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儒家修身日记——一项基于文体学的考察_郑明智.pdf

第 41 卷第 1 期2023 年 2 月常 州 工 学 院 学 报(社科版)Journal of Changzho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Social Science Edition)Vol 41No 1Feb 2023doi:10 3969/j issn 1673 0887 2023 01 008收稿日期:2022-09-28作者简介:郑明智(1997)，男，福建泉州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明代的儒家修身日记 一项基于文体学的考察郑明智(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7)摘要:作为中国古代一种独特的文体类型，修身日记是儒者专用于省察自身的工具，其内容多元、体制多样。宋元时期儒学的发展和书院有较密切的联系，明末清初的善书运动也对当时的儒者产生了较大影响。有鉴于此，可从两方面理解该文体:第一，非系统的修身日记与宋元书院的学规、日课型日记有直接继承关系;第二，簿记式修身日记的符号，尤其是其功过格 的符号，多来源于佛教与道教。关键词:功过格;书院;学规;日课型日记;修身日记;善书;道德有察中图分类号:I266 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 0887(2023)01 0041 07关于明清儒家修身日记的研究，学界已有不少重要的成果，如王汎森的日谱与明末清初思想家 以颜李学派为主的讨论、吴震的明末清初劝善运动思想研究、酒井忠夫的中国善书研究、王璐的明代儒家省过工夫的发展脉络 以儒家修身日记为中心的考察 等。王汎森的文章是目前关于儒家修身日记的权威研究，不仅对明末清初大量涌现的修身日记作了文体学的分析，还对这一现象背后的思想进行了详细分析。他认为，明代后期道德实践的“日常生活化”倾向和明代心学家道德实践困境 “缺少监督者”，是成系统的簿记式修身日记兴起的重要思想原因。前 3 位学者主要将儒家的修身日记放在善书运动中进行考察;王璐则主要从伦理学的角度进行分析，认为儒家修身日记并非都是在善书运动的影响下产生的，修身日记作为宋明儒学修身的独特手段，其出现及兴起与儒家内在省察工夫密切相关，其受到的质疑与批评又折射出宋明儒学修身工夫内部两种路径之间的张力。笔者认为，王汎森的文章虽然对明末清初的修身日记作了文体学的分析，但是仍有不足之处:第一，他并没有对修身日记的渊源进行考察。第二，他并没有详细分析明朝前期、中期的修身日记。因此，笔者欲从文体学的视域考察修身日记的起源。笔者综合以往学者的观点，对修身日记进行初步的定义:修身日记也称日谱、日录、省过录，是一种内容庞杂、形式多样、不一定带有时间顺序的文体，主要记录自己的道德状况和道德实践活动。内容庞杂是指日记可能夹杂道德状况、所见所闻、交友、读书等内容;形式多样是指该文体有语录、座右铭等形式;不一定带时间顺序是指该文体不似现代日记一般，而可能采用零散的记录形式。这种文体相比于注释经典等方式，更能接近作者的内心，能够较为客观地呈现道德修养的过程。修身日记主要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非系统的修身日记，一种是簿记式日记。一、非系统修身日记与书院非系统修身日记与儒家修身传统有较强关联性，因为修身日记的思想来源是儒家的自省精神。董兴杰认为，自省指的是反省者通过反观自身以常州工学院学报(社科版)2023 年揭示过错，从而培养自身道德。自省是儒家的修身传统之一，“在漫长的儒学发展史中，自省是一条绵延不断的思想线索，也是一个不绝如缕的思想传统”1。虽然儒家使用诸如“自省”“自讼”“省察”“检点”等词，但它们表达的意思基本相同，都是一种面向自我的修身思想。儒学是成德之学，自省的精神需要落实到具体的行动上，使用修身日记便是一种很好的方式。非系统修身日记的发展和书院有很大关系。宋元时期，书院会对弟子的德行和学业进行查考。考试主要分为德行考试和学业水平考试两种类型。根据李国钧等人考证，“德行考核是对学生一贯的道德品性、日常的行为举止进行检查，看它是否合符既定的标准。为了做到有据可考，有的书院还实行簿书登记制度，设立德业簿、劝善规过簿等”2。如明道书院规程 记载:“诸生德业修否，置簿书之，掌于直学，参考黜陟。”3 163德行的考核因山长而异，像朱熹这样的大儒，多从志向等方面考察，而对于普通山长，则多从儒家的伦理规范考察。学业考试属于智力方面的考察，考察内容多样，有字课、小课等。值得注意的是，学生不仅要定期参加考核，平时也有日课。“所谓日课，是古人为学为文按日计划与践行的一种做法。”4 日课规划了弟子学习的任务，通过设定每天需完成的作文、编类等任务，使之日日练习，以此帮助书院弟子学习。这是南宋以来，理学家对士人学习的具体安排，确有良好效果。山长会印制日簿，用于学子每日读书问学情况的记录与检查，这种日记也称为日课型日记。目前尚未见到留存的这种日记，不过可以从各种规约中看出相关情况。如吕祖谦 丽泽书院乾道五年规约记载:“凡有所疑，专置册记录，同志异时相会，各处所习及所疑，互相商榷。”5 198目前可见的最早的日课表是徐元杰的延平郡学及书院诸学榜，其内容如下:一、早上文公四书，轮日自为常程，先大学，次 论语，次孟子，次中庸。六经之书，随其所已，取训释与经解参看。一、饭后编类文字，或聚会讲贯。一、后本经、论策，轮日自为常程。一、晚读 资治通鉴，须每日为课程，记其所读起止。前书皆然。3 171徐元杰说:“吾与诸生一月一相聚于学，或于书堂，必欲亲扣每日所习何事，所读何书，所作何文。”3 602可见，山长或老师也会按期考核学生。文天祥在为江西兴国安湖书院作记时也提到:“置进学日记，令躬课其业，督以无怠。”5 162李国钧等人认为，宋朝后期，实行日课制度已经不是个别现象。元朝时期，程端礼在江东书院讲学，于延佑二年(1315)撰写 读书分年日程，其中所言日簿与现在的日记在形式上差别不大:以前日程，依序分日，定其节目，写作空眼，刊定印板，使生徒每人各置一簿，以凭用功。次日早，于师前试验，亲笔句销，师复亲标所授起止于簿。庶日有常守，心力整暇，积日而月，积月而岁，师生两尽，皆可自见。施之学校公教，尤便有司拘钤考察人若依法读得十余个簿，则为大儒也，孰御?他年亦须自填以自检束，则岁月不虚掷矣。今将已刊定空眼式连于次卷，学者诚能刊印，置簿日填，功效自见也。3 602程端礼的读书分年日程 是朱子读书方法的衍生物，有严格的章程。根据夏令伟的考证，理学家要求士人读书习文等皆须有日程，每个日程又须用日记的形式记录下来。这有两个好处:第一，可检验自己某时段所学;第二，方便老师检查，即“尤便有司拘钤考察”。日簿不仅可用于求学，还可用于修身治学。可以说，宋元时期书院弟子的学规、日课型日记是修身日记的雏形，原因有二:第一，内容相似。明清修身日记借鉴了宋元日课型日记的内容，例如，明代崇仁学派的吴与弼、太仓陆世仪，不仅自己记录平常所读经典的感悟，还记录自己所行之事。第二，功能相同。宋元的书院利用日簿对弟子德行进行考察，明代也有相关例子，如胡居仁在丽泽堂学约并序 中要求弟子“置簿改过”，并于朔望进行考察。以上两点，下文均将详细论述。宋元时期，少部分儒者的日记写过关于修身的内容，如谢良佐(字显道，人称上蔡先生)“作簿自记日用言动礼，若非礼，以自绳”6。王介(字符石)也写过修身日记，“王元石学行并优，其有得于朱子之教者深矣。生平作日录以自24第 1 期郑明智:明代的儒家修身日记 一项基于文体学的考察检，谓不可书者，即不可行之事，即曾子口省之意也”7。吴澄(字幼清，晚字伯清)弟子袁诚夫也写过日录，据史料记载，“袁诚夫，吴文正公高第弟子也。集其师说为四书日录，义多与朱子异，求先生校正其书”8。自明代崇仁学派兴起，儒学的修身日记已成为该学术团体公共的修身方式，具备公共属性。吴与弼(初名梦祥、长弼，字子傅，号康斋)是崇仁学派的开创者，其学问并没有直接师承，兼取朱子与陆子。他 19 岁回南京省亲时，拜杨溥为师，后读 伊洛渊源录，“慨然衙慕”，遂罢举业。可见他对儒者的修习方法有所了解。他写有日录，据史料记载，“康斋资本中庸，用功刻苦。其所着日录，专以戒怒惩忿、消磨气习为言，最切于学者日用”9。日录 主要有两部分内容:第一，阅读圣贤经典的体验，如“南轩读孟子 甚乐，湛然虚明，平旦之气略无所挠”10 567;第二，对内心的省察，如他多次对自己身处贫困表示不满，“不免有所计虑，心绪便乱”10 583，对自己脾气过于暴躁而悔恨，“欲下克之之功”10 567。他教导弟子也要常写日记，如 50 岁时，弟子出远门，他教导弟子，“早晚所读书，及视听言动得失，应事接物当否，途中人家宿泊，凡交游姓名，皆须逐日札记，归日要看”10 530。51 岁时，去南昌访国子监祭酒胡俨，回来途中，吴与弼告诫同行诸生:“半月追随谒国宾，今朝分手重殷勤。还家各记丁宁教，私录工夫日日新。”10 402可见，吴与弼记录的修身日记以及检验弟子的方式和以往的书院弟子的做法有较密切联系。吴与弼的弟子也多跟随老师写修身日记。娄谅(字克贞，别号一斋)也写有日录，但很可惜已经丢失。其门人夏尚朴所写冰溪娄先生墓志铭 记载:成化丁亥，始有日录 册子，纪其为学工程，间有所得，辄书数语其上，平正明白，多有补于世教。先生殁，缔姻宁潘，不幸遣逆濠之变，举族远系，遗文散失无存，独日录数册，殷录于先，幸存予家，意者天意有在乎中间，敬用蓁录，俟访遗逸，续书于后，以备考徳者择焉。11 开创“白沙之学”的陈献章(字公甫，别号石斋)也曾让弟子容贯(字一之)写修身日记。他“谋事愆义，规画无度”，陈献章要求他写日记反省，“其不可自恕者，谨以书诸日录矣”12 65 66。一年之后，容贯若再犯相同的错误，陈献章会再教育他。由此，陈献章认为这是“孔门鸣鼓之遗意”，子路晚年之所以能“进德极于高远，未必非此门人之助，而由之名光于后世矣，则贯其可侮哉”12 66。陈献章让容贯写自罚帖 之后，觉得自己也有过错，亦写修身日记，据史料记载，“若夫从居师席，不能致门人于无过举之地，此则老夫之 罪。请 附 此 于 日 录 算 一 过，诸 君 其 志之”12 78 79。可见，陈献章不仅承其师吴与弼写修身日记，更把它推广到学术团体之中，把日记作为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工具。胡居仁更是直接把修身日记列入书院的章程之中，他在 丽泽堂序约 中写道:一、凡入丽泽堂者，一以圣贤之学为宗，削去世俗浮华之习，尚节行，惇信义，毋习虚诞之文以干利禄，毋作草率之诗以取时宠。各立日录簿一册，逐一书写所习之业、所行之事。朔望鸣鼓升众，会于堂上，稽其所进，书于总籍，以蛊诱掖激励、渐磨成就之道。13 胡氏把“圣贤之道”作为教育宗旨，要求学生在修身日记里记录自己的学习情况和所行之事，并在每月朔望之期进行考核。他的后学也继承其修身方法，如徐弘阅读朱熹近思录 后“佩服训言，日录其言行以自考”14。这种记录言行以省察的方式也是写修身日记。由上述材料可以推断，修身日记在崇仁学派中已成为团体的修身方式，它不仅有修身内容，还包括学习情况。它的作用主要是学习和修身。老师查阅日记，同学批改日记，以此帮助记录者。宋元时期，书院弟子用册子记录德行和学业以供山长批改的做法与崇仁学派对弟子德行、智力的考核方法类似。可见，明代的非系统修身日记和宋元书院的学规、日课型日记有较强的关联性。二、簿记式修身日记与善书运动非系统修身日记多受宋元日课型日记的影响，而簿记式日记多与善书有关，尤其是功过格。17 世纪前后，源于佛道的功过格 思想不仅十分流行，而且还受一些儒者的欢迎。一些儒34常州工学院学报(社科版)2023 年者为诸如 太上感应篇 的善书作序，认为这样可以积善成德。他们“甚至还介入功过格 的制作实践，创作了被后世称为儒门功过格 的通俗伦理手册，不仅努力将家庭伦理以实践手册的记录方式流传下来，而且致力于将这种家庭伦理实践化作一场社会化运动，企图以此改变整个社会伦理的状况”15。但这一思潮在受欢迎的同时，也受众多儒者的批判。儒者在批评的同时，也借用功过格 的记录方式，刘宗周是其中的代表。他写了修身日记的设计方案人谱，以此反驳功过格 的思想。但在批判该思想的过程中，他也吸收了 功过格 的一些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