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汉关与武汉——以航运交通为中心的考察_吴成国.pdf

30 档案记忆2023.3江汉关与武汉以航运交通为中心的考察文/吴成国王秦1907 年，张之洞在蛇山临江处题写联语：“昔贤整顿乾坤，缔造先从江汉起；今日交通文轨，登临不觉亚欧遥。”冯天瑜先生认为该联语较早“将武汉在全国的枢纽地位，从历史纵深度和全球广阔度加以界定”。1927年，毛泽东菩萨蛮黄鹤楼言“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张建华先生认为“是对武汉中心和枢纽地位精准的概括 和 说 明”。从张之洞到毛泽东，都充分认识到近代武汉在“交通枢纽”方面的重要作用。江 汉 关 作 为中英天津条约的产物，在近代武汉的城市发展史上，具 有重要作用。武 汉因水而兴，因港而兴，长江、汉 水在此交汇，是 长江中游的水运网络中心；汉口开埠后，武汉从“船码头”逐渐发展为长江航运中心港；京汉铁路通车后，武汉进一步升级为沟通南北、承东启西的中部地区水陆综合运输枢纽。这些变化与江汉关的设立密不可分。航运交通史，是研究近代武汉的城市发展的重要内容，本文试图以航运交通为中心，考察江汉关与近代武汉的城市发展之间的密切关系。一、江汉关设立前武汉地区的航运交通早在明清时期，“武”“汉”已经常被连称指武昌、汉口、汉阳三镇。明万历元年(1573)，姚宏谟重修晴川阁记载：“武、汉之胜亦莫得而恣其观游焉。”范锴刊行汉口丛谈载：“康熙二十七年戊辰六月，巡抚柯永昇自尽，遂陷武、汉等郡。”“武”“汉”连称多见，表明连称已成为时人对这一地域的常用表达。直到近代，“武汉三镇”一词才频见于诸多文献中。对江汉关设立前武汉航运交通的考察，即从近代武昌、汉口、汉阳三镇所在之地“武汉”开始谈起。武汉地区的航运交通发展较早，明清之前已经得到蓬勃发展，奠定了武汉三镇发展成为长江中下游流域中心城市的基础。此后，武汉地区的港口逐步确立了华中货物集散地的商港地位，成为当时全国内河最大的航运中心。明清时期，汉口镇兴起并形成遍布全国的航运交通网络，但仍存在明显不利于航运交通发展1924 年，江汉关竣工建成，成为武汉标志性建筑31 档案记忆2023.3的因素。一是港口建设较为落后。在汉口一带，码头设备简陋；武汉的港埠尚无专营栈房以存放货物。二是汉口行政级别较低。汉口在法律上是汉阳的郊区。凡此种种，均不利于航运交通的规划建设。江汉关设立前，武昌、汉阳得汉口航运交通之便获得发展，三镇联系日益密切。通过水上航运通道，武汉可以与全国许多地区沟通。汉口港的货源腹地进一步扩展，加强了武汉三镇的联系，促进了武汉与各地之间的商品交流与贸易发展。此外，开埠前的武汉地区，已经有发达的驿站与全国相连，武汉地区与东南西北诸多省份往来便利。武汉地区陆路交通通达至此，加强了与全国各地的经贸联系，武汉以之为基础，形成了庞大的商业网络。但是，江汉关设立前的武汉地区，航运交通发展仍存在弊病，不利于武汉地区航运交通的良性发展，尚不具备近代意义上的城市内涵和特质。二、江汉关的设立与武汉地区航运交通的发展汉口开埠与航运交通有密切关系。1858 年 6 月 26 日，清政府与英国在天津签订中英天津条约。条约第十条规定：“长江一带各口，英商船只俱可通商。惟现在江上下游均有贼匪，除镇江一年后立口通商外，其余俟地方平靖，大英钦差大臣与大清特派之大学士尚书会议，准将自汉口溯流至海各地，选择不逾三口，准为英船出进货物通商之区。”依据该规定，清政府在长江流域开放了通商口岸。为了获得通往中国西部的运输渠道，额尔金选定汉口作为开埠地。1861年 4月，汉口正式开埠通商。武汉城市近代化篇章由此开启，武汉地区也催生了航运交通现代化的新芽。开埠通商后，设立江汉关负责征税事宜被提上日程。开埠之初，按照长江各口通商暂定章程进行贸易，英国商人曲解条约，在汉口以下的沿江贸易无限制，出现了偷漏税款、走私军火等现象。为解决这些问题，1862年 1 月 1 日，清政府建立江汉关税务司署，江汉关正式开关，汉口直接对外贸易自此开始。12 月5 日，赫德在上海向各关税务司发出通令：“兹附送长江通商章程(修订)，仰遵照办理。自 1863 年 1 月 1 日始，依照该修订章程，在汉口、九江、镇江、上海等地征收各税。”自此，江汉关的征税业务正式开展，江汉关成为名副其实的海关。（一）江汉关航政管理业务的推进近代海关的职责庞杂无比，其中的航政即与航运交通有关。海关设立船钞部，兼办航政等相关业务，旨在改善航运条件。其中，江汉关管理汉口港和出入汉口港的轮船以及引水业务，负责自湖北省马祖山入江之处起，至洞庭湖口岳州府城止的航道，并负责管辖水域内的灯塔、浮标等助航设施的设置和维护。晚清时期，江汉关的航政管理业务，已经取得一定成效。在助航设施的建设管理上，到 1870年，“沿长江各处，于镇江、九江与汉口各关税务司之监督下已建成灯标约三十座”。在管理的航道上，设置有警船灯塔、警浮标、警船桩等，这些助航设施主要在汉口下游黄冈、大冶石灰窑和江夏下沙湖长江水道。在引水业务管理上，江汉关理船厅遵守赫德 1868 年主持修订的引水章程专条，还制定了亦需遵守的本埠章程。在轮船管理上，负责查验相关牌照、管理船只的出入停泊和上下货。在管理办法上，轮船管理章程不断完善。民国建立之初，在航政管理业务上，江汉关成为交通部法规政策的执行者。1912 年，全国航政管理机构由交通部航政司负责，但海关的理船厅仍然是航政管理机构。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央政府的权威恢复，从海关收回航政管理权被提上日程。到1934 年，港口内各码头的船只丈量和注册给照权力归汉口航政局。至此，海关监管的大部分航政权由交通部主管。航政管理是江汉关业务的重要门类，江汉关对武汉航运交通的发展，起到的作用不可小觑。海关行政权和港口管理权等本属国家主权，英国侵略者利用武力逼迫清政府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之后，凭借特权控制了相关权力。从江汉关设立到民国政府建立之初，江汉关一直负责港务、助航设施等航政管理相关事宜。直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才将江32 档案记忆2023.3汉关兼管的大部分航政权收回。1956 年 5 月 1 日，武汉关撤销，武汉从通商口岸型城市转变成内地型城市，江汉关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二）航政管理助力航运交通发展江汉关的设立和海关航政管理等作用的发挥，推动了近代武汉航运交通发展，使武汉真正能够成为交通枢纽城，为近代武汉的城市发展打下交通先行的基础。这主要体现在航运基础建设、航运管理服务以及交通枢纽形成方面。一是加快了航运基础设施建设。1862 年，江汉关颁布江汉关各国商船进出起下货物完纳税钞简明章程，规定：“凡大洋船、内江轮船，只准在大江龟山头之北，甘露寺之南停泊，离西岸在一里路之限内起卸货物。”根据该章程，轮船码头必须修建在汉口沿长江岸边，汉口的港口重心也从汉江两岸转移到长江岸边。外国商船进入汉口，港区的范围和规模不断扩大，港口建设面临新的挑战。轮船公司开始修筑码头、投资码头栈房、租赁或建造仓库货栈、建立航运基地等。通过这些举措，港口的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二是推动了航运管理服务发展。汉口开埠后，大量外国船舶涌入。逐年增加的外国船舶，吨位更大，吃水更深，对港口的航政港务管理、港埠基本设施建设等提出了新的要求。江汉关设立后，在管理的航道上引入先进的对外贸易管理制度，加强助航设施建设，并遵照相关规章制度执行航务管理。1913 年江汉关颁布的汉口通商章程，更对船舶运输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安全问题加强管理。为了应对江汉关在航政管理中遇到的问题，报关行和驳划运输业等行业兴起，这些新兴行业应江汉关航政管理存在的问题而生，反过来便利了江汉关港口航政管理，加快了货物的周转。三是促进了交通枢纽格局形成。张之洞督鄂期间，武汉地区的铁路建设开始得到重视。1910年，轮船招商局试办了水路和铁路联合运输，铁路与航运实现互联互通，沟通南北的铁路，改写了汉口的交通史。开埠前的汉口，与武昌、汉阳之间的渡江交通工具只有划子、摆江等民间渡船，1877 年设置官渡，1896 年始有过江轮渡。此时的武汉地区，以汉口为中心，连接三镇，本地交通较为便捷，对内可连接腹地诸省，对外可与他国进行直接航运，从长江航运中心港开始向中部地区最大的水陆综合运输枢纽港升级。三、航运交通与近代武汉的城市发展汉口开埠、江汉关设立后，清光绪二十四年(1899)，张之洞上奏汉口请设专官折，武汉三镇在行政上真正实现鼎立。武汉三镇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上又从来十分紧密，特别是自 1927 年三镇合一定名“武汉”，作为国民政府的临时首都后，更不可分开了。武汉得经济地理区位之便，加速了近代武汉城市的近代化进程。（一）商业经济交通枢纽格局形成，助力商业圈不断扩展，使武汉发展成为至 1937 年，在汉航业机构有 150 余家，外洋海轮停泊量每年在 200800 艘之间。图为江汉关前停泊着众多外国大型客货轮船33 档案记忆2023.3内地最大的货物集散中心，为如今武汉市打造全国经济中心提供了历史借鉴。国内经济腹地扩展，国内贸易地位提升，武汉发展成仅次于上海的国内贸易基地，在国内贸易中的战略地位进一步加强。京汉铁路、粤汉铁路通车后，武汉的经济腹地向南北方向扩展，在国内贸易中的战略地位进一步加强。到 1936 年，汉口的国内贸易额已经位居全国第二。武汉得港埠之便，拓展了国内的经济腹地，加速了港口和城市的近代化进程。开埠后水陆码头成为货运、客运中心，物资集散和中转业务蓬勃兴起，促进了武汉腹地经济的兴起与发展。商业贸易被纳入世界市场，对外贸易蓬勃发展，武汉成为中国内地最大的国际贸易口岸。开埠通商后，武汉开始对外贸易，将中国贸易纳入世界市场，武汉开始从封闭型的传统市镇向外向型的通商港口城市转化。武汉新增了直接对外贸易，汉口商界进入了“万国交通”的时代。汉口商业月刊载：“汉口一埠乃内地之枢纽盖其不处海滨，外国航轮，无由直达，祗司集中土货，运沪出口，收纳洋货，散销内地，最为相宜。”得天独厚的交通枢纽地位与商品贸易优势，成就了以汉口港口贸易发展为核心的近代武汉在国际贸易上的重要地位。传统经济行业受到冲击，民族工业逐步发展，武汉成为现代化的国际性工商业城市。便捷的交通在吸引外商、外资、外轮云集武汉方面有积极作用，更重要的是，在交通、外贸管理上引进的国际方式和国际惯例，使武汉商业习惯迅速与国际接轨。越来越多的外籍商人来武汉贸易，并设立了具有现代性的经济行业，如工厂、银行、洋行等。本地商人和商业行帮，积极调整经营方略和经营品种，使武汉从传统市场体系(区域市场体系)到现代市场体系(国际市场体系)的过渡和转变较快完成。（二）社会生活交通枢纽作用的发挥，加快了城市面貌的革新，影响了民众的社会生活，武汉日益呈现出近代化的城市风貌。西方市政思想传入，市政建设管理得到重视并逐步实施，给居民的社会生活提供了更好的环境。武汉的港口重心转移到长江岸边后，城区走向也沿长江岸发展。租界区建立了新的市政管理体制，修筑公共设施，发展公共事业，激发了华界官、商发展市政和振兴华界市区的愿望。汉口的市政建设是武汉市政建设的典型，经历了从租界移植城市景观，张之洞市政改革，到 20 世纪 30年代汉口“市政改革”的过程。这一时期的武汉市政，逐渐呈现出现代化城市应该具有的风貌。吸引大量人口流入武汉，为民众谋生提供了诸多可能，人们的生计得到更多保障。海关十年报告指出：“汉口的人口不是纯粹的本地人，由于该港的诱惑，他们来自远近各地，居民成分复杂。”汉口以移民为主，城市交通便捷，百业兴旺，为民众提供了更多谋生的机会，卷集了巨大的、上升的城市人口。港口交通之便，给民众的谋生带来多元选择。在航运交通的作用下，三镇对人口的吸引是普遍性的，特别是在抗战时期，武汉成为难民的聚集地和转移通道。现代化的娱乐方式引入武汉，大众积极参与公共娱乐生活，娱乐选择更趋多元化。外籍侨民来汉，为了满足日常生活所需，他们修建了俱乐部、饭店、酒吧、咖啡馆、电影院等。也吸引了国人在汉创办新式娱乐场所。江汉关职工俱乐部自发成立的乐文社，便是以丰富职工娱乐活动为名创立。武汉的报刊业也逐渐发展起来，不论官办报刊还是民办报刊，在数量上逐渐增多，在内容上日趋丰富，其中不乏武汉小报之类供娱乐消遣之用的报刊。过江轮渡设置后，每到星期六，武汉的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