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梭笔下的古罗马及其思想的古派特征_李健.pdf

2023 年第 3 期(总第 299 期)THE NOTHEN FOUMNo.3，2023Total No.299卢梭笔下的古罗马及其思想的古派特征李健 摘要 作为西方政治思想家密切关注的思考对象，古代罗马的政治变迁同样也吸引了卢梭的注意。卢梭塑造了作为理想政治典范的罗马共和国形象，然而这一形象与他的先驱者和后来者们相比，呈现出浓重的古派色彩。卢梭对罗马式理想政治的坚持以及他的古派立场，透露出卢梭对人性的重要判断，正是因为卢梭在人的自尊这一问题上的观点，他对理想政治的设想才表现出强烈的古派特征。不过，卢梭方案的古旧仅仅存在于表面，虽然他的政治学说显得与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格格不入，但其学说的内核却是现代的激进个人主义。关键词 卢梭古罗马古派自尊 基金项目 北京大学“双一流”重点课题“政治通鉴基础研究工程”项目 作者简介 李健，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100871)DOI 编号10.13761/23 1073/c.2023.03.005随着时代的迁转，人类赖以共同生活的政治体形式历经了从城邦到国家的历史演变，即便大多数人在其所处时代的政治实践的基础上设想理想政治的图景，却仍不乏有一些哲人表现出对即将从历史舞台上退下的政治体形式的肯定与赞赏，卢梭便是其中令人瞩目的一位。在18 世纪中后期的法兰西，即便目睹了民族国家这一更强大的政治体形式在欧洲的扩散，尤其是在法国的胜利，卢梭却将他对于理想政治的想象设定在一个具有强烈古典政治色彩的小共和国之中，不免令人感到疑惑。为了探究这一问题，本文选定的焦点在于，经过卢梭的解读与改造，古代罗马共和国成为了理想政治的典范。作为西方政治思想家们密切关注与省察的思考对象，古代罗马的政治变迁同样也吸引了卢梭的注意，然而卢梭笔下的罗马形象，即便与他的先驱者们相比，也呈现出强烈的古派色彩。同样的，通过罗马典范形象所映照出的卢梭式理想政治，与他的后来者们相比，也看起来十分古旧。本文试图追问卢梭做出这一古派姿态的原因，并致力于诠释这一独特立场所涉及的卢梭有关理想政治的根本思考。因此，首先要做的工作便是澄清卢梭笔下的罗马形象。一、卢梭的罗马1749 年，卢梭在狄德罗的鼓励下应征第戎科学院的有奖征文并于次年获奖，这一成就使得他迅速成为了启蒙时代“文学共和国”的焦点。第戎科学院的征文题目为“科学与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助于敦风化俗”，而卢梭在这篇后来被称作他的“第一篇论文”的作品 论科学与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助于使风俗日趋纯朴小引部分的开头为这一问题加了一个半句，“科学与艺术的复兴，是有助于使风俗日趋纯朴，还是促使风俗愈来愈败坏”，暗示读者他将要得出的结论是后半句。在 论科学与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助于使风俗34日趋纯朴中，卢梭明确地指出，科学与艺术对风俗有危险的败坏作用，他鲜明地反对科学与艺术在启蒙时代的流播，崇尚一种简单而又朴素的社会生活。对此，即便是稍微熟悉卢梭、知道卢梭并非一位典型的启蒙思想家的读者也会对卢梭所持的论点感到些许诧异。但在历史的车轮刚进入18 世纪的时候，文明发展与道德的关系曾经是法国古今之争的重要主题，18 世纪初法国重要的思想家弗朗索瓦费奈隆也曾以古派的立场加入这一论争之中。有学者曾如此描述费奈隆对卢梭思想的影响:“如果在他的 论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起因与基础与 社会契约论面世之前，卢梭已于 1750 年代早期去世，那么他所留下的主要思想遗产便就是 论科学与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助于使风俗日趋纯朴，如此，今天赋予他的评价可能就是一位为熟悉的费奈隆式主题绣上花边的小修辞者。”1 87在费奈隆的直接影响下1 78 93，卢梭阐述的古派论点得到相当数量的认可，这也是他的文章能够获得更倾向于古典道德理想的第戎科学院青睐的原因2 187 188。在他刚开始系统思考的时候，他便摆明了古派的立场。与他的古派立场一同出现的，还有他笔下的古罗马形象(下文简略为“罗马”)。在 论科学与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助于使风俗日趋纯朴中，卢梭第一次直接讨论了他心目当中的罗马，然而此处的罗马却是一个负面案例:“由一个牧童所建立并以人民勤劳著称的罗马的衰败，是从埃尼乌斯和德伦斯的时代开始的。自从奥维德、卡图里斯和玛提阿里之流及一帮宣扬淫秽之事的作家相继出现之后，从前被人们视为道德的殿堂的罗马，就变成了罪恶的渊薮，受到其他民族的轻蔑，屡遭野蛮人的捉弄。这个全世界的首都，自己也带上了它此前强加给其他民族的枷锁。”3 15自从诗人与作家得到罗马的认可之后，罗马的风俗道德便被这些专长于描写享乐淫逸的人败坏，罗马陷入了罪恶的深渊，“随着他们开始喜爱绘画、雕刻和金银器皿与精研工艺之时起，他们骁勇善战的气概便逐渐消失”3 33，在失去了保障自由的德性之后，罗马的公民也最终失去了自由。然而，卢梭也明确区分了败坏的罗马与“处于贫穷和无知时期的罗马”3 17，后者没有遭到科学与艺术的败坏，虽然贫穷与无知，却能过自由而有德性的生活。倒不如说，正是因为贫穷与无知，罗马人才能自由而有德性，卢梭主张，“没有科学和艺术，奢侈之风就很难盛行;而没有奢侈之风，科学和艺术也无由发展”3 28，“科学产生于 人 的 闲 逸，它 们 反 过 来 又 助 长 人 的 闲逸”3 26 27，当罗马贫穷与无知的现状被颠覆的时候，也正是罗马走向败坏、罗马人逐渐丧失自由的开始。在 论科学与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助于使风俗日趋纯朴中，卢梭推崇抵制科学与艺术在罗马流播的罗马政治家加图，也借罗马执政官法布里西乌斯之口对罗马人发出严厉的抨击3 20 21。卢梭对罗马的核心指责在于，科学与艺术的发展让罗马人更加关心知识的显摆与艺术的精巧，从而丧失了对诸如节制、勇敢、朴素等真正重要的政治德性的关注。卢梭的严厉谴责根源于其对“处于贫穷与无知时期的罗马”的美好想象，卢梭笔下带有浓重理想政治气质的罗马形象支配着读者对于卢梭式理想政治的想象力4 212。1755 年，卢 梭 为 百 科 全 书 撰 写 的 词条 政治经济学发表，由于它与 社会契约论在诸多观点上相一致，故而此文被视作社会契约论的先声。在 政治经济学中，罗马的典范形象占据了十分重要的位置:在世界各国人民中，罗马人在这方面的做法尤其突出:他们的政府对每一个人都十分敬重，非常细心地保护每一个成员的不可侵犯的权利。再也没有什么事物是像普通公民的生命那么神圣的了在世界上这个最强大的民族中，任何一个公民的罪行和受到的惩罚，都是全体人民最关切的事情在罗马城中和罗马的军队中，到处都洋溢着这种公民之间的相互爱护之情。对“罗44马”二字的尊重，培养了他们的英勇精神和道德情操。谁拥有“罗马人”这个名称，谁就会爱惜这个振奋勇武和豪迈之气的称号。5 24卢梭将诸多要素 平等、自由、人权、友爱、爱国主义、武德，赋予罗马这一典范形象，但贯穿于这些要素之中的一贯之道便是罗马政治体的强大凝聚力，其使得每一位公民对共同体而言都是不可分割的。卢梭认为这才是罗马典范形象的核心特征。换言之，罗马的形象是一个典范的共和国形象，在这个共和国中，每一位公民都是共和国有机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卢梭笔下的罗马形象与其国家理论紧密地关联了起来:政治体可以被看作是一个有生命的有机体，同人的身体是一样的就整个躯体来说，无论哪一部分的生命都是共同的“我”;身体的各个部分是互相感知的，是有内在的联系的。这种联系一停止，统一性便消失了，互相毗连的各个部分就不再是互相关联在一起，而只是并置在一起，其结果将如何呢?其结果必然是:人死亡了，国家解体了。5 5 6卢梭的国家理论是典型的有机体论，国家与成员之间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失却部分，整体便也不成其为整体。卢梭重视政治体中的个人与部分。在他看来，一旦政治体的某一部分错位或者失活，各个部分之间便不再紧密关联，而只是单纯堆砌在一起，彼此之间甚至毫不关心，这意味着国家的解体。在 1762 年出版的 社会契约论的一个著名段落中，卢梭更加明确地指出了这个问题:镇压一群人和治理一个社会，这两者之间永远有着巨大的差别。即使分散着的人们一一相继地被某个个人所奴役，无论他们的人数可能有多少，我在这里就只看到一个主人和一群奴隶，我根本没有看到人民和他们的首领;那只是一种聚集(agrgation)，如果人们愿意这样称呼的话，而不是一种结合(association);这儿既没有公共幸福，也没有政治共同体。这个人，哪怕他奴役了半个世界，也永远只是一个个人(particulier);他的利益脱离了别人的利益，就永远只是私人的利益。如果这个人归于灭亡，他的帝国也就随之分崩离析，就像一棵橡树被火焚烧之后就消解而化为一堆灰烬一样。6 17相比于 政治经济学，卢梭此处明确地区分了“聚集”与“结合”两种政治社会的组织形式。在诸如父权制、强权制与奴隶制等不具备合法性的社会秩序中，统治者其实是在“镇压一群人”，此种政治社会本质上是“聚集”，成员之间没有真正的利益关联、共同认可的公共利益与紧密联结的社会纽带。而卢梭在 社会契约论中所要构建的理想社会在本质上是一种“结合”，共同体中的个体彼此相关，牵一发而动全身。“聚集”与“结合”的区分是理解卢梭国家学说的一把钥匙，他对国家的根本界定就在于此，国家应当建立在成员的有机“结合”之上，这才是政治社会真正坚实的基础。故而，卢梭在论不平等中的主张便可以得到恰当理解:“由于人与人之间再也没有什么东西比被人们称为强与弱、富与贫这类由偶然的因素而不是智慧造成的外在的关系更不稳定，所以乍眼一看，人类社会是建立在许多流动的沙堆上的。”7 41国家成员之间的强弱富贫无助于建立公民之间真正稳定的关系，势力强弱的变动、财富多寡的迁转对公民之间纯粹的社会关联有着釜底抽薪的作用，个体为了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与更多的财富蝇营狗苟，到处钻营，只以利益交易、矫饰显摆的暂时性视角理解身边的每一个人，而失去了以真诚友爱的方式界定彼此之间关系的能力7 122 123 5 49。因 此，卢 梭 在 政 治 经 济 学科西嘉制宪意见书中均明确抨击不平等，社会契约论也将原初社会契约的内容规定为:每个结合者及其自身的一切权利全部都转让给整个集体每个人都把自己全部地奉献出来，所以对于所有的人条件便都是同等的，而条件对于所有的人既都是同等的，便没有人想要使54它成为别人的负担了。6 19 20卢梭坚持，唯有使每个结合者均将其所有的一切转让给集体，实现政治体成员之间的平等，其基于成员平等与互相尊重的有机体国家理想才有出路。也正因为如此，卢梭才会认为贫穷的罗马才是好罗马，只有贫穷的罗马才可能是有机的政治体。富裕的罗马不可能实现个体之间的“结合”，正如 社会契约论所言，“自以为是其他一切人的主人的人，反而比其他一切人更具有奴隶性”8 351，富人与穷人之间相互奴役，对彼此漠不关心，无法实现真正的关联。可见，罗马的典范形象与卢梭的国家理论及其对理想政治的想象相互联系。既然卢梭式有机政治体要求个体的紧密关联，那么卢梭势必要对公民性作出规定，同时还必须要有某种能够产生并维持公民性的机制 教育，以保障国家尽可能避免解体:“只告诉公民们要为人善良，这还不够，还必须教导他们如何为人善良。在这一点上，以榜样示范，是我们应当采取的第一个方法，但不是唯一的方法;培养公民们对祖国的爱才是最有效的方法。”5 20“你希望人民个个都成为有道德的人吗?那你就使他们从爱祖国开始做起”5 22，卢梭为理想的罗马赋予了诸多德性，而培养这些德性的主要方式是爱国主义的培育。爱国主义教育的根本目的则是培养与维持一种公民性，一种能够将共同体真正团结起来的公民精神，这是公民教育的最终依归。“要把人民全都培养成公民，那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成功的事情”5 27，卢梭在 爱弥儿中展示了公民教育的可能性与所面临的巨大挑战:“由于不得不同自然(nature)或社会制度(institutions sociales)进行斗争(combattre)，所以必须在教育成一个人(un homme)还是教育成一个公民(un citoyen)之间进行选择，因为我们不能同时教育成这两种人。”9 上，10依此逻辑:第一，存在两种无法通约的教育路径 “人”的教育与“公民”的教育;第二，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