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留美图书馆学人与美国的汉学研究_郑丽芬.pdf

(Library)098 2023 年第 3 期（No.3.2023）*本文系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民国时期图书馆学人留学史料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17CTQ035）的研究成果之一。图书馆史民国时期留美图书馆学人与美国的汉学研究*郑丽芬（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 北京 100048）摘 要 民国时期留美图书馆学人大多有过在美国各东亚图书馆从事馆藏建设、分类编目及参考咨询工作的经历，他们将中国传统的版本、目录学知识与美国现代图书馆学技术相融合，为美国汉学研究提供了保障和治学门径。民国时期留美图书馆学人与美国汉学家形成了知识共同体，考察二者的关系，对于汉学和图书馆学具有知识史和学术史的意义。关键词 知识共同体 留美图书馆学人 美国 汉学 民国中图法分类号 G250引用本文格式 郑丽芬.民国时期留美图书馆学人与美国的汉学研究 J.图书馆，2023（3）：98104，111.1 引言北美中文馆藏在其发展过程中，帮助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汉学家、东亚问题研究专家和文化使者，华人学者和图书馆专家在其中作出了重大贡献1。民国时期有相当数量的图书馆学人于国会图书馆、哈佛燕京学社、哥伦比亚大学等主要的中文收藏机构工读，服务于中文图书馆的建设与管理。杜维明谓美国“汉学强的地方，都有第一流的汉学图书馆，而且有第一流的图书收藏家”2。留美华人图书馆学家从文献管理和研究两个维度为美国的汉学研究建立了完善的支援系统，其所从事的中国学研究论著本身已构成海外汉学研究成果中不容低估的部分3。学科的发展往往与周边学术群体相关联，民国时期留美图书馆学人与美国汉学形成了知识共同体，无论从知识史、学术史抑或文化交流史的视角，两者的关系都值得探究。下文将基于相关史料，探究民国时期作为“知识移民”的留美图书馆学人在美国早期汉学知识圈的角色及其与汉学研究的互动关系。2 进入汉学知识圈：美国汉学研究及收藏机构对专门人才的需求西方汉学研究最大的困难在于“求书读书之不易”4。1926 年 10 月 26 日，著名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在德国法兰克福讲演时提出，治“中国学”须有三方面的预备：目录学与藏书；实物的收集；与中国的学者接近。他“希望嗣后研究中国学问，须中外学者合作，以补以前各自埋头研究之缺陷，及使世界了解中国文化之真价值”5。美国早期汉学研究很好地吸取了欧洲的经验：一方面，以公开合作的精神重金聘请世界各国有名的汉学家以英语讲学；另一方面，基于雄厚的资金支持，对于汉学资料的收集不遗余力，汉学图书馆发展较快，为汉学研究打下了基础6。20 世纪初以来，劳费尔（Berthold Laufer，18741934）、夏德（Friedrich Hirth，18451927）、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戴闻达（Jan J.L.Duyvendak，18891954）等一大批欧洲汉学家移居美国或访美讲学。此外，民国时期美国派遣了一批年轻汉学家和汉学专业的博士生赴中国学习研究，与北平等地的学者群建立了良好的学术交游。同时，一批在国内接受过系统学术训练的华裔学者相继赴美，对美国汉学研究亦起到了基础性的贡献和推进作用7。美国早期汉学研究机构所收藏的图书仅由少数具有中西文知识的人员加以保管、利用和著录，也没有较详细的分类和编目制度来处理这些与西文书籍形式和内容迥异的资料8。1916 年，美国国会图书馆开始对所有收到的中文丛书编制索引。由于丛书版本不一，不同编纂者和刻版 2023 年第 3 期（No.3.2023）099的水平参差不齐，且丛书套系中存在书名错讹、缺漏、重复等情况，需要识别不同版本优劣、准确校勘、整理才能编制目录和索引。1920 年，国会图书馆邀请流亡美国的江亢虎（Kiang Kang-hu）费时数月为各丛书确定了书名、编者和简单提要9。1921 年，美国国会图书馆又派遣汉文书籍编目员卫德女士（Katherine H.Weed）到中国金陵大学研习汉文，并研究汉文书籍编目方法10。1922 年暑假，国会图书馆远东部邀请南京金陵大学图书馆馆长克乃文（Harry Clemons）回美帮助进行古籍丛书分类及编目，后又委托其帮助国会图书馆搜购中文图书11。然而，无论雇佣非图书馆学专业的留美华人、委托留华的美国图书馆员来馆短期协助，抑或派员来华学习中文图书管理，都不如直接聘请谙熟中国传统典籍、受过现代图书馆学专业训练并具中英语言优势的留美图书馆学人有效。在这样的背景下，民国时期的图书馆学人获得了赴美契机，并与汉学研究中的主体中文文献及汉学家发生了最直接的关联。3 融入汉学知识圈：汉学学术资源的建设与管理民国时期海内外的中国研究，受欧美科学主义以及巴黎学派汉学的影响，重视专精的考据12。如伯希和在掌握语言、版本校勘与搜求应用新史料三方面用功极深，以此为工具来研究中国历史。“其对纯粹中国材料认识之多，在北平学界亦大可惊人。”13师承欧洲汉学正统的美国汉学界同样重视“材料”，即原始学术资源的搜集与获得，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上重古代和文献学方法，这恰恰是图书馆学人发挥重要作用的场域。因此，在美国汉学外来的智力支持中，留美的图书馆学人构成了重要的知识群体。3.1 主动服务于汉学研究的角色意识汉学研究就像一个“场域”，留美图书馆学人一旦置身这种“场域”，即具有非常鲜明的角色意识，其职业价值取向表现出以汉学为轴心的生存逻辑，深知中文收藏、管理和利用与汉学研究之间的共存关系，积极、主动地进行汉学图书馆馆藏调查、中文文献出版与分布的介绍，以专业所长服务于美国的汉学研究。1928 年，美国学术团体联合会（ACLS）组织召开“首届促进中国学会议”，作为哈佛汉和文库负责人，裘开明受邀参会并提交了其关于中日两国图书馆的调查记录以及正在从事的三项工作：一是编制中国丛书所收书目索引；二是编辑哈佛燕京学社所藏的中文图书内容提要；三是中、日图书馆通览。这些工作在当时是非常有前瞻性的，为美国汉学研究者了解中国学资料的分布提供了很大的便利。1930 年 1 月，哈佛大学文理研究生院院长 George Henry Chase 聘请裘开明担任哈佛汉和文库永久馆长，裘开明主动提出将永久固定聘期改为三年，想看看“在 3 年里自己能为发展汉和文库做些什么”，并建议将头衔改为“汉和图书馆馆长及中文教员（Chinese tutor）”14。这一举动充分体现了裘开明对建设汉学图书馆和推动汉学研究的自主角色意识。1932 年 3 月，美国学术团体联合会和美国东方学会在芝加哥联合举办远东研讨会，裘开明的 中国的图书馆资源与书市：初步报告（Library Resources and Book Markets in China:a Preliminary Report）引起芝加哥大学、加州大学以及美国太平洋关系研究所相关研究员的注意。他建议美国学术团体联合会（ACLS）中国研究委员会出版该报告，供每年远赴中国进行远东研究的美国年轻人使用。同年 9 月，他的 中国清代历史文献：16441911（Chinese Historical Documents of the Ching Dynasty,16441911）一文被美国亚洲地域研究期刊 太平洋历史评论 转载，文中介绍了 筹办夷务始末 军机处档案 满洲老档秘录 清季外交史料 史料丛刊初编 等清史研究的重要原始文献。对于资料的价值和使用，他则中肯地评价与提醒：“从研究的角度来看，这些资料并不令人十分满意，但影印出来还是能为国内外学者提供较大的便利的。坦率地说，它们是需要处理的原材料，因此需要研究者科学的对待。”153.2 汉学学术资源建设民国为社会剧变之际，史料出新，昔日的秘籍珍藏也时见于市井。西方公私机构乃至个人如伯希和、恒慕义、魏特夫等曾多次来华访购典籍，搜集资料。留美图书馆学人精通版本目录，对美国图书馆中文收藏的系统化和完善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裘开明以服务于“严肃的学术研究”为目的，提出了哈佛燕京学社中文图书收藏的标准：一是各学科具有代表性选集（selected works）收藏的系统程度，如经学、历史、哲学、文字学、传统集部等；二是各个学科领域全集（complete works）收藏的丰富程度14152。他认为地方志对汉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建议哈佛补充地方志文献的采购。他重视收购国内私家藏书，不仅对藏书结构和购书时机专业敏感，还提出甄选鉴别版本优劣的方式。战时，裘开明还曾托人或亲自到北平、成都、上海、杭州各地采购大量地方志、明代传记、明清文集16。基于哈佛大学与燕郑丽芬：民国时期留美图书馆学人与美国的汉学研究(Library)100 2023 年第 3 期（No.3.2023）京大学的合作关系，他在安排燕京大学图书馆为自身采购图书的同时，也为哈佛大学购买一本复本。在服务于哈佛燕京学社国际汉学研究的取向下，裘开明精确的版本知识以及与当时北平书肆和藏书家的深厚关系等优势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发挥。哈佛燕京图书馆最终成为西方汉学研究首屈一指的图书馆中心17。20 世纪 30 年代，袁同礼掌管的北平图书馆成为中美文献采购与交换的中枢。美国国会图书馆所藏的地方志和清人文集、哥伦比亚大学所藏的明人家谱和文集、芝加哥大学东亚馆的经部文献收藏均得益于北图之助18。1931 年，袁同礼指派馆员顾子刚开设“大同书店”（Union Bookstore），代美国各图书馆搜购中文书籍。顾子刚根据各馆的需求进行了有针对性的采购：文集 Columbia（哥伦比亚大学）不买明版，只 LC（国会图书馆）买，道光以后的 Columbia 多买些，因它注重近代史，LC 少买些，Chicago（芝加哥大学）主要买些考据家的文集，因它注重古代文化，以考据派的经学为购买对象；方志 Columbia 不买道光以前的，LC 不买 Harvard（哈佛燕京学社）已有的旧版本，Chicago 则只买些与古代史有关的地区的新版志书19。1942 年底，袁同礼与时任美国国务院文化关系司对华关系处代表费正清向美国图书馆协会提交了 中美文化关系备忘录（Meno:Sino-American Intellectual Relations），建议由美国国会图书馆与北平图书馆合作为美国各大学联合采购中文图书，并请美国学术团体联合会在美国出版具有汉学书目指南性质的 图书季刊（英文版）。在美国图书馆协会的斡旋下，美国 13 所著名大学于 1944 年开始联合向北平图书馆采购中文图书20。1938 年，谭卓垣入职夏威夷大学仅半年，他就从北平为该校新订购了 5 000 册中文图书，到 1939 年，该校中文藏书增加到24 284册21。钱存训入职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后，除搜集古籍善本和与教研相关的特藏外，还大力采购有关近代中国的资料，尤其是报刊、官报、地方行政资料以及中国战乱期间的文献和出版物。1978 年当他退休之时，芝加哥大学远东图书馆的中文收藏在美国各大学中跃居第三位。负责学术资源的副校长哈里斯（Chanucy D.Herris）盛赞其在“将原有规模很小的中文藏书发展成为一个主要的、国家一级的远东图书馆的过程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22。基于留美图书馆学人的尽心搜购和管理，美国汉学图书馆的中文收藏不断完善，汉学家邓嗣禹喟叹在哈佛、哥伦比亚大学看中文书比在北平还要方便6。3.3 汉学文献分类与编目美国各图书馆和研究机构的中文收藏不仅有古籍，也包含大量新式图书，西方现代图书分类法难以适用，因此有必要在中国古代四部分类法的基础上，编制适合中日文新旧图书使用的统一分类法，以方便学者利用与研究。图书馆学人桂质柏 19261928 年于哥大图书馆学院工读期间，采用四库全书分类法外加杜威十进分类法对哥大图书馆的一万五千余册中文书籍进行分类23。裘开明、冯汉骥、于震寰针对哈佛汉和图书馆馆藏特点，以中法为经，西法为纬，共同编制了 汉和图书分类法。1943 年底，美国学术团体联合会出版该分类法，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杜克大学先后采用。至 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 15 个主要的东亚图书馆中，有 10 所采用了这部分类法。裘开明也成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