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人口的空间书写——黄咏梅小说论_梁世佳.pdf

第 35 卷第 4 期20 世纪 70 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历经一系列社会制度变革和经济结构转型。随着城镇化发展进入中后期，数以亿计的农民进城打工，形成了我国特有的流动人口现象。而在城市与乡村这一对充满张力的空间关系内，小城镇这一介于乡村与城市的空间样态，起源于人口的集聚与离散，汇聚着从“乡土中国”到“城镇中国”的民族现实与时代潮流，与向现代世界转型的当代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遥相呼应。从这个意义上讲，由作家笔下的小城镇，透视时间节点意义上的人口流动现象，关乎人民实际的生存近况与精神处境。在百年“城乡中国”这一宏大的议题内，展现了由种种微观悲喜纠结构成的巨幅众生百态图。中国当代文学的版图中，代表了岭南文化的广州文艺，由改革开放这一特殊历史契机，在都市文学的版图内占据了小城镇叙事的板块。生于“小地方”梧州，旅居广州多年的“70 后”女作家黄咏梅，虽在创作中以广州为根据地，相继发表了 骑楼 多宝路的风达人 少爷威武 等小说，追根溯源，其整体性的文艺创作仍归属于“新客家”（客籍作家）作家群1，小说多以客居者的姿态旁观改革开放三十年后广州当下既冲突又聚合的城乡空间形式变化，使其小说具有了反映现实社会史的可能性与限度。在此特殊的城乡转换阶段，黄咏梅的写作又契合了“70 后”作者群的价值遵循：魏微、乔叶、金仁顺、鲁敏等作者，成长于相对风平浪静的沿海或内陆的小城镇，对传统集体意义上的“乡土概念”并不亲近，转而勾勒个体记忆内的“小城镇”，“对小城镇日常生活进行想象与建构成为七十年代出生作家鲜明的美学特征”2。这类作品的独特之处在于将个体的日常生活作为装载“城镇中国”的最大容器，由代际子子孙孙在城乡之间“出”与“入”的生命轨迹透视小城镇这一新增的社会空间在社会转型时期的文化特性。小城镇与小城镇叙事，既是黄咏梅生活具体场域的地理起点，又是她“潜意识里通过小说返回故乡”338的叙事起点。由小城镇这一介于城与乡的“中间物”发掘流动人口催生的城市生存新阶级之情感日常状态，由作家个体经验下的小城镇叙事观照广州流动人口生存状态的复杂性，由局部地域性特征显著的小城镇叙事这一路径嵌入中国当代文学整体性的现代化图景。黄咏梅生活的小城镇与笔下的小城镇叙事，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下不断生成的城乡公共议题，提供了社会学、文学等多学科意义上丰饶而驳杂的“样本群”与跨学科的研究价值。一、似城非乡：流动人口的进城难流动人口作为我国人口迁移活动中的一个特殊群体，是在我国实行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和城乡分割状态下出现的人口流动的一种形式4237。经过近 20 年的发展，流动人口现象的社会环境不断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在人口集聚的城市内更加明显。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流动人口大致可分为两类群体，一是国有企业用工制度变革产生的城市工人下岗待业群体，二是涌入城市打工的农民工群体，这两大人口流动形式，在城镇*收稿日期：2022-10-12流动人口的空间书写黄咏梅小说论梁世佳（暨南大学 文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2）摘要：随着城镇化发展进入中后期，我国城乡流动人口规模快速增长，“乡土中国”逐步向“城镇中国”转型。在此过渡阶段，小城镇日渐成为“70 后”作家群集中书写的空间意象。“70 后”广州客籍女作家黄咏梅撷取小城镇这一空间载体，介入叙事文本存在已久的流动人口现象。叙述上，从身份、地方、日常、记忆四个方面挖掘城市生存新阶层之情感状态，探讨了进城与返乡之间不断生成的公共议题。一方面，由作家个体经验出发关照了广州流动人口当下生存状态的多样性；另一方面，从主体经验到地域写作，阐释了都市书写之于岭南文艺的当代文学价值。关键词：黄咏梅；叙事方式；流动人口中图分类号：I207.4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9-4318（2022）04-0025-06钱清华，桂玉梅，高慧：治疗肺动脉高压新药 Selexipag 的研究进展第 35 卷第 4 期2022 年 12 月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学报Journal of Lianyungang Technical CollegeVol.35 No.4Dec.2022DOI:10.19858/ki.1009-4318.2022.04.018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2 年第 4 期林立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尤为显著5306。黄咏梅早期创作的小说集中反映了这一群体的生存境况。20032006 年发表的单双 勾肩搭背骑楼 负一层 都以“国企工人下岗潮”和“农民工进城难”为背景透视了大城市内被迫流动的低收入人群在底层谋生的生存实录。小说以村民的相继死亡和家庭暴力的代际延续隐性地传达了作者对“城镇化”这一社会现实的冷静反思。单双 负一层 将镜头对准了城市工厂里因伤残失去工作的下岗人群和特殊家庭；骑楼 勾肩搭背 则以“打工仔”“打工妹”为主人公，描写了这一群体在大城市内破灭的梦想与爱情的故事。黄咏梅在叙述时常采取“固定机位”的方式，由一个人物或一个家庭命运的跌宕沉浮折射出一个群体的悲剧命运。单双 与 负一层 虽均以身体或智力残疾的人群为叙述对象，描摹了处于社会边缘、几乎没有社会话语权的底层流动人口。究其根源，其实际指向都是 90 年代国企改制后工人沦为“城市游民”的处境6。单双 中亲子之间互相残杀的赌徒一家，负一层 中生活捉襟见肘的阿甘一家，都属于社会结构转型期典型的代表。负一层 中因癌症去世而早早在家庭缺位的父亲，单双 中痴迷赌博的廖强夫妇，他们都是国有企业改制后下岗职工的典型代表，而作品巧妙之处在于其从子女的叙述视角“往后看”，暗示这一悲剧在家庭轮回的循环往复的规律性质。在 负一层 和 单双 中，作者从两位下岗工人的后代阿甘和赌徒李小双的“后见之明”反向书写父母缺位的家庭教育，预先把握住了“阶层固化”这一社会转型期的症结。负一层 中的阿甘、小姨 中大龄不婚的县城小姨、小姐妹 里情感空虚的左丽娟，都是被社会“剩余”的典型。阿甘父亲早亡，母亲迷信，“朋友跟阿甘的积蓄一样少”7242。阿甘早早辍学在负一层当车库管理员，唯一的指望是贴在墙上的张国荣的照片，她经常对墙上的张国荣和父亲的骨灰盒自言自语，头脑装满了问号却记不住经理的车牌号。劳动合同期一到，无处谋生的阿甘选择跳楼自杀。小说中一个细节提示了阿甘的惨剧与其家庭的联系。“阿妈”不仅对女儿的工作一无所知，也对女儿的心理健康毫不关心。她吩咐阿甘去取父亲骨灰盒，阿甘失手将汽水泼进了罐子里，怕妈妈“不会放过自己”，竟把父亲的骨灰盒放进微波炉里去“叮一叮”。由此可见，阿甘与社会的脱节，第一步是从失去与家庭沟通能力开始的。黄咏梅紧随其后创作的 单双 则由“天真的叙述者”（native narrator）涉入更深的“非理性”家庭代际暴力深处，父亲的后视镜 小姨 把梦想喂饱 一系列作品都延续了这一叙述风格。“天真叙述者”常以“无知的单纯与天真”的儿童身份游逛在与其相对而立的成人视角之内，“所说”与“被说者”的离间在阅读上构成了强烈的反讽效果8114。单双 中精通数数的李小双生于一个制衣厂工人家庭，她亲眼看见了家庭内外各种形式的暴力。经济拮据的底层父母难以维系正常的家庭关系，父亲廖强稍不顺心就对智障弟弟廖小强大打出手，重复的体力劳动工作使母亲李婉芳无暇顾及生存之外的任何需求，她甚至放任沉迷电视的丈夫欲将亲生儿子从楼顶扔下去的暴行。下岗后，毫无经济来源的夫妻俩一步步“异化”，决定亲手毒杀智力残疾的小儿子以减轻家庭负担。注视着这一切发生的“我”，虽然在叙述时还维持着正常人的清醒，阻止了父母这一系列毁灭人性的举动。但小说中“我”以天真叙述者的口吻道出的“只有在做某次倒数运动的我才可能无条件地舍弃一些东西，因为倒数的时间是有限的。”7173暗示“我”早已如鲁迅 狂人日记 中那个“狂人”一般，陷入了家庭轮回的悲剧与深深的非理性的癫狂中。人性之恶如“长成了肉的质地的枝桠”7184，在目睹了“恶”的“我”身上茁壮成长。“我”先拿数数赌赢了父亲，拆散了自己的原生家庭，又模仿父亲，稍不称意就对弟弟拳打脚踢。“我”和染赌成性的母亲狼狈为奸，加倍豪赌，“而我赢来的钱只是一种数字的钞票形式，数字每天都像光阴一样在流动着”“它们的累积似乎代表着某个光明的阴谋”7188。自从父亲离家出走，“我”像父亲一样踏上了赌博的不归路，背着母亲 100万的沉重债务，“我”一刀刺死了在赌局上结识的情人兼知己向阳，后又捅死了憎恶的母亲。最后，“我”像当年父母亲对白痴弟弟所做的那样，把智力低下的弟弟抛弃在一条无人的隧道内，独自走了出去。至此，再无人可赢的“我”选择只身躺在川流不息的大马路上，结束自己的生命：“的确，我改变了结局。当我躺在路上，面朝天空，我判自己赢了。”7202单双 是对 负一层 的复写，执拗成性的李小双是疯魔后的阿甘，但无论是阿甘还是李小双，都无法改变阶层固化的命运，只能自行毁灭。作者经由极端化的情境和变态的人物心理，指向了时代和社会的症结底层人民无法依靠自己改变命运。教育资源的缺失和社会支援的匮乏导致底层的流动人口以家庭为中心，一代又一代的被欺辱、被忽视、被剩余，却并无时代之风能将其吹起，最终像尘埃一样被遗忘在社会的犄角旮旯。26第 35 卷第 4 期二、流动家园：城乡之间的围城现象骑楼 勾肩搭背则把城乡流动的难民群体在城市化这一过程中发生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社会心理的变迁，用“爱情”与“谋生”这一经典戏剧冲突，层层牵引出后城乡二元结构时代农民工在城镇化这一剧变下的进与退，透露出作者本人强烈的问题意识。骑楼 勾肩搭背 中带有浓郁的地域叙事特征，其地理位置、风土人情、衣食住行都有叙事上的现实依据。骑楼 里的骑楼小城，勾肩搭背 中的白马批发市场，小说中的两对搭伙夫妻，茶楼小妹“我”与空调安装工人小军，黄金搭档刘嘉诚与樊花，映射了一代进城务工的“打工仔”“打工妹”在碎片化的社会空间内的漂泊与寻根。骑楼 写于 勾肩搭背 前，骑楼 里环绕着小山城的一江之水流向的正是勾肩搭背里的滨江之城广州与虎门。改革开放对于航道丰富的滨江之城是一阵春风，对江流下游的小山城却是“美人迟暮”式的伤害，重山包围的小城比起同期的江城缺乏水路上的运输优势，城市发展滞缓。接近港口的地方转为新开发区，多被出租盖起了娱乐城、沐足廊、西餐厅。这直接导致了两方面的“流动”意愿：一方面，“风”吹不动压在社会底层的“沙砾”们，社会总体教育水平和医疗保障从根本上没有提高，镇上的“小鱼们”想进更大的“城”以换取城市景观的福利，吸引着农村人口流向城市；另一方面，围城内的农民工站不稳脚跟，日常生活与心理上都不能在城市内取得归属感，他们在进城后又迫切想要返乡。城里的人想出去，城外的人想进来，城乡之间便形成了“围城现象”。骑楼 里的空调工人小军、茶楼小妹“我”与“我”的好姐妹阿菊，在“围城”外一般都只能从事苦、脏、累和危险的工种以及服务性的行业。勾肩搭背 里白马批发市场的这对黄金搭档，填补的是城市内非正规经济行业成分。尽管如此，小说中的“农民工”或心为身役，奔波劳碌于城乡之间；或人为情困，颠沛流离于俗世江湖，内心隐秘的渴望都是进城。作者塑造的一系列形象：把梦想喂饱 中瘸腿也要离开梅花州去广州圆梦的大家姐，骑楼 中费劲“从零开始”攒钱想和小军安个家的“我”，勾肩搭背中死心塌地爱上一个“体制内”职员的樊花，如新世纪的一群“骆驼祥子”，铆足了劲只想“买辆车”顽强地活着，无奈敲诈勒索的侦探、败兵的掠夺、虎妞的诱惑，只是换了副现代性的面孔，与他们“向上”的愿望相逢又抵触地纠缠在人生的任何拐角处。勾肩搭背里外地做生意的樊花“就是这样的混凝土儿，血脉是外来人的血脉，水土却是广州人的水土”922，刘嘉诚是她白马服装批发市场上的生意搭档。她于外来的做服装生意的刘嘉城，是一张“老广州”的黄金地图，但她家在广州大树的根却是浅得一有“风吹草动，就立马会想着往东北投靠”921，这决定了樊花卖力不穿“大路货”便宜自己，也不能轻易“便宜”别人的草根心理。与体制内小职员谈婚论嫁失败后的樊花，一句“钱就是我老公啊，天天抱着我睡！”927，戏谑与粗野下掩藏着“无根”的酸楚，“你来广州的目的不是我，我来广州的目的也不是你”931，但这些樊花们的悲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