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数字化、协调成本与决策模式转型_聂爱云.pdf

产经评论2023 年 1 月第 1 期收稿日期 2022 09 30基金项目 江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机器人使用的就业效应:理论机制与中国证据”(项目编号:22YJ16，项目负责人:何小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信息通讯技术与企业生产率:理论机制、实现路径与微观证据”(项目编号:71963017，项目负责人:何小钢);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双碳目标下我国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数字化驱动研究”(项目编号:22BJY226，项目负责人:李有)。作者简介 聂爱云，江西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技术创新与企业成长;王善骝，经济学硕士，江西华赣航投股份有限公司，研究方向为信息技术与企业增长;何小钢，江西财经大学应用经济学院、财经数据科学重点实验室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数字经济与产业发展。企业数字化、协调成本与决策模式转型聂爱云王善骝何小钢 摘要 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给企业管理决策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企业决策模式与数字化转型如何有效匹配是制造业成功转型的关键。基于不完全契约理论发展一个企业决策模型，在考虑不确定性与协调性的基础上，探索数字经济条件下企业决策模式选择问题，并运用世界银行统计的中国 120 个城市共11658 家企业调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1)企业的协调性需求会提高协调成本，而企业面临的环境不确定性则会提高适应成本，进而影响企业的纵向分工结构;(2)企业的协调性需求促使企业采用集权决策结构，而企业所面临的环境不确定性则会促使企业采用分权决策结构;(3)数字化能够通过影响垂直方向的信息沟通效率来降低适应成本，进而提高集权倾向，但是数字化对水平方向信息沟通效率的提升则会降低协调成本，进而推动决策结构走向分权。进一步地，协调性需求对两者的权衡有极大影响。当企业协调性需求很低时，数字化能提高企业的分权倾向;当协调性需求很高时，数字化提高分权倾向的边际效应越来越小，当协调性需求高于个某个临界时，数字化甚至会提高集权倾向。由此得到对企业构建与数字经济时代匹配的决策模式的管理启示。关键词 分权;集权;决策模式;数字化;协调成本 中图分类号 F06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 8298(2023)01 0025 23 DOI 10.14007/ki.cjpl.2023.01.003 引用方式 聂爱云，王善骝，何小钢 企业数字化、协调成本与决策模式转型J 产经评论，2023，14(1):25 47一引言决策权分配历来是社会组织结构中的重要问题，无论是在古代使节出访还是在现代企业组织结构中，决策权分配问题都颇为关键。决策模式的选择对现代企业发展同样重要，因为这一问题应对恰当与否直接关系到企业经营绩效(Chandler，19621;Williamson，19752)，甚至会影响企业命运。这从本田汽车公司的决策结构演变过程可见一斑。根据詹森(2008)3 记载，本田汽车公司经历了“集权分权集权”的演进，这一过程中伴随着企业绩效的起伏。而同期，大量跨国企业也都改变了其组织内部决策权的分配，与本田不同的是，多数企业都是将决策权从集权向分权调整。总体而言，企业决策权配置的演变没有固定模式，集权或分权模式的优劣并不是绝对的。企业组织决策模式并非52一成不变，企业会随时根据自身面临的经济环境与技术条件及时调整组织结构。随着人工智能、5G 等新型信息通信技术的大规模应用，企业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同时也带来了许多挑战。首当其冲的就是，信息化与数字化给企业组织结构与决策模式带来的冲击(陈国青等，2020)4。数字化建设会让企业的组织结构趋向扁平化，这无形中增加了企业管理层的管理半径，因此会趋向于采用分权决策模式，为数不多的经验研究也支持这个观点(Brynjolffson et al，20025;Acemoglu et al，20076)。但是在企业实践中可以看到不少特例:沃尔玛公司在 2010 年开始全面转向集权就是最引人注目的例子。沃尔玛一直以来都是全球零售行业数字化的先行者。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目前已经建立起全球性的信息资源管理、数据交换和分析、自动订货、自动补货等系统模块，甚至建立了自有的专用卫星通信中心来连接各个模块。但是从 2014 年开始，沃尔玛开始“逆势而为”，放弃了以往备受推崇的分权式经营管理模式，全面转向集权。他们认为在产品质量控制、成本节约以及统一营销等方面，集权模式可以表现出极其明显的优势。从这点来看，企业数字化并不完全和绝对地带来决策分权，这和以往研究一直认定的“信息化(数字化)一定会导致决策分权”论调是不一致的。理论与现实的背离，亟待更进一步的探索。在新的数字化环境下，企业的信息获取、资源分配以及产销协同方式发生根本性变化。与此同时，企业经营环境的不确定性不断增加，企业对协调性的需求也日益增长。产业数字化对企业原有组织和决策模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企业如何通过组织转型适应数字技术环境成为理论与实践界关注的重要问题(徐鹏和徐向艺，2020)7。企业数字化与决策模式如何有效匹配是制造业成功转型的关键，只有建立起合适的决策模式才能避免陷入“信息技术生产率悖论”(何小钢等，2019)8。在信息化和数字化带来的不确定性和协调性日益增长的情况下，企业到底是如何配置决策权的?哪些因素对企业决策权配置起关键作用?信息通讯技术到底会导致企业决策分权还是集权?解答这些问题对于制造业数字化成功转型大有裨益。本文基于 Dessein 和 Santos(2006)9、Dessein 和 Minami(2019)10 的研究，发展一个协调适应模型，在考虑信息化和数字化导致的不确定性与协调性需求不断增加的基础上，探索数字化条件下企业决策模式选择问题。与 Dessein 和 Santos(2006)9 分析企业内部何时应该采用团队分工而不考虑协调适应性不同，本文借鉴 Dessein 和 Minami(2019)10 的方法，尝试将协调适应性应用于企业决策权配置。在本文的模型中，组织决策权配置设计的核心问题是实现组织中相互依赖任务之间的协调和保持其适应不断变化环境的能力。进一步地，基于世界银行调查 2005 年数据对模型得出的结论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企业的协调性需求会影响企业的协调成本，而企业面临的环境不确定性通过影响企业的适应成本，进而影响企业的纵向分工结构;(2)企业的协调性需求促使企业采用集权决策结构，而企业所面临的环境不确定性则会促使企业采用分权决策结构;(3)数字化能够通过影响垂直方向的信息沟通效率来降低企业的适应成本，进而提高企业的集权倾向，但是水平方向信息沟通效率的提升也能降低企业内部协调成本，进而推动企业决策结构走向分权，两种效用强弱受到企业内部协调性需求的影响。相比现有文献，本文的贡献主要有:第一，在考虑不确定性与协调性的基础上，拓展了企业决策权配置的形成机制研究。与单方面地基于委托代理理论(Aghion 和 Tirole，199711;Dessein，200212)和基于专业知识(芮明杰和陈守明，199913;李卫东和林志扬，200714;Bloom et al，201415)研究企业决策权配置问题不同，本文考虑面临不确定性和协调性双重需求条件下的企业决策权配置，这更加贴近当前的数字经济环境。第二，研究数字技术对协调性和不确定性两类属性的影响，丰富了数字技术影响企业决策权配置的相关文献，突破了以往单一视角的研究(彭赓等，2001)16。第三，丰富了企业决策权配置的经验研究，为数不多的经验研究基本上局限于单向研究，并未识别各因素影响企业决策权配置的机制，本文研究数字技术与不确定性、协调性的相互影响，推62进和发展 Dessein 和 Minami(2019)10 的洞见，是国内少数比较系统地从理论与实证两个层面探索企业在面对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时如何调整决策模式的文献。另外，从实践上看，企业决策模式对企业绩效提升至关重要，本文研究结论对指导企业在智能制造与数字经济环境下设立适宜的决策模式具有一定参考意义，可为企业构建与数字经济时代匹配的决策模式提供思路。二文献综述在交易成本经济学理论和不完全契约理论两大企业理论的源流下，诸多研究探讨企业内部权力应该如何配置的问题，研究方法方面也不拘泥于规范研究，特别是随着计量经济学的发展，很多研究也采用实证方法来探讨企业权力应该如何配置以及解释为何企业的决策权应该如此配置。本文主要采用不完全契约理论框架来研究企业内部决策权配置问题，因此，集中综述这一领域的相关观点，另外回顾信息技术应用影响企业决策权配置的相关研究。(一)基于委托代理的决策权配置理论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发展的博弈论为企业内部集权与分权选择问题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研究工具。诸多学者在不完全契约理论框架下基于委托代理理论来研究企业决策权配置的问题。Aghion 和Tirole(1997)11 开创性地建立了一个组织内形式上的权威与真实权力(对决策的实际有效控制)的决策权分配理论，并说明了形式上的权威结构如何能够适应不同程度的“真实”权力的机制。在此基础上，Dessein(2002)12 进一步分析了激励冲突、环境不确定性与通信效率对决策权配置的影响。他们发现只要激励冲突相对于环境不确定性不大，那么委托人最优选择是分权。而在保持激励冲突不变的情况下，改变信息结构，比如环境不确定性变小且委托人能够检查核实代理人汇报本地的环境信息则会选择集权。Acemoglu et al(2007)6 基于委托代理理论分析了新技术扩散与企业分权之间的关系。他们认为集中决策依赖于委托人所知的信息，且假设相对于代理人的信息优势，委托人拥有的信息与公开信息等同。因此，当面临特定技术冲击时，委托人会将权力授予具有信息优势的代理人，但代理人可以利用其信息优势做出不符合委托人最佳利益的选择。而当那些关于特定技术的可用公共信息增加，这个平衡偏向集权。他们通过实证分析进一步得出，接近技术前沿的公司、更加异质环境中的公司以及更年轻的公司更有可能选择分权。他们所采用的实证方法与度量方式具有相当的开创性，为后续实证研究提供了参考。(二)基于专业知识的决策权配置理论虽然哈耶克和詹森在集权与分权的讨论中引入知识的概念开了思想先河，但在企业内部基于知识的决策权配置理论直接来源于泰勒和马克斯韦伯的组织设计思想。哈耶克认为组织绩效源于对资源的最佳利用，而资源配置又需要将知识与决策权结合。哈耶克认识到，经济效率取决于决策权威和对决策起支撑作用的知识之间的匹配关系。一般来说，一个组织是采用集权还是分权的组织结构，关键在于知识在组织中的分布状态，分散的和不确定的知识分布应采取分权的组织结构，集中和确定的知识分布应当倾向于采用集权的组织结构。当一些知识无法传递或者传递成本过高时，决策者无法获得某些特定地点、特定时间相关的知识，因此，决策权的分解是保证决策正确的唯一方法。学者基于他们的思想进行了大量关于企业组织决策结构的研究，Christie et al(2003)17 认为企业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的目标，需要权衡知识转移成本和控制成本后将知识转移给有权做出决策的人或将决策权转移给拥有知识的单位或个人。Bloom et al(2014)15 基于专业知识在科层组织中的分布与决策结构的分析框架来研究信息技术与通信技术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技术对决策结构的影响。芮明杰和陈守明(1999)13 指出，降低知识传播成本并不一定就会带来集权。只有当技术能提高专门知识从较低层次向上传送更加高效便捷时才会引发集权。程德俊等(2001)18 也认同组织设计的一个关键问题是保持知识与权力的匹配这一观点，组织是集权还是分权主要由知识在企业中的分布决定，而专业知识在组72织中的分布受制于企业所在行业、企业规模等几个方面因素。(三)基于协调与适应成本的授权理论研究者还从企业协调与适应的角度来研究企业的决策权分配。为保持竞争力，企业必须在响应本地环境的同时协调企业内部的各项活动。诸多文献分析了在组织内部广泛分布软性信息(即难以被编码、标准化，区别于硬性信息)且组织参与者具有策略性行为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