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仿与超越：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路径反思_高江勇.pdf

年第 期总第 期黑龙江高教研究 ，收稿日期：基金项目：江苏省高等教育学会“十四五”高等教育科学研究规划重大攻关课题“深化新时代高等教育评价改革的江苏实施路径研究”（编号：）；江苏省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重点课题“林基生态文明学科体系构建的理论探索和实践路径研究”（编号：）。作者简介：高江勇，南京林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农学博士，研究方向：高等教育学。模仿与超越：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路径反思高江勇（南京林业大学，江苏 南京）摘要：世界一流大学形成的国际经验和历史实践表明，一流大学的孕育生成是一个不断超越并持续作出卓越贡献的渐进过程。在当下我国急切建设一流大学的背景下，存在盲目效仿西方现成模式、过分迷恋指标化建设等倾向，如学科建设唯 化、拔尖人才过度依赖引进、大学管理的制度崇拜。因此，加快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需要对标国家“破五唯”新要求，标本兼治，超越指标化发展陷阱，重视基础学科突破，强化领军人才本土化培养，提升大学学术综合治理能力。关键词：世界一流大学；跟随模仿；发展困境；超越路径中图分类号：文献标志码：文章编号：（）一流大学不仅是提升一个国家国际竞争力的力量之源，更是决定民族未来走向的核心之基。因此，当前中国对建成一批世界一流大学的渴望比任何时期都更为迫切。近年来，在急切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驱动下，国家充分发挥资源集中投入的制度优势，出台了一系列加速建设一流大学的政策举措，取得了瞩目成绩，但也应清醒地看到仍存在发展的路径依赖、仰望西方名流、遵循“世界标准”之倾向。在这种跟随式的对标建设思维主导下，在较短时间内通过集中投入实现了大学办学条件、教师规模、论文数量等方面的跨越式发展，但严格讲这只是“像一流”。那么发达国家建设一流大学的经验如何？为何单纯模仿别国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范式最终获得的结果只是“像一流”？由“像一流”迈向“是一流”还缺什么？究竟如何真正实现“是一流”？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不仅是高等教育界关注的理论热点，更是当下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亟待破解的重大实践课题。一、发达国家世界一流大学的发展成长历史及经验梳理 主动服务国家和社会需要加速了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进程梳理世界一流大学的变迁轨迹，不难发现尽管一流大学形成路径各异，但其发展和壮大无不高度契合了所处时代和所在国家发展需要，不断披荆斩棘，持续创新，进而走向世界之巅。一流大学成长历史表明，任何一所杰出大学的发育和成长并非超然于现实，也无法脱离于国家。诚如恩格斯所言，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求，则这种满足需求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这并不是否定大学组织存在的意义，而是意指任何组织的发展都不能无视社会实践发展需要。换言之，立足本国国情，服务于国家，为国家提供智力和人才支撑，乃至产出享誉全球的精神产品，提供影响世界的科技成果，为时代培养各领域的领袖人才，这些均是世界一流大学共有的特征。任何一所大学的发展与进步都是一个与所处时代和社会双向互动的过程，大学的发展和腾飞离不开国家和社会对其进行巨大的经费投入支持，同时，大学的地位、声誉、价值也是在服务和满足于国家经济、军事、文化战略的需求中逐步确立的。无论是法国的巴黎大学、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大学、德国的柏林大学，还是美国的哈佛大学，它们的辉煌发展历史均无一例外地印证了这一规律，即立足本国发展实际，敏锐地抓住所处时代的历史机遇，通过服务和满足国家和社会发展需要，而相应获得巨大的投入，进而获得快速发展和崛起。勇于创造标杆铸就了世界一流大学独特气质考察世界一流大学形成的演化谱系，不难看出令人仰慕的一流大学普遍拥有耀眼的发展历史，它们无不是从弱到强，从单一走向综合，最终大师云集、人文荟萃、多元包容、批判而独立，一代一代学人接续传承，铸就了一批又一批具有DOI:10.19903/23-1074/g.2023.04.006科学史意义的标杆性成果和价值基准，孕育了一个又一个具有世界借鉴意义的大学制度典范。历史和实践不断表明，一流大学在哪里，世界的科技中心就在哪里。如意大利之所以成为世界的科技中心，是因其拥有佛罗伦萨大学等一批杰出大学，它们摆脱宗教和神学的束缚，崇尚学术自由，推动了欧洲文艺复兴；又如英国开历史之先河，创新了学院制度，使得牛津大学成为现代大学的榜样；德国柏林大学建立后，在古典大学人才培养的基础上将科学研究引入大学，开创了研究与教学相统一，形成了意义深远的洪堡大学观，使之享有“现代大学之母”的美誉；当代美国大学更是善于在学习中不断创新而独树一帜。其实，早在 年之前，美国大学还是非常在意让欧洲同行了解和认可自己，为此成立了美国首个顶级大学组织 美国高校联合会，而 的成立缘起于美国担心德国的大学领导人认为美国早期的博士教育达不到德国的标准，然而这种担忧不久就彻底发生了改变，因为通过快速发展美国的大学已成功取代欧洲老牌大学获得领军地位，成为世界各国效仿的对象。持续追求卓越赋予世界一流大学发展内在动力总结世界一流大学的形成历史和发展经验，可以归结出：尽管因时代变化，一流大学形态变迁不居，但其基因中所凝结和蕴含的精神追求却恒久而清晰。举凡杰出大学，它们从非一流跻身到世界一流，从优秀到卓越，无不是在适应中发展奠基，在引领中壮大成名，折射出大学超强的适应性和学习能力。既根植于现实又超越于现实，既承接历史又能超越历史，既学习先进又不一味盲从，永不满足、追求卓越的精神完美体现出大学内部学术逻辑和外部社会需求逻辑的统合。这也完美诠释了“大学自始至终都是环境和遗传的产物”。可以说，每一所卓越大学都有其独特的一面，只有那些既能很好传承大学经典遗产又能不断进取、不断超越的大学，才能在科技创新、拔尖人才培养、引领社会等方面都有超凡脱俗的表现。作为一种水到渠成的结果，一流大学毫无疑问在各种指标上也自然会独占鳌头。拥有一流的指标当然是一流大学雄厚实力的外在体现，但量化指标并不是一流大学的全部。因为透过外在指标还应看到，一流大学既胜出于拥有卓越的办学理念、优越的资源、悠久的历史，也胜出于拥有扎实的基础学科积累，还胜出于拥有大师但更有新人辈出，更胜出于大学独特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二、大学发展模式依赖的表现特征 大学学科建设评价“唯 化”拥有若干一流学科是世界一流大学的标志。目前，国内外评价学科建设成效普遍采用 指标（基本科学指标数据库），是借助 和 期刊论文的被引为核心数据库所构建的一套评价体系。在中国急切建设一流大学的背景下，不少大学普遍将一流学科的评价与 指标直接对标，甚至出现学科建设“唯 化”倾向。需要承认，随着 论文基数的急速上涨，中国若干学科在 数量不断攀升助推下，国际排名也得到提高，然而一旦将 神话并奉为圭臬，这种指标则转化为我国一流大学建设的风向标。于是，“唯 是从”现象就愈发普遍。客观而言，借助 工具的精确可比性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可以测度评价同类学科的发展水平，但是对于不同学科间的比较，评价结果的采信却需要高度谨慎。首先，基础学科与应用学科、自然学科与人文社会学科、理科与工科在学科属性和功能定位上不同，标识不同类别学科优秀成果的方式自然也应不同，如果盲目地、不加区分地采用 衡量所有学科，就会貌似精准公平，实则违背常识。其次，过分追求 评价导向，通过政策倾斜，集中资源虽能在短期内打造个别顶端优势学科，但也会出现优先者身份的锁定效应，造成强者更强、赢者通吃而占比更高的弱势学科则被挤压等负面效应，不利于整体学科生态发育。众所周知，构建完整的一流学科生态体系不仅需要少数优势学科，同样也需要一大批基础学科、冷门学科在内的弱势学科的支撑。因此，一流大学普遍主张多元化学科发展思路，然而，在对标 指标建设思维下，各大学都会倾斜扶持那些更容易出成绩的“短、平、快”的应用性学科，而包括边缘学科、弱势学科在内的基础学科，由于并不是各种排行榜主要的得分手而遭受冷落和挤压。学术队伍建设中高端人才的“唯引进化”环顾世界一流大学，拥有一支结构合理、数量充足的高水平学术队伍是衡量世界一流大学的重要标志。尤其在各主流评价指标体系中，高水平的教师队伍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基础性指标。从整体看，经过持续强化建设，我国已经建成拥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教师队伍，但人才结构性不足，特别是有世界影响的大师缺乏，领军人才、尖子人才不足等问题仍比较突出。为了弥补各类高层次人才、学科领军人才和青年学术英才的相对不足，国家先后设立了杰出青年科学基金、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等，旨在鼓励海外拔尖学者回国工作。各高校也纷纷将领军人才队伍建设的指标任务纳入一流工程建设，不惜投入重金，通过海外引才和国内挖人，加强人才的引进。不少学校参照大学和学科排名的方式进行“双一流”建设，按照各项量化指标给论文、项目、各种奖项和人才“帽子”明码标价。有的大学甚至在国家的“帽子”之外，自制各种“帽子”，对拥有“帽子”者进行高额的经济奖励，作为诱饵来刺激学术。在短期内，各高校在高端人才数量上不断突破，然而，人才队伍指标数据的提升，并不能简单地与一流教师队伍建设画等号。原因在于：通过学术市场购买引进的方式虽能短期内化解一所大学高层次人才不足的矛盾，但从长远发展角度看，国外引进和本土培养领军人才的含金量却明显不同。因为衡量一所大学是否一流，判断的重要标准不能仅看拥有大师，而是能培养出学界公认的大师，所以若仅看统模仿与超越：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路径反思计数据，国内不少大学已经接近甚至达到一流的标准，但若细致分析数据的构成，显然在高层次人才队伍指标上，中国和世界一流大学仍存在较大差距。大学管理范式“唯制度化”一流大学需要一流的大学制度，一流大学制度也蕴含着一流的管理能力，然而，由于对现代大学制度的内涵认识不足，国内不少大学往往把严格的管理等同于一流的大学制度建设，甚至将大学管理的技术化作为至上目标。众所周知，大学管理制度的确离不开科学的方法，但是过分迷信技术，以技术独尊，甚至形成技术霸权主义，就会不自觉地排斥其他合理思想，以至于走向技术中心主义的桎梏之中。在“管理出效益”以及“科学化管理出一流绩效”的思维主导下，目前大学普遍存在管理精准化和过度化的情况，但是一流大学真是管理出来的吗？从逻辑上，在大学包括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在内的教育教学活动皆蕴含着丰富的创造性，这就内在地规定了大学具有鲜明的自组织化特性，然而，热衷于追求组织的效率最大化目标，大学普遍采用一种自上而下的科层制管理结构，虽然其在管理效率方面效果明显，但其付出的则是以学术逻辑对行政逻辑的服从为代价，其结果会致使学术自由的独创性遭受压抑甚至扼杀。在管理目标驱动下，学校的量化指标得到快速发展，但数字一流并不等于质量一流。事实上，世界一流大学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个是指标意义上的世界一流大学，一个是文化意义上的世界一流大学。管理主义主导下建设指标意义上的世界一流大学可能是有用的，但是对于建设文化意义上的世界一流大学其作用却非常有限。可以说中国当前已经不缺乏指标意义上的世界一流大学，然而，由于缺少卓越文化内涵的支撑，仅仅追求外在指标的繁荣，最终得到的只是“像一流”。三、大学跟踪模仿式发展面临的困境及分析 论文数量膨胀而原创性成果贡献稀少毋庸置疑，学术论文既是科技成果的主要表现形式，也是测度大学学科水平和办学实力的重要指标。尤其对于一所“非一流”大学而言，在由“非一流”跨越到“一流”的追赶阶段，论文量的快速增长确实会提升大学排名的位次。据统计，截至 年，我国发表的各类论文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一，尤其在 国际论文快速增长的带动下，我国一批顶尖大学的国际排名有了较大幅度提高，但也要清醒地看到，尽管以 论文为代表的科技成果数量增长很快，但原创不足仍是中国面临的最大现实问题。置身于世界科技竞技场，清晰地显示：在我们现有盛满论文成果的篮子里，有重大理论突破的学说很有限；在国际学术前沿，有影响科技版图的学术成果不多；能改变现有技术格局，乃至引发人类认识边界的重大颠覆性成果还比较少；在重要的学术谱系中处于奠基性的顶尖成果仍属稀有品。这些都说明论文数量的第一难以与世界一流原创成果直接画等号。浙江大学原校长杨卫说：“以美国为例，他们是三流大学数论文篇数，二流大学数论文的影响因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