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初期的对日认知与“日本...—洪武年间中日外交问题新探_马云超.pdf

明朝初期的对日认知与“日本国王良怀”名号 洪武年间中日外交问题新探马云超摘要洪武年间，明朝君臣对于日本政局的理解存在很大的误区，自始至终没有认识到日本国内存在南北朝对立的局面。洪武七年后，明太祖以“持明天皇”作为日本正君，但由于岛津氏久仍以“日本国王良怀”名义入贡，给后来的史书编纂者带来了混乱。由于对日本国情缺乏了解，又急于弥合史料之间的分歧，明太祖实录 编纂者始终将良怀视为日本国王，对于身份不明的入贡者全部加以良怀的名号，同时对存在矛盾的记录进行了删改。受此影响，持明天皇的存在不断削弱，相关记录在后世史书中逐渐被良怀所替代，给今人理解洪武时期的中日关系制造了困难。关键词 明太祖日本国王良怀足利义满明实录Abstract:During Emperor Hongwu s reign，the Ming Court had a great misunderstandingover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of Japan They didn t realize the existence of the rival regimes of Nan-bokuch Since the seventh year of Hongwu，although the Ming Emperor took Emperor Jimy asthe legitimate ruler of Japan，Shimazu Ujihisa continued to pay tributes to the Ming Court in thename of King Lianghuai of Japan，which bewildered the later historiographers Due to the lack ofknowledge about Japan，compilers of Mingtaizu Shilu took Lianghuai as the King of Japan so as tobridge the divergence of historical materials，and added the name to all the unidentified tributeswhile deleting or modifying contradictory records As a result，the presence of Emperor Jimy wasweakened，and the records were replaced by King Lianghuai in later history books，which makesit difficult for us to understand the SinoJapan relations during the Hongwu periodKeywords:Emperor Hongwu;King Lianghuai of Japan;Ashikaga Yoshimitsu;MingtaizuShilu12DOI:10.16674/35-1066/u.2022.04.001谈及明朝初年的中日外交，“日本国王良怀”是无法绕过的话题。洪武四年(1371)，日本南朝的怀良亲王1 接受明使赵秩的诏谕，派遣使者祖来入明朝贡。第二年，当以仲猷祖阐、无逸克勤为首的明朝使团到达博多时，怀良亲王已被北朝任命的九州探题今川了俊击败，退守高良山中，明朝使团也被今川了俊软禁于圣福寺。此后，明使在日本天台座主的斡旋下，成功会见北朝的幕府将军足利义满，并带回了闻溪圆宣等使者。令人费解的是，尽管怀良亲王被北朝击败，南朝势力在全国范围内衰微，北朝已经与明朝取得了联系，但明朝仍与“日本国王良怀”保持着密切的外交，以其他名义入贡的使节则往往遭到却贡。即使在怀良亲王去世以后，明太祖实录中依然出现良怀入贡的记录。2 明朝为何异常执着于与“日本国王良怀”的外交?以“良怀”名义前来朝贡的使者的真实身份又是什么?这些问题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焦点。作为明初中日关系的关键人物，学界围绕“日本国王良怀”积累了可观的研究成果，3 特别是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村井章介先生介绍了 明国书并明使仲猷、无逸尺牍和 云门一曲等新材料，很大程度上厘清了以往研究中存在的混淆。4 具体到上述问题，学界的主流观点认为，明朝只接受“良怀”入贡是其固守华夷意识的表现，因为只有怀良亲王曾接受明朝的册封，其余势力均不具备外交资格。受此影响，其他势力赴明朝贡时不得不冒用“良怀”的名义。5 近年，王来特先生对主流观点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批判，由此提出新的见解。他认为，“日本国王良怀”现象不能简单解释为明朝墨守“人臣无外交”原则的结果，它并非明朝单方面建构的产物，而是中日双方共同接受的政治外交装置。通过这一装置，明太祖传递出对日本国内出现统合政权的期待，客观上为日本由分立走向统一提供了国际条件。6 22海交史研究2022 年第 4 期1 2 3 4 5 6 明代史书中将怀良亲王记作“良怀”，误记的原因有多种推测，尚未得出定论。本文根据行文的需要，同时采用“良怀”和“怀良亲王”的称呼。一般认为，怀良亲王于弘和三年(1383)在筑后国矢部去世(参见 日 森茂晓:皇子南北朝:後醍醐天皇分身，东京:中公新书，1988 年，第 195 页);而 明太祖实录中最后一次记载良怀遣使来贡是在洪武十九年(1387)十一月(明太祖实录卷 179，“洪武十九年十一月辛酉”条，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 年，第 2713 页)。具有代表性的著述包括:日 藤田明:征西将軍宮，东京:宝文馆，1915 年;日 木宫泰彦:日支交通史，东京:金刺芳流堂，19261927 年;日 佐久间重男:明初日中関係二、三問題:洪武帝対外政策中心，载 北海道大学人文科学論集1965 年第 4 号;日 栗林宣夫:日本国王良懐遣使，载 文教大学教育学部紀要1979 年第 13 号;汪向荣:明史日本传笺证，成都:巴蜀书社，1987 年;日 荫木原洋:明使仲猷租闡無逸克勤帰国以後日明関係，载東洋史訪1997 年第 3 号;王来特:明洪武初年赴日使者之交涉活动，载 史学月刊2016 年第 5 期;马光:面子与里子:明洪武时期中日“倭寇外交”考论，载 文史哲2019 年第 5 期。日 今枝爱真、村井章介:日明交渉史序幕:明国書并明使仲猷無逸尺牘中心，载 東京大学史料編纂所報1976 年第 11 号;日 村井章介:室町幕府最初遣明使:雲門一曲紹介，载 日 今枝爱真编:禅宗諸問題，东京:雄山阁，1979 年。日 佐久间重男:明初日中関係二、三問題:洪武帝対外政策中心，第 2122页;郑梁生:明代中日关系研究:以明史日本传所见几个问题为中心，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5 年，第151 页;日 田中健夫:足利将軍日本国王号，载 日 田中健夫编:日本前近代国家対外関係，东京:吉川弘文馆，1987 年，第 89 页;日 桥本雄:日本国王勘合貿易，东京:NHK 出版社，2013 年，第 156 页;日 村井章介等编:日明関係史研究入門:中遣明船，东京:勉诚出版，2015 年，第 5 页。王来特:明初的对日交涉与“日本国王”，载 历史研究2017 年第 5 期，第 66 页。王先生的观点对于打破陈说具有重要意义，但结论似乎还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如果明太祖希望日本列岛出现统一的政权，那么在南朝全面衰退的情况下，最直接的做法应是切断与“良怀”的来往，任由北朝政权统一全国，何需采取如此隐晦而曲折的外交方式呢?紧接着，林炫羽先生提出了第三种观点。林先生指出，明太祖实录中有关“良怀入贡”的记录本身就是一种系统性的误记，它源于实录修纂者不了解日本国情，又急于弥合原始资料间的分歧，在此基础上分析明朝的对日政策，“可谓基于实录错误记载的另一重误读”。1 林先生的研究回归问题原点，为学界提供了全新的思路，对笔者的立论启发颇大。然而笔者也注意到，无论是外交僵化的“名分论”，还是期待统一政权的“装置论”，亦或是从实录本身出发，将“良怀入贡”视为修纂者的误记，这些观点都具有一个共同的前提，那就是明朝政府已经清楚知晓日本分裂为南北朝的事实。但是，这一看似不言自明的前提果真成立吗?本文从洪武年间的对日认知出发，重新考察明初对日外交政策的行动逻辑，试图为历来众说纷纭的“日本国王良怀”问题提供全新的解答。一、洪武时期的对日认知元弘三年(1333)五月，效忠后醍醐天皇的新田义贞军攻陷镰仓，前任执权北条高时及其一门自尽，镰仓幕府宣告灭亡。随后，后醍醐天皇宣布王政复古，建立起天皇亲政的政治体制，史称“建武新政”。2 然而，后醍醐天皇的新政无法及时满足武士们的需求，各地叛乱此起彼伏。建武二年(1335)八月，足利尊氏以讨伐北条余党为名离开京都，继而在镰仓起兵反叛。第二年四月，足利尊氏率军攻入京都，后醍醐天皇携三件神器逃往比叡山，后辗转至大和南部的吉野继续对抗，是为南朝;足利尊氏在京都拥立持明院统的光明天皇，建立室町幕府，担任征夷大将军，即为北朝。自此，日本历史进入了五十余年的南北朝时期。3 由于存在相互对立的两个政权，且都与明朝有着外交联系，这一时期的中日关系显得格外复杂。那么，明朝何时得知了日本南北分裂的现状呢?弄清这一问题对于理解明朝初期的对日外交政策至关重要。一种观点认为，明朝至晚在洪武五年(1372)派遣祖阐、克勤出使日本时，就对日本国内的局势有了比较全面的理解。正因为明朝知晓北朝的存在，此次遣使的真正目的在于和北朝建立外交。4 这一观点主要依据有二:其一，本朝高僧传记载明太祖曾召见日本僧人椿庭海寿，询问其日本国内的情况，明太祖很可能从海寿口中得知了南北朝的消息;其二，克勤等人被软禁在圣福寺时，曾致信天台座主求援，信中提及明太祖的旨意:“朕三遣使于日本者，意在见其持明天32明朝初期的对日认知与“日本国王良怀”名号 洪武年间中日外交问题新探1 2 3 4 林炫羽:“日本国王良怀”的名号与伪使问题，载 海交史研究2018 年第 1 期，第 81 页。日 森茂晓:建武政権:後醍醐天皇時代，东京:讲谈社学术文库，2012 年，第 120121 页。日 伊藤喜良:日本歴史 8南北朝動乱，东京:集英社，1992 年，第 188194 页。日 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胡锡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年，第 513 页;张声振、郭洪茂:中日关系史(第一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年，第 301 页;王来特:明洪武初年赴日使者之交涉活动，载 史学月刊2016 年第 5 期，第 132133 页;马光:面子与里子:明洪武时期中日“倭寇外交”考论，第 48 页。皇。今关西之来，非朕本意，以其关禁非僧不通，故欲命汝二人密以朕意往告之。”1 可见，明太祖在派遣使团之前，已经明确意识到要与北朝取得联系。但是，这两条证据都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诚然，本朝高僧传中记载明太祖曾向椿庭海寿询问“日本四方遐迩、皇运治乱”2，但并未记录具体的内容，因而无法确认海寿究竟多大程度上介绍了日本的历史，又是否涉及南北朝的现状。关于克勤的书信，则必须考虑写作的背景。彼时，怀良亲王已被击败，明朝使团想会见北朝统治者，必然要将自己的来意美化。明朝使团虽宣称为见持明天皇而来，却没有携带诏谕北朝的诏书，也正因为如此，今川了俊始终对明使持不信任态度。3 就现有史料而言，明朝在洪武五年已经知晓日本南北朝对立现状的推测无法得到证实。那么，当祖阐和克勤从日本返回，带来足利义满的使者时，明朝是否由此认识到了北朝的存在呢?这一年，明太祖曾令中书省移牒日本，其中提到:“使者至彼，拘留二载，今年五月，去舟才还，备言本国事体。”4 不难看出，祖阐等人回国后确实向明太祖讲述了日本的情况。类似记载还见于宋濂的 送无逸勤公出使还乡省亲序，文中写道，“已而赴南京，仍见上端门。无逸备陈其故，阐亦附奏曰:岛夷不知礼义，微勤，臣不能再瞻龙颜矣。”5 至此似乎可以断定，明太祖是通过克勤的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