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困局下桂系的生存逻辑(1931—1936)_贺江枫.pdf

91专题研究财政困局下桂系的生存逻辑（19311936）贺 江 枫摘 要：中原大战后，桂系为维持存在，通过与西南诸省合作获得必要生存空间，并极力确保财政收入稳定可控，以便为军政建设提供充沛经济资源。国民政府在统合西南过程中，财经手段成为重要途径。随着 1935 年贵州政局重组，桂系丧失至为关键的战略缓冲地带，加之滇黔烟土改道与法币改革实施，使其财政濒临枯竭，推动了桂系与陈济棠合谋反蒋的步伐。但此后粤局崩溃，在国民政府的军事封锁和经济打压下，桂系内外交困，为换取发展所需的地盘与财政资源，桂系最终选择与蒋合作，实现了生存逻辑的转变。关键词：桂系 李宗仁 白崇禧 黄旭初 蒋介石新桂系作为李宗仁、白崇禧主导的广西地方军政集团，自北伐军兴，以“小省强人”的姿态迅速崛起。此后，桂系与蒋介石的矛盾渐趋激化，以至爆发蒋桂战争。自 1931 年开始，蒋桂之间虽不复兵戎相见，但政治对立的态势却长期延续，“以李白之资望能力，不克在中央指导之下，一致合作，转任其局促一隅，翘然独异，形成国家统一之隐忧”。1936 年 9 月，持续数月之久的两广事变和平解决，桂系在南京国民政府保障其地盘、军队等核心利益的前提下，与蒋介石握手言和。桂系虽仍自成体系，但蒋自信广西从此不足为虑，强调广东已被其控制，西南政局今非昔比，桂系面对鸦片税收断绝、财政崩溃的困境，唯有与其合作、寻求财政补助方能维持生存，桂系“依赖中 央之心将不可一日脱离，虽有十白，非绝对听命中 社评：广西问题和平解决，大公报（天津）1936 年 9 月 7 日，第 2 版。历 史 研 究 2023 年第 3 期 92央，则无能为力矣”。国民政府推行的财政经济政策在桂系从反蒋转向和蒋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甚或成为影响桂系生存逻辑的核心因素之一。而桂系作为国民党统治时期延续时间最久、具有广泛政治影响力的地方军政集团，自中原大战后与蒋介石关系从冲突逐步走向缓和、直至合作，其生存逻辑的转变过程，对于理解民国时期地方势力的生存以及央地关系演变均有重要学术价值。本文试图利用近年新披露的桂系核心人物黄旭初日记、回忆录，结合各类中外文档案，重点考察南京国民政府前期，在西南特殊的社会经济结构之下，桂系生存逻辑转变的政治、经济动因，探析财政经济因素在国民政府实施地方政治整合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以期对桂系的政治特性、行为逻辑形成更深的认知。一、西南政局演变背景下的桂系财政新桂系 1926 年宣布效忠国民党后，在北伐战争期间势力不断扩展，控制的地盘从广西镇南关延伸至华北地区，并且积极争取对全国政治走向产生影响，乃至陈济棠认为，桂系“抗中央、排外省几成天性，李、白、黄诸人实一邱之貉，饥之则 蒋介石日记，1936 年 9 月 30 日，“本月反省录”，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藏。整体而言，学界关于 20 世纪 30 年代前期桂系与西南政局的研究，在史料方面，主要利用胡汉民未刊函电、蒋介石档案及日记来展开分析，更多是“他者”的言说，缺乏从桂系视角考察其生存逻辑转变；在研究内容方面，侧重展现蒋介石与胡汉民围绕国民党党统主导权的争夺，以及陈济棠、何键、龙云与蒋介石冲突合作的复杂面相；至于财经措施在地方政治整合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尚缺乏足够探讨，对影响西南政局走向的桂系发挥的作用缺乏细致考察。拉里认为，桂系行为逻辑兼具地方主义与国家观念的双重面相，但自1936 年广西自治地位丧失后，桂系作为独立派系已不复存在，其结论虽具启发意义，但与史实之间不乏可供商榷之处；孙修福曾专题论述蒋与特税法令、机构、财政开支的关系，但较少谈及蒋实施鸦片统制的政治动因及影响；刘成虎虽注意到围绕西南鸦片贸易的央地博弈，但对各地方实力派的政治抉择、态度差异缺乏深入探讨。参见陈红民：函电里的人际关系与政治：读哈佛燕京图书馆藏“胡汉民往来函电稿”，北京：三联书店，2003 年；戴安娜拉里：中国政坛上的桂系，陈仲丹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10年；罗敏：走向统一：西南与中央关系研究（19311936），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年；孙修福：蒋介石与鸦片特税，近代史研究1996 年第 1 期；肖自力：南京政府前期地方实力派的政治生存以何键为中心，历史研究2014 年第 3 期；刘成虎：20 世纪 30 年代南京国民政府与西南军阀间的控制与对抗以西南五省鸦片贸易为中心的考察，苏区研究2021 年第 6 期；段金生：龙云争取贵州辖制权的考察（19341936），中国历史研究院集刊第 5 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 年，第 207254 页。财政困局下桂系的生存逻辑（19311936）93伏，饱之则飏”。1929 年，桂系在蒋桂战争中遭遇重挫，但仍能利用广西条件重掌政局。1930 年中原大战期间，桂系联合阎锡山、冯玉祥共同反蒋，决计弃广西于不顾，倾师入湘，结果非但会师中原成为泡影，而且龙云派遣大军攻桂，兵临南宁城下；陈济棠的粤军又侵入广西，与滇军联络夹击，使得桂系再度陷入险境。与此同时，广西连年征战，民众苦不堪言，社会经济凋敝，犹如广西商民协会所言，“柳庆平桂各属叠被兵燹，满目疮痍，而梧浔郁郡饥馑洊臻，已非沃土，省垣中枢百政莫举，险象环生”。桂系为扭转内外交困局面，1930 年 10 月集中全力将滇军驱逐出境后，开始转向加强广西自身建设，待羽翼丰满，再图进取。就桂系生存的外部环境而言，陈济棠的粤军自滇军败退后，亦从宾阳撤至贵县，据守梧州等地，广西“全省尚未完全收复，但几度危险关头都已平安度过，且广西从此再无内战的兵祸”。令桂系感到意外的是，1931 年 2 月蒋介石囚禁胡汉民，引发粤籍军政人物反弹，4 月 30 日，萧佛成、古应芬等四人联名通电斥责蒋介石违法叛党。陈济棠因不满蒋介石大幅削减军饷补助，在古应芬等影响下，5月5日公开通电起兵反蒋。在此之前，陈济棠于4月下旬密派代表马晓军赴南宁，主动向桂系释仇修好，粤桂从军事对立迅即转向团结合作，桂系生存环境因之发生重大变化。黄旭初感叹道，“广西连被广东所败，而战胜者反向战败者请和，更出乎我们的意料。时事变化，真难捉摸”。5 月 11 日，李宗仁、白崇禧公开通电声援陈济棠，各派反蒋人士在广州另立国民政府，与南京形成对峙局面。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胡汉民获释，宁粤双方在沪展开和谈，达成妥协，取消广州国民政府，另行成立国民党西南执行部与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负责两广军政事宜。胡汉民则南下长居香港，与陈济棠、李宗仁等粤桂地方实力派合作，遥控指挥西南地方势力，加以贵州王家烈、云南龙云遥相呼应，使得西南成为阻扰蒋介石实现国内政治统一不可忽视的因素。西南与南京国民政府长期对峙，不仅为桂系生存提供足够的战略缓冲空间，亦使其获得相对稳定的发展环境。桂系鉴于“胡汉民在西南，南京不敢十分压迫，两广局势稳定，给予最好的建设机会”，提出“建设广西、复兴中国”的建设纲领，主张实践三民主义应采取自卫、自治、自给的“三自”政策，重点推行民团制度，将广西各区壮丁分别编 陈济棠致蒋中正电（1931 年 1 月 21 日），阎锡山史料档案，1160101030094008，台北“国史馆”藏。广西省商民协会致蒋中正等电（1930 年 2 月 5 日），国民政府档案，档号 00103222000002043，台北“国史馆”藏。黄旭初回忆录孙中山与陆荣廷的护法斗争，台北：独立作家出版社，2016 年，第 229 页。黄旭初回忆录：李宗仁、白崇禧与蒋介石的离合，北京：译林出版社，2019 年，第172 页。历 史 研 究 2023 年第 3 期 94队训练，以充实自卫力量、推行政令。民团制度的全面实施，使得广西匪患减少，也为军队募兵提供新的人力渠道。在军事建设方面，桂系提出寓兵于团、寓将于学、寓征于募，将民团组织训练、学校军事训练与征兵结合起来，广西地方社会呈现出高度军事化的态势。在经济建设领域，则着重推行自给政策，不仅奖励私人投资，更强调政府直接投资、发展国家资本。经过数年经营，全国各界对桂系观感随之转变，如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撰文称，广西“因为贫，所以上下一致，埋头苦干，因为小，所以官民合衷，情感融洽”，“诚实有朝气，是在任何地方没有如此普遍的”。白崇禧对创设民团甚为得意，声言此法源自管子，“作内政以寄军令之意，广西将民团寄于乡村之中，至民团之普遍，类瑞士之民兵，民团之性质类俄国之民兵”。然而广西僻处边陲，地方贫瘠，财政来源极为有限，桂系依靠田赋等税入难以维持地方政府有效运转，加之李宗仁、白崇禧大肆推行地方建设，整军备武、扩充兵源，对财政收入的需求急剧上升，“数年来省库收入虽有可观，然军费支出、整批购械付款，为数亦足惊人”。1933 年，桂系军队各项开支超过 2100 万元，占全省财政支出的 40.24%，尚且不论公安、行政、教育文化亦需款甚殷。增加财赋收入、确保军需开支，就成为桂系“第一紧要而又非常吃力的事”。当时广西全省约 1080 万人，壮丁接近 200 万，能够被桂系汲取的经济、人力资源甚为有限。广西省政府主席黄旭初坦言，“既不能效法四川预征若干年的田赋，又不能增加其他的税项，这真是个令人头疼的问题”。为开拓饷源，桂系将目光转向过境广西的鸦片贸易。黄旭初认为，“这是不得已无可如何的事，而且是沿袭旧有继续办理的”。事实上，1840 年之后，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列强通过战争打开中国国门，向中国大肆贩运鸦片以获取巨额经济利益。鸦片在中国的泛滥，使得大量白银外流、贸易失衡，更造成深重的灾难。腐败无能的清政府觊觎丰厚的经济收益，自 1858年开始实施鸦片贸易合法化政策，鸦片种植迅速在国内各地泛滥，“先由滇、蜀、黔诸省试种，其他各省，亦相率效尤”。鸦片在毒害中国民众身体的同时，亦侵蚀经济、助长兵祸、酿成饥荒，如豫、陕诸省灾荒日甚一日，“溯其原由，即因大半田亩，悉种鸦片，而谷麦之出产，遂不能供给人民之需”。尽管 1906 年清政府在国 黄旭初回忆录抗战前、中、后的广西变革，台北：独立作家出版社，2016 年，第 18 页。粤桂写影（二），大公报（天津）1935 年 2 月 20 日，第 3 版。黄旭初日记，1935 年 11 月 3 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藏。桂省财政困窘，上海报1936 年 7 月 17 日，第 3 版。广西省统计局编印：广西年鉴（第一回），1934 年，第 130、152 页。黄旭初回忆录孙中山与陆荣廷的护法斗争，第 231232 页。财政困局下桂系的生存逻辑（19311936）95内外压力下颁布禁烟章程，1908 年又与英国签订禁烟条约，欲逐步禁绝烟毒，但此后政局动荡，尤其是北洋政府时期地方军阀纷起，“拥兵之辈，正苦筹饷乏术，乃视诸毒品之贸易为绝大利源”。鸦片问题犹如痼疾，在全国各地蔓延开来，以西南诸省为甚，贵州种烟之区约占全省 2/3，云南产烟之盛更是倍于他省。正因如此，20 世纪 30 年代初期的西南各省，不仅财政高度依赖鸦片特税，并且在鸦片种植、运输、销售的过程中，粤桂滇黔亦逐步形成利益共同体。云南、贵州作为西南地区主要鸦片产地，地方军政开支对鸦片特税具有较高依赖性。如 1931 年上半年，云南全省财政支出 598 万元，其中军费 298 万元；在政府收入的 1149 万元中，田赋仅为 110 万元，鸦片特税近乎田赋的 4 倍，达406 万元，实乃云南财政主要收入来源。龙云全面垄断鸦片种植与销售，用以扩充军力，故而在与粤桂政治合作中往往居于主动地位，且态度变化不定，乃至白崇禧斥“云南甚狡猾，其言不可尽信”。至于贵州，则因犹国才与王家烈的混战而长期陷于混乱局面，双方为获得军事优势，竞相向粤桂让渡部分鸦片税收利益，以换取其政治支持，粤桂坐收渔翁之利。就鸦片过境税而论，贵州每担初抽100 元，王家烈任内改为 120 元，“然过桂省每担抽六百元，过粤每担抽四百元，皆数倍于此”。此外，广东虽非鸦片产地，但广州是华南地区鸦片贸易中心，陈济棠觊觎鸦片的丰厚税收，授意胞兄陈维周组建鸦片专卖局，由烟商霍芝庭承办，实施严格的专卖政策，不仅组织规模庞大的武装缉私力量，并严禁军队私运鸦片，每月获利甚丰。1934 年广东全年财政收入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