路径切入日常生活时，日常活动形式即成为研究的参考框架。这些日常活动展现了家庭在特定历史文化情境下积累的知识基金。家庭实践并非被视为某一同质化社群的个体性表征，而是认为具有动态性、生成性和互动性。实践形成的事件可以展现社会竞争的多重性，并表达各种不同且相互竞争的文化认同。从过程性视角切入研究对象，在方法论意义上使研究者将研究目光转移到实践过程中可能发生的变化，并在行动研究的指导下进行干预和指导，以形成新的实践样态。这一研究路径搁置了现有的静态社会规范和模式，力图通过研究者与实践群体的互动形成新的发展。这种研究转向得益于文化本体性假设的改变。当文化从文化孤岛的边界性、整体性和封闭性走向混合、流动和异质的时候，一些看似规范、和谐的文化图像实则暗流涌动，各种不同的声音相互竞争，因此复调的、多声部的民族志研究也应运而生。当以过程性视角凝视处境不利儿童的社会化场域时，如学校、家庭、同伴群体和媒体，研究者可以将实践视为一种解放（emancipation），即放弃固有传统观点和认识对处境不利儿童及其家庭的污名化。从发现美、创造美的视角去切入他们在与恶劣的生活环境作斗争时体现出来的智慧、勤劳与勇敢。这些即是知识基金。过程化视角发现了处境不利儿童及其家庭中蕴含的美好的雏形，这些可以在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合作中提炼，形成学校可以吸收和课程化的知识基金。（二）文化即学生生活经验基于新的文化观与研究路径，知识基金对学生的生活提出了新的看法，重在培养学校和社区之间相互尊重与和谐共处。知识基金着重关注文化“实践”，即人们在做什么，以及他们对自己所做的事情的看法。这种过程性的方法批判了“缺陷文化”理论，缩短了家庭和学校之间的距离，建立起家长和教师间的互惠互利关系。教师积极将学生的家庭知识吸收进课堂，并从中学会如何做研究。研究者不再简单地记录学校和社区之间的不匹配，而是积极地让家庭参与对话，以解决学校和社区之间经常出现的不平等关系。通过参与式行动研究实现教师专业发展，并更新自身知识储备，从而直接影响其课堂实践。虽然学校将文化视为一种规范性的力量，即如何通过共同规范去塑造个人行为以及制定标准化的行为规则，但是知识基金搁置了文化的规范性及其规范化影响，将焦点转向文化中模糊、矛盾的方面，从多个角度审视了文化中模糊、矛盾的方面，尤其那些展现处境不利儿童在与学校规范文化格格不入的场景，从而使教育工作者对他们日常生活体验进行重新认识。知识基金将处境不利儿童所遭遇的矛盾、模糊和遮蔽的地带呈现在研究者和教育工作者眼前，让这些边缘化的地带成为研究的中心，并成为新的研究问题。在新的研究中，处境不利儿童家庭的优势得到发掘和审视，并经由批判教育学加工，转化为教育知识或活动。批判教育学者认为，发出各种不同的且相互竞争的声音特别重要，这些不同的声音为教育和学校变革提供了新的向度。学生的生活体验作为不同的声音，应作为发展学校教育理论的一个核心组成部分。由此在地化的教育需要基于处境不利儿童的知识基础，挖掘其家庭优势，开发新的教育知识体系。吉鲁指出“学生经验在学校中产生、组织和合法化的方式，对于理解学校如何生成特定行动并赋予合法化意义具有重要价值”8。因此，批判教育学特别强调对学生的经验和家庭生活实践的审视。在此视野下，教育研究并不应简单描述在学校里进行的事情，而应探讨“个人如何学习、知识如何产生以及主-35-如何挖掘处境不利儿童的家庭优势体地位如何构建”等问题。回到处境不利儿童的学校实践中，当处境不利儿童的学习体验成为学校生成合法化教育及教学行动的重要参考时，处境不利儿童的知识基金则成为学校考察的重要知识来源。唯有处境不利学生发出自己的声音，具有地方性和历史性的知识基金才可能转化为学校教学知识。（三）从家庭叙事中发掘教育知识知识基金不仅关注处境不利学生在学校的各种实践，而且关注其家庭叙事，力图从处境不利儿童家长与教师的对话中挖掘出家庭的知识基金。知识基金理论试图打破传统教师和家长之间的一问一答模式，鼓励教师和家长进行开放式对话，以获得有关家庭生活史的详细资料。当处境不利儿童的家长叙述自身独特生活历程的时候，一种历史意识开始显现，当他们叙事自身的人生轨迹时，他们经历的历史性得以显现，家庭谈话由此成为一种解放性教育过程，并催生知识基金。通过平等对话，家长可以敞开心扉，找到和学校链接的纽带，教师从对话中发掘有用的经验，以提炼出知识基金，家长也积极发掘和证明其生活经历中的教育意义。家庭访谈所包含的语篇特征，成为教育反思和意识生成的载体。教师与家长之间的关系被重新定义，家校之间建立信任关系，并充分合作，共同促进儿童的成长。借鉴处境不利学生家庭知识经验的目的，并不是要在课堂上仅仅复制家庭知识，相反，通过借鉴家庭知识，学生的经验被认为是有效的，课堂实践可以建立在学生可以操作的熟悉的知识基础上，以加强在数学、社会研究、语言艺术和其他内容领域的学习。在这些思潮的引领下，知识基金成为分析美国底层社会和底层人士的重要理论假设。伊巴内斯和格林伯格基于知识基金，将研究聚焦于经济上处于边缘地位的墨西哥家庭，研究内容包括如何使用其社会网络来促进自身的社会和经济交流并维系相互关系，以消解社会经济劣势带来的不确定性。他们把知识基金描述为一系列知识和技能的组合，其对墨西哥族裔美国人的生计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