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日本文学图书汉译出版考_李圣杰.pdf

113出版科学（双月刊）2023231期年第第卷PUBLISHINGJOURNAL民国时期日本文学图书汉译出版考李圣杰江一帆（武汉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武汉，430072）作者简介 李圣杰，武汉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江一帆，武汉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2020级博士生。出版科学，2023，31（2）：113-120 摘要 以民国时期总书目 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 汉译日文图书总书目中的出版数据为研究样本，纵向梳理出版历程、横向描摹版图群像，勾勒出民国时期中国日本文学类图书译介出版事业的发展脉络和活动轨迹，为中国近代翻译文学出版史研究提供新的参考。关键词 民国日本文学翻译出版新文学出版史 中图分类号 G23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853（2023）02-0113-08Inspection of the Translation and Publication of Japanese Literature Books in the Republican ChinaLi ShengjieJiang Yifan（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Wuhan University，Wuhan，430072）AbstractTaking the publishing data in the General Bibliograph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Period，Comprehensive Catalogue of Chinese Translated Japanese Books and General Bibliography of Chinese Translated Japanese Books as the research samples，this study combs the publishing process vertically，depicts the group portraits of the territory horizontally，and outlines the trajectory of translation and publication of Japanese literature books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in order to offer new references on the research in publishing history of modern translation literature.Key wordsRepublic of ChinaJapanese literatureTranslation and publicationChinese new literatureHistory of publication民国初年，伴随着新文学运动兴起，新文学在与通俗文学的交锋中，逐步取得出版市场主流话语权，出版新文学相关出版物成为文化界与出版界的共识。为了改革旧文学、建构新文化，中国文坛开始大量译介出版域外文学著作，为新文学发展引入新的活水。这时，随着日本近代民族国家建立以及日本文学成功转型，西化成功的日本成为知识界的首选，作为本土文学补充的日本文学汉译出版活动也迎来重大发展机遇，逐步从知识文化边缘运动至文化体系转型中心。一方面，鲁迅等中国现代文学发轫者深度参与日本文学汉译出版事业，使民国时代的出版呈现浓郁的文化氛围与人文色彩；另一方面，出版界敢于引领时代风气之先，担当历史使命，展现出变革时代出版人的文化追求与爱国情怀。知识界与出版界的结盟，促使新文化催生了新出版，新出版又反哺了新文化，两者相互促进，共建了出版和文化的新时代。这一时期，伴随新文学革命的兴起与西学东渐思潮的深入推进，建构新式现代文学成为文学改革重中之重，域外文论、小说、DOI:10.13363/j.publishingjournal.20230330.011114出版史出版文化栏目主持延和戏剧等文学译作数量也随之激增。就域外文学图书国别出版量而言，民国时期总书目收录的日本文学图书种数低于俄、英、美、法 4 国，在这一时期域外文学图书国别数量排名中位列第 5 1。这或许是导致日本文学译书出版研究，长期远离域外文学出版研究视野的重要历史原因之一。然而，不容忽视的是，这一时期的日本文学图书汉译出版活动是出版界和知识界对于建构中国新文学的积极尝试，它不仅对文艺思潮的引进、文学观念的转型、文体表现的新拓起到直接的促进作用，同时也反作用于出版业，推动了装帧文化、品牌意识等出版文化的日益成熟。可以说，日本文学汉译图书与其他域外文学图书一起，共同参与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构建，对出版文化的新旧转型与中国新文学的生成影响甚远。1日本文学图书汉译出版活动的历史进程本文基于香港学者谭汝谦编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0年）、北京图书馆编民国时期总书目 外国文学卷（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 年）以及田雁编汉译日文图书总书目 第一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年），对民国时期日本文学汉译图书数量进行了统计。其中，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是汉译日文图书统计研究的拓荒性著作，共计收录日本文学翻译图书 244 种；民国时期总书目集我国图书馆藏书目录汇编之大成，收录日本文学翻译图书344 种，两版目录在学术界均具有广泛影响力；汉译日文图书总书目是出版年份最新的汉译日文图书目录著作，收录日本文学（含语言类）图书 587 种。上述 3 本目录收录的日本文学图书种数差异较大，在相互参校、剔除重复后，统计整理出日本文学译书 534 种。依据翻译数量可知，民国时期的日本文学类图书译介出版活动经历了稳步转型期（19121927 年）、鼎盛发展期（19281937 年）、迅速衰落期（19381949 年）3 个阶段。1.1稳步转型期图书的译介出版活动服务于社会需求，如果说晚清的文学翻译以“政治改良、启发民智”为准绳，那么民国初期的文学翻译则顺应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首先，出版物结构调整，选题标准发生转变。这一时期的日本文学汉译图书不仅扩充了文艺理论、戏剧、诗歌等新的文学类型，同时将既有的小说类出版物由近代通俗小说转向现代小说名家名篇。如中华书局出版的日本现代剧选 近代欧洲文艺思潮、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现代日本小说集 日本的诗歌等，都属于新文学、新思潮范畴，颇受时人瞩目。其次，出版物语言形式发生变革。不仅由文言文改为白话文，且开始借鉴日本现代文文体表达，同时翻译方法也由清末的“译述”“演述”“转译”等转为提倡“宁信而不顺”的直译法。再次，日本文学汉译图书出版机构涌现。新文学、新思潮带来的出版机遇逐渐被一些善于把握时局的中小出版社发现，从 1912 年至 1927年，先后有北平文化书社、关东出版社、启智书局、顺天时报社、中国图书公司和记、上海书店、开明书店、大东书局、北新书局等 20余家出版社加入日本文学图书出版事业，成为变革时代日本文学图书出版事业的排头兵。1918 年，周作人在北京大学所作题为“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的演讲，系统梳理了日本近代文学的发展经纬，对出版界日本文学选题策划产生了积极引导作用。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日本文学图书汉译出版的关系，实藤惠秀曾指出，“民国六年，胡适、陈独秀、钱玄同等所提倡的新文学（一名文学革命）成功，日籍的翻译再度热烈起来，而成为这种新文学模范的确实是日本文学”2。显然，选题策划、出版语言及出版群体等种种变化不仅为之后的日本文学类图书兴盛奠定了根基，更是建构了日本文学类图书汉译出版事业的现代性。虽然有学者认为新文化运动并未刺115出版科学（双月刊）2023231期年第第卷PUBLISHINGJOURNAL激中国汉译日文图书出版事业3，但就日本文学译书而言，新文学运动显然具有界标意义。1.2鼎盛发展期从 1927 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到 1937 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是民国出版史上最为辉煌的黄金年代。据统计，这一时期全国图书出版总数达到 4 万种4。经济的发展、交通的进步、教育的提高和图书馆事业的增长，为这一时期出版业的兴盛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5。受出版业兴盛的影响，日本文学图书汉译出版在广度与深度上呈现空前的繁荣景象。首先，出版种数激增，结构进一步优化。鼎盛期 10 年间出版的日本文学汉译图书总量为 340 种，年均出版量为转型期的 6 倍。在出版图书类型结构方面，不仅散文、儿童文学、报告文学、回忆录、书信、日记等多种新文学门类得到新增充实，而且文学理论类图书出版量大幅增长，跃居该时期日本文学译书首位。图书结构的另一个变化是出版模式由单行本向选集、丛书的发展过渡。1923年北平文化书社曾出版芥川龙之介小说集，1927 年开明书店在此基础上增加不同体裁作品后再次出版，更名为芥川龙之介集，此后“选集”类型的日本文学图书不断增多，同时短篇小说集与节译的日文小说集也陆续出现。这一时期，中华书局新文化丛书、商务印书馆文学研究会丛书、大江书铺文艺理论小丛书等均开始遴选大量日本文学作品，日本文学图书出版模式逐步多元化。为进一步挖掘图书市场购买力，出版社编译了诸如达夫所译短篇集 资平译品集等以知名译者命名的翻译选集，这些销售策略为书局带来了可观的商业收益。其次，这一时期出版物质量显著提升，出现了译本更新。据统计，鼎盛期组织更新的译本超过 20 余种，更新的原因在于译文过于陈旧，或因为来自第三种语言转译，或因国外出版修订本，进而产生了译本更新的市场需求。例如，1933 年前后上海亚东图书馆、太平书店先后启动了不如归的重译。时人翻译家章依萍认为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的林雪清译本“译笔忠实而流利，实在是很完美的译本”“相比林纾的前版本高万倍”6。不仅如此，鼎盛期的图书装帧设计更趋美观，不仅精装本增多，译本的纸张、印刷质量均有明显改进，同时在排版上讲究图文并茂，重视封面及插图的设计，特别是苦闷的象征成为国内最早采用封面设计图画的文学书，推动了书籍装帧从技术手法到艺术形式的革新。鼎盛期的图书从内容到形式趋近现代出版物，推动了图书出版、发行和传播等现代出版流程的确立。1.3迅速衰落期1937 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由此进入全国性抗战阶段。学界普遍认为，对中国的汉译日文图书而言，战争的影响无疑是颠覆性甚至是灾难性的7。首先，战争对读者和译者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冲击，“国人在情感上对侵略战争极度憎恶痛恨，若非直接为抗战所需，是不愿热心翻译日文图书的”8。其次，战争导致大量老牌日文翻译图书出版社被迫搬迁或停业，日文图书出版事业几乎停摆。反映在图书数据方面，衰落期的年均译介出版图书种数为 8.5 种，仅为鼎盛期的四分之一，其中部分为战前版本的重印。战时沦陷区的日本文学译书多“出自转向作家之手，为宣传日本国策或与日本国策不相抵触的东西”9，例如林房雄宣扬“法西斯主义”的长篇小说青年（上海太平书局、1943 年）、丹羽文雄以太平洋战争为题材的报告文学海战（上海大陆新报社、1943年）等，这些图书公然宣扬侵略战争、鼓吹军国主义，已然沦为文化操纵的工具。战时日本帝国主义者为掌控社会舆论，严禁一切具有中华民族意识的出版物出版。在艰难的战争岁月，大后方出版人始终坚持出版文化116出版史出版文化栏目主持延和事业，先后出版了系列揭露侵略战争真相的反战文学作品，其中以石川达三活着的士兵最具影响力，真实记录了日军在南京犯下惨绝人寰的罪行。该书在大后方多次翻译出版，仅 1938 年一年间便先后被广州文摘社、广州南方出版社、上海杂志社3家出版社相继出版，彰显出抗日救亡的时代主题与读者期待。2日本文学类图书译介出版活动的版图群像2.1出版内容在 19121949 年间译介出版的日本文学图书中，文论以 210 种占据首位，其次为小说 190 种，两者占出版发行日本文学译书总量的 3/4。文艺理论在文学转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既是文学启蒙的重要手段，也是文学创作的风向标，其他文学体裁，诸如小说、戏剧、诗歌等，虽可以为新文学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