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视角下小说《正常人...中男女主人公身份危机的成因_张凌云.pdf

109文学评论爱尔兰 90 后女作家萨莉鲁尼因作品精准捕捉当下年轻人的现状和特质而被媒体誉为“千禧一代的代言人”“社交时代的塞林格”。正常人是鲁尼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小说仍将重点放在 Z时代年轻人的迷茫和动荡、脆弱与危机上。在此人生阶段中，“我是谁”的困惑似乎困扰着所有人。两位主人公康奈尔和玛丽安更是不断挣扎在建立自我的泥潭里。不可否认，Z 时代背景下年轻男女的生活更加自由与平等。女性主义问题也随之变得隐秘和私人化。在小说男女主人公的成长过程中，不难看出性别化现象、女性的他者地位思想等问题对二人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的个体化和私人化。男主人公的身份危机性别化现象与“操演”理论。性别化，亦称“性别角色社会化”，是指个体意识到自己的性别，并获得社会期望的，符合其相应性别动机、价值和心理行为特征的过程。在女性主义的观点里，社会性别是被构建的，这种强调女性身上的女性气质和男性身上男性气质的性别化现象其实是男权社会的产物。酷儿理论的奠基人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在其著作性别麻烦（Gender Trouble）中指出，无论女性气质还是男性气质都不是“自然”的表达，而是“文化的表演”，其“自然性”“原初性”和“注定性”的效果皆是在文化话语所限定的“操演”（performativity）行为中被创造出来的。包括家长的话语、教育制度的话语和传媒的话语等各种各样的话语会彼此“勾结”，以确保我们遵守文化的操演，从而形成性别“自然化”的错觉。巴特勒还用“装扮”（drag）一词来形容性别操演机制对性别主体的粉饰和戏剧化。经由“装扮”的作用，性别社会的异性恋规范等规则所维护的表面统一性和虚构连贯性得以广泛传播。男主人公康奈尔。在正常人描述的爱尔兰年轻人生活中，我们不难发现男权主义话语“操演下”形成的种种性别化现象。这种现象在男主人公康奈尔的高中时期尤为明显。在小镇高中里，拥有“阳刚”气质的男生会更受欢迎，而关怀女性、平等意识较强的男生会受排挤，被称作基佬。在这个阶段，拥有内向、细腻、温柔等女性气质的康奈尔的选择是“装扮”自己。一方面，他展示自己的足球技能，打造自己爱运动的阳光男孩形象，以此融入“受欢迎的正常人”的行列；另一方面，他极力隐藏自己与男性性别不符的性格女性主义视角下小说正常人中男女主人公身份危机的成因 张凌云文学评论110 文学评论与爱好，如他从不会向朋友展示他对阅读的热爱，而只会加入他们有关“和谁上过床”的讨论，即使他认为这“其实很蠢”。但这样一种“装扮”使康奈尔在高中时期一直处于一种分裂的状态。对于真正的自我，他一直选择逃避。他认为自己可以处理好这两个世界：“他可以获得玛丽安这样的人的尊重，同时在学校受人喜爱，他可以有秘而不宣的观点和喜好，他只需要一点点的伪装，就能存在于两种完全独立的生活里，永远不会直面那个终极问题：他该怎么活，他是什么样的人。”选择去圣三一英文系就读，对于康奈尔来说，其实是他打破这种分裂人生的转折点。书中有这样一段文字，描述了挣扎于大学选择的康奈尔的心理：“他感觉自己实际上是两个人，很快他就必须选择其中一种作为全职，把另外那种抛在身后。如果他去戈尔韦上大学，他基本可以继续和原来的圈子待在一起，照他一直以来计划的那样过下去，拿个好学位，找个好女朋友。大家都会说他有出息。另一方面，他可以像玛丽安一样去圣三一。他的人生会截然不同。他会去晚宴，谈论欧盟对希腊的救助。他会和某些长得很怪的女孩上床，然后发现她们是双性恋。他会跟她们说，他读过金色笔记。这是真的，他确实读过”但问题在于，康奈尔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是，他对未来生活的两种假设，其实都建立在“装扮”自我之上。在他的假设里，即使去了圣三一，他也是换上一副新面具来伪装自己罢了。甚至我们可以说，在长久的“装扮”之下，他其实根本没有真正的自我。而此时的这种纠结，只是他对现有“装扮”下获得舒适生活的不舍以及对舒适区外未知世界的恐惧。但在选择进入圣三一的英语系，进入大都市都柏林生活后，康奈尔发现“装扮”自己不再像学会踢球那样简单。他身边的人都像玛丽安一样非常有“性格”，他却连在课堂谈论上输出自己的观点都做不到。因为一直以来，他在做的都是迎合，他的观点一直由别人的观点所左右，而并非自己创造。在大学社会里，高中阶段的性别化现象已不复存在，但康奈尔因长期“装扮”下建立的身份危机而变得更加边缘化，变成了他一直以来害怕成为的融不入圈子的怪人。只有在女主角玛丽安身边，他才能有一种私密的安全感，能够不考虑对方感受地做任何他想做的事。但在其他人面前，直到小说结尾，他始终无法“做自己”，这份痛苦甚至愈演愈烈，致使他出现心理问题。而深究其自我认知危机的成因，虽说有他自身敏感性格、过于在意他人看法的原因，但高中时期的性别化现象也难逃干系。过于追捧“阳刚之气”的社会，显然会使像康奈尔一样敏感细腻等女性气质明显的男孩更容易怀疑自我而经历身份危机。女主人公的身份危机暴力问题与家庭塑造。与过于在意他人看法，认为融入“圈子”才能成为“普通人”的康奈尔不同，玛丽安一直能够接受并自信于自己的与众不同，即使被边缘化也能自洽。而她的身份危机在于，她“不知道我为什么不能让别人爱上我”，因此“觉得自己有问题”。这样一种认为只有被男性爱才能实现自我，没人爱就不是“正常人”的观念，在女性主义的诠释里，其实是一种被批判的、父权社会中将女性摆在他者地位上、认为女性是依附于男性而不是具有独立性和自主性客体的观念。在此种观念的影响下，玛丽安会在亲密关系中主动把自己摆在低一等的位置，去讨好和迎合对方。小说描写的玛丽安三段亲密关系中，除了康奈尔，其他两位都会对她进行不同程度的暴力行为，如强制性控制、情感虐待和肢体暴力等。两性间的暴力问题一直是女性主义者关注和讨论的一个热点问题。一些女性主义者认为这种暴力的根源是权力和性别的不对等，他们坚持家庭暴力、伴侣暴力等此类暴力行为都是男性专属的，并构建了相关支撑理论和男性施暴女性受虐的相关范式。但随着更多研究成果的积累，一些社会学研究者发现女性施暴者的比例和男性是相似的，从而提出了施暴和受虐的性别对称性观点，并与提出上述范式的女性主义者展开了激烈辩论。因此也有一些女性主义者选择承认这一点，但坚持权力在暴力中发挥的作用，即持有若一方处于权力支配地位，便更容易对另一方实施暴力行为的观念。比如，若拥有权力的男性在一段两性关系中处于支配地位，如果他感觉到自己的权力受到挑战，那么他就会用暴力来实现对女性的支配和控制。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中，家庭非常重要。111文学评论每个人都会受到在家庭复合体中的角色塑造。显然，小说中玛丽安不健康的家庭使得她无法建立正常的人格。在她的家庭关系中，父亲生前是一个家暴施虐者，他会殴打玛丽安的母亲，有时也会打她。父亲死后，她的哥哥，一个外人看来懦弱无能的人，会对她不断进行言语和行动上的打压和精神霸凌。她的母亲却对此视而不见，认为“男人可以对玛丽安施暴，从而表达自我”。玛丽安的抵抗行为在母亲眼中却“显示了她女儿冷漠又不可爱的人格缺陷”。她认为玛丽安缺乏“温度”，也就是向恨她的人乞求爱的能力。在这样一个女性处于他者地位甚至时常受到暴力对待的家庭里，玛丽安从年幼时便习惯于自己的受虐地位。弗洛伊德发现孩子们一旦经历了痛苦或者快乐的事情，就会不由自主地反复制造同样的机会，由此体验特定的情感。这类现象被他称为“强迫性重复”。在童年时期受到欺负或凌虐的孩子，在成年以后，会将这种类似的体验不断重复，然后受到相似的欺负或凌虐。比如，若是母亲因长期抑郁无法给予孩子良好的照顾，孩子成年后便可能会倾向于和受苦的女人交往，以便重复这种痛苦的体验。而小说中，玛丽安在亲密关系中，就表现出了这种“强迫性重复”。在大学期间和男友吉米交往时，她会主动提出让吉米在做爱的过程中对她施虐，掐她的脖子或拿皮带打她诸如此类。然而事实上玛丽安并不享受这个过程，她只是以此种方式来展示她的臣服。她认为“如果你只做想做你的事，那就算不上真正的臣服”，并且有时她也会觉得“自己是个坏人，应当被人虐待”。我们可以把玛丽安的这种受虐情结理解为她无意识的一种“强迫性重复”。在童年时期，她不得不通过忍受家人的凌虐来展现她的臣服，因此在成年后她也会强迫性地制造同样的情形，从而去体验同样的痛苦。女主人公玛丽安。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小说的描述里，玛丽安的受虐地位仿佛是她自己的选择。因为在这两段关系中，玛丽安才是拥有更多权力地位的一方，独立自信、拥有优渥家庭条件和个性思想的她是圈子里的红人，是大家追捧的对象，而两位施虐者卢卡斯和杰米则都有各自的自卑情节所在，是虚张声势或没什么作为的窝囊人。并且，从小说的描述中可以看出，他们圈内更倾向于将此类伴侣间的暴力看作性爱的一种方式，而不是用传统女性主义视角下男女性别对立的观念去看待它。也就是说，在玛丽安的两段暴力关系中，施虐和受虐的地位，并不是真正由性别和权力决定的，或者说这种“权力”只是玛丽安主动给予对方的，而原因则是她的病态家庭成长环境赋予她并造成她身份危机的观念，较为私人化而与整个社会文化环境关联较小。后来，在与康奈尔的亲密关系中，在细腻温柔的康奈尔和他坚持的平等性爱关系影响下，玛丽安开始质疑起了她对自己“非正常”的阐释，并意识到这种暴力行为的危害。可以说，康奈尔带给她的新生活治愈了她原生家庭的伤痛，并使她成功建立了自我意识。正常人这部小说描述了一对男女出于不同原因形成各自相应的身份危机，又相互治愈、彼此帮助和成长的故事。通过分析二人不同身份危机的成因，可见一些男权社会问题，如性别化现象和传统女性他者地位的影响。并且，通过具体分析二人的危机成因，以及小说展现的当代年轻人社会，可以发现，在这个强调个性、独立和自主的年代，女性主义探究的包括性别歧视、刻板印象、性暴力等问题似乎变得更加隐秘和私人化。从书中描述男女主人公所处的圣三一大学的社交圈中也能看出，大家普遍持有性别平等意识并会为各种不公现象发声和献力。但这也只是表象，或许这只是因为尊重价值观的多元化变成了一种“政治正确”，或是作为平等的拥护者会让他们显得“酷”，他们的出发点不得而知。而若是关注于他们中的每个个体，会发现就像玛丽安和康奈尔一样，父权社会的阴影还是在他们身上留下了烙印。这也引发了一个如今许多女性主义者思考的问题，那就是在女性主义者前辈们的努力下，许多女性主义思想已经深入人心，变成了大家普遍赞同的“真理”，这是否意味着女性主义的成功呢？但显然，种种遭受性别歧视的个案，诉说着男女平权还很远。在这个时代，女性主义要如何转型和发展，从而更好地推进男女平权，是值得思考的问题。（作者单位：天津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