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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封遗嘱展现出邓颖超的革命本色_鲁孟真.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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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嘱 展现 出邓颖超 革命 本色 鲁孟真
44史料荟萃清正廉洁、奉献一切的革命本色党风建设是党的建设的关键问题,事关党和人民事业的兴衰成败。邓颖超是弘扬和践行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楷模,她廉洁奉公,坚持党性原则,不搞特权,一生公平持正。周恩来和邓颖超生前就曾约定,死后火化,不保留骨灰,把骨灰撒到祖国的大好河山。对此,她在 1978 年 7 月 1 日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提出相关申请:人总是要死的。对于我死后的处理,恳切要求党中央批准我以下的要求:1.遗体解剖后火化。2.骨灰不保留,撒掉,这是在 1956 年决定实行火葬后,我和周恩来同志约定的。3.不搞遗体告别。4.不开追悼会。5.公布我的这些要求,作为我已逝世的消息。因为我认为共产党员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所作的工作和职务也都是党和人民决定的。作为一位唯物主义者,她面对生死时非常豁达。她认为,自己的遗体送去解剖,可以为医学科研和教学发展作贡献,之后再火化还能为国家节约土地;为了不给组织添麻烦,她要求后事从简,反对大办丧事和在家吊唁。1982 年 6 月 17 日,邓颖超又在1978 年原报告基础上增加了两条对所居住房舍和子侄后辈的意见:两封遗嘱展现出邓颖超的革命本色(河北)鲁孟真邓颖超 84 岁时铿锵有力地写下“人老心红,志更坚,生命不息,战斗不止,努力为人民服务”的自我激励,表达了将一生毫无保留地奉献给自己所热爱的祖国的家国情怀。1982 年,78 岁高龄的她先后写下两封遗嘱,一封是 6 月 17 日在 1978 年7 月 1 日写给党中央的一封信的基础上重抄并作了补充,另一封是 11 月 5 日写给身边工作人员杨德中、李琦、赵炜、张佐良、高振普、周秉德组成的小组,委托他们处理她的遗物。这两封遗嘱,展现出她清正廉洁奉献一切的革命本色、温柔细腻质朴节约的生活作风、相濡以沫纸短情长的伉俪深情。451.我所住的房舍,原同周恩来共住的,是全民所有,应交公使用,万勿搞什么故居和纪念等。这是我和周恩来同志生前就反对的。2.对周恩来同志的亲属,侄儿女辈,要求党组织和有关单位的领导和同志们,勿以因周恩来同志的关系,或以对周恩来同志的感情出发,而不去依据组织原则和组织纪律给予照顾安排。这是周恩来同志生前一贯执行的。我也坚决支持的。此点对端正党风,是非常必要的。我无任何亲戚,唯一的一个远房侄子,他很本分,从未以我的关系,提任何要求和照顾。以上两点,请一并予以公布。她以自己“从未以我的关系,提出任何要求和照顾”的远房侄子为例,特意在遗嘱中提及要正确对待自己和周恩来的后辈及亲属,以端正党风;并表示“这是周恩来同志生前一贯执行的”,也是她“坚决支持的”。1982 年 11 月 5 日,她在第二封遗嘱中又写下:“在自己患病无救时,万勿采取抢救,以免延长病患的痛苦,以及有关党组织、医疗人员和有关同志的负担。”在自己生命垂危之际仍想着不要浪费国家医疗资源、增加医护人员的负担。她的心里装着党和国家,装着人民,唯独没有自己。“未用完的工资,全部交党费”“房子,由原公家分配,应仍交公处理”“所有图书出版物,除由中办发给恩来的大字理论和历史书籍,仍退还原机关外,其他的交共青团中央依酌分给青少年集中阅读的单位”。工资、房子、书籍她毫无保留,要奉献给她所热爱的祖国和人民。以上遗嘱,诠释着邓颖超清正廉洁、奉献一切的革命本色。温柔细腻、质朴节约的生活作风邓颖超是德高望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是深受敬重和爱戴的“邓大姐”,她一生虽无亲生子女,却是大家心中的“邓妈妈”。她的周到细致,淋漓尽致地体现在她的遗嘱之中。在第二封遗嘱中她提到自己将委托的 6位同志,都是她经过深思熟虑选定的:当时杨德中是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于是嘱咐他“我和周恩来同志共住的房子,由原公家分配,应仍交公处理”“有些遗物可交公的均交公或交有关单位使用”;李琦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赵炜是她的秘书,委托他们整理保存资料,“文件,来往通讯、文书之类的文件,交中央文献办公(研究)室清理酌处;我和周恩来同志所有的照片也交中央文献办公(研究)室存或酌处;关于我的讲话、谈话录音交中央文献办公(研究)室存处”;张佐良是她的保健医生,叮嘱他“在自己患病无救时,万勿采取抢救”,以免增添医疗人员和有关同志的负担,避免浪费国家资源;高振普是警卫秘书;周秉德是亲属代表。在遗嘱中她把所有能想到的事情都安排得妥妥当当,尽量不给别人添麻烦。遗嘱中她写道:“我个人的遗物、服装、杂件,交分配合用的及身边工作同志、有来往的一部分亲属,留念使用。”她惦念着每位亲人朋友,将个人物品合用的交给身边同志,物工作中的邓颖超46史料荟萃尽其用;余下的留给亲人做纪念,以慰哀思。她的细腻体贴,还体现在对身后事的安排上。在第二封遗嘱中,她交代完诸多身后事还不忘对大家表示感谢:“以上诸事,向委托办理的同志,先此表示谢意!在以上范围以外的其他物品统由小组同志议处。”之前,她早就提出后事要从简,不搞遗体告别,不开追悼会。并且再三交代身边工作人员:你们一定要保证给我穿上平时穿过的那套旧衣服,骨灰盒就用周总理用过的。她还说:“骨灰盒只是形式,装的时间不长,骨灰就撒了,买新的太浪费,有一个就行,也是为国家省点钱,虽然钱不多,也要节约。”她嘱咐自己的骨灰就由身边人乘坐她平时坐的车去撒到天津海河,不要麻烦天津,不要惊动其他人,越简单越好,为人民为国家节省开支。遗嘱精炼如金,让我们看到了什么是人民公仆,什么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什么是真正的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相濡以沫、纸短情长的伉俪深情邓颖超和周恩来相识于天津南开大学的学校礼堂,周恩来曾指导过她们演话剧,当时两人并未生出情愫。之后周恩来赴法勤工俭学,邓颖超则去师大附小当教员,这期间他们书信来往,聊革命,聊战争,聊自由,进行着思想的交流。直到 1923 年春,邓颖超收到周恩来从法国邮来的一张明信片,上面写着“奔向自由自在的春天!打破一向的束缚!勇敢的奔啊奔!”这是他含蓄的表白,也是他们互通心意的开始。他们相伴度过了 50 余年的漫长岁月。在战火纷飞年代,他们写信相互鼓励寄托相思,是夫妻更是战友,他们相持相伴一同为革命事业忙碌奔波。周恩来曾对邓颖超说:“我这一生都是坚定不移的唯物主义者,唯你,我希望有来生。”这是他对她最真挚的告白。1976 年周恩来去世后,邓颖超悲痛地说:“恩来用完后,把盒子拿回家来,保存着。等我死后,也用这个骨灰盒。”共用一个骨灰盒是节俭更是两人爱情的见证。二人早在 1956 年就约定走后都不留骨灰,把骨灰撒到祖国的江河大地。1992 年邓颖超遗体火化后,骨灰就装在 16 年前周恩来用过的骨灰盒中,遵其遗嘱撒到了天津海河,这是曾经周恩来骨灰播撒的地方,二人在16 年后以这种特别的方式相聚,再也不会分开。邓颖超这两份遗嘱是一面映照个人品行的镜子,展现了她对党忠诚、无私奉献、清正廉洁、艰苦朴素的革命人生,诠释了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淡泊名利的崇高精神境界。遗嘱虽已跨越 30 年时光,读之思之,仍然令人为之动容。它所展现出的清正廉洁、温柔细致、伉俪深情,让后人感受到先辈们穿越时空的家国情怀,更激励着我们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让生命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火热实践中绽放绚烂之花。(责编王燕萍)1925年8月,周恩来和邓颖超在广州结婚,这是他们结婚期间的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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