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精神行旅与文化地图_刘小新.pdf

华文文学2023.1.（总第 168 期）作者单位：福建省社会科学院。斯蒂芬 茨威格在 人类群星闪耀时 中说：“一个人最大的幸福莫过于在人生的中途、富有创造力的壮年，发现自己一生的使命。”1980 年4 月，已逾不惑的刘登翰先生从群山环抱的三明回到了省会福州。20 年坎坷颠沛的山区生活，让天生富有浪漫情性的诗人增添了一份岁月磨洗后的成熟沧桑。迎接他的是一个百废待兴而又充满蓬勃希望和转机的新时期，滚滚闽江奔流不息，那些如春草般星星点点冒现的新思潮、新文艺作品令人振奋，曾经饱受磨砺的边缘化人生体验所压抑潜隐的能量，终于迎来了释放奔腾的历史契机；而曾经沉睡混沌的文化学识储备在这个万象更新的大时代悄然苏醒，知识分子春天的来到为他接下来的所有工作奠定了历史性的础石。那时的他或许并没有那么自觉地意识到：这正是他人生中的重要时刻，这是开启生命中崭新一页的转捩点，自此他奋力展开精神之旅的双翼：学术研究和艺术创作，以其高屋建瓴的视野和大气磅礴的格局，以其热诚而执着的意志、严谨而扎实的作风，以及温厚诚笃的品格，与不同代际学者作家团结合作，相继谱写出学术研究和艺术创作的瑰丽华章。40 余年里，他似乎是一路上信步所至，但却是脚踏实地马不停蹄步步为营，在中国当代新诗批评、台湾文学研究、香港文学研究、澳门文学研究、海外华文文学研究、闽南文化及闽台区域文化研究、当代艺术批评等诸领域里，皆留下了坚实的脚印，作出了卓著的贡献。他所领衔主编的 台湾文学史 香港文学史 和 澳门文学概观 都成为相关领域开风气之先的标志性成果。可以说，刘登翰先生以他的敏锐前瞻性、组织号召力、整体建构意识以及坚韧不懈的学术劳作，绘制出了一幅壮观而复杂的文化地图。正是在数十年不乏激越豪情但更需要沉潜扎实探索的精神行旅中，刘老师完成了三次华丽而又素朴的转身，分别是从大陆的当代文学研究到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继而从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转向闽台区域文化研究，再从闽台区域文化研究到华文文学文化诗学的理论探索以及艺术评论和艺术创作。在 2016 年夏天榕城举行的“刘登翰教授学术志业六十年研讨会”上，刘老师曾谦逊朴实地回首往事：“我是在虚抛了许多青春岁月后才开始做研究。四十岁之后因为历史转折的一些原因，才重新回到我曾十分向往的研究岗位。”如果说曾经困顿艰涩的前半生造成了本该更早绽放异彩的才情的压抑，那么中年之后的他则在冷静认识自身局限的同时抓住机遇乘势而发，且“一发不可收拾”。在厦门大学张羽教授对他的学术访谈录中，刘登翰先生曾这样回忆他从事台湾文学研究的缘起：“说来有点偶然，甚至有些荒诞，1980 年，福建省海关发觉文革期间境外寄来的各种印刷品积压太多，需要去清理。”然而饶有意味的是，这看似偶然的机缘却给了刘登翰先生中年学术生命重启的契机，或许这有些无奈的话语背后也深蕴着茨威格所说的那种发现人生使命的幸福吧。这样的幸福永远不会属于逆境中的悲观者，记得在那次研讨会的闭幕式上，刘登翰老师的道白如今想来特别动人：“聊可自慰的是，即使在生命低谷，我也不敢颓唐和自弃。我常想自己是只被扔进水里的皮球，纵使被按到了水底，只要一个人的精神行旅与文化地图刘小新82不漏气，总会浮上来。正是这点精神，使得我乐观和坚守。”正是这低调中的顽强韧性和骨子里的谦逊乐观，让那种努力践行人生使命的幸福变为可能和现实。陈辽先生曾在第十二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提出撰写“华文文学研究史”的呼吁。从研究领域的拓荒到学科的初步创立再到新世纪以来的多元发展，华文文学研究走过了一段不平凡的时光。的确，今天学界有必要认真回顾华文文学研究曾经走过的道路，许多令人敬重的学者筚路蓝缕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应该成为今后研究的起点，刘登翰先生就是这个学科令人敬重的拓荒者之一。刘登翰先生是一位谦和、宽厚、认真并且十分容易亲近的学者。这种性情使他的文学批评和文学史叙述往往能持有客观、公允、不偏不倚的评价尺度，他的包容心和宏阔的概括力量也常常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迄今为止，刘登翰先生最引人注目的或许首先是他的台、港、澳文学史的写作，他在台、港、澳文学史研究方面已经显示出某种稳固的学术价值。现今，海内外同行仍从他的台、港、澳文学史研究成果中获益，大学中文系的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们把他的著作视为必备的参考文献。可以预想的是，许多年后人们依然能从中获得对台港澳文学乃至文化较为全面妥当的认识与启迪。今天，刘登翰先生文学研究的学术影响，已经从大陆扩展到台港澳、延伸到海外的汉语文化圈，并在 20 世纪中国文学史的整合研究中产生较大影响。关心华文文学创作与研究的人们，以及从事 20 世纪中国文学整体研究的学者，都会注意到刘登翰先生在这一领域所做的卓有成效的研究工作。在海峡两岸各种版本的台湾文学史著作中，刘登翰等人主编的 台湾文学史 不仅写作出版时间较早，也是迄今规模最宏大的一种。这部 台湾文学史 总字数超过 120 万字，总页码达1500 多页，有一种沉甸甸的厚重感。这种厚重感不仅是指它的物理重量，更是源于其内容的份量。从远古台湾的神话传说和中原文化的最初传播，到明郑时期台湾文学的奠基；从近代以汉学为中心的抗日民族文化高潮，到日据时期日本殖民统治对文学的挫伤和台湾新文学所继承的“五四”反帝反封建传统；从传统、现代与本土诸种文学思潮的对峙消长，到 80 年代以来的多元化发展，史料丰富翔实、内容洋洋大观。刘登翰先生的文学史用充分的历史事实表明两岸文学共同源于中华民族的文化母体，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一个重要而特殊的组成部分；还充分地分析了台湾文学由其特殊的历史际遇而形成的特殊风貌，因而所具有的特殊的美学意义和历史价值。刘登翰先生的台湾文学史写作获得了海峡两岸学者和作家的普遍认同，这种认同源于其内容的丰富、逻辑的明晰和对复杂性的把握。刘先生用以诠释台湾文学历史经验的“分流与整合”概念，后来被学者们所赓续并发展为“多元共生互动”的世界汉语文学史观。而刘先生的社会学方法和文化视角，又使这部 台湾文学史 超出了纯文学史著作的意义，成为人们了解认识台湾社会思潮脉络的一种生动有趣的历史文化读本。开放包容的文化胸襟和深刻的历史境遇关切，使得刘登翰先生的台湾文学史叙事产生了强大深远的学术生命力。时至今日，海峡两岸已经涌现很多种台湾文学史著作，然而作为一部贯穿古今的通史性质的台湾文学史，刘登翰先生等人主编的 台湾文学史 仍是一部难以绕过的经典。在“纯文学”观念占主导地位的 80 年代，香港曾经被很多人视为文化沙漠。黄维樑、梁秉钧等作家学者每回大陆讲学，都要先说明香港不是文化沙漠。80 年代以来，香港与内地之间的文学交流有了长足的发展。对于香港“文化沙漠”观念的改变，很大程度上得力于学者的研究介绍，尤其是文学史的全面描述。在大陆已出版的以“概观”或“史”命名的多种香港文学论著中，刘登翰先生主编的 香港文学史 是其中很有特色也很有份量的一本。刘登翰先生仍然把香港文学放在文化层面上观察，岭南文化与西洋文化的杂陈并处构成香港文学成长的文化生态。而刘先生的分流与整合理论，再次使文学现象的描述获得了一种历史的和逻辑的力量。这部 60 多万字的著作，既抓住了香港文学最突出的都市感性特征，又在宽阔的历史文化视野中找到了精英文学、社会文学和通俗文学的历史位置。的确，如果忽视这三种形态中的任何一种，都不可能完整地把握香港文学的整体风貌。刘登翰先生写史，从文化的层面为多种形态并存的香港文学正名，也给我们打开了进入香港这个国际大都市的文化通道。长期以来，香港被视为“文化沙漠”，澳门这个弹丸之地则更是连有没有文学都成了个疑问。学者研究一个人的精神行旅与文化地图83华文文学2023.1.（总第 168 期）人们太容易被一种刻板印象所控制了。如果我们浏览一下刘登翰先生主编的 澳门文学概观，或许会改变以往那种刻板的看法。澳门四百多年的历史是个充满欧陆风情的谜，澳门文化更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活化石。刘登翰先生被这个神秘小城的神秘文化所吸引，编撰了这本文学概观，从文学的侧面观察澳门文化的特殊生态。澳门文学概观 的写法不同于我们一般所见的华文文学史著作，它由刘登翰先生和澳门的一群优秀的学者、作家合作完成。这些学者、作家或专攻澳门史，或精通古典诗词、或长于散文写作，或谙熟葡萄牙语他们的加盟突破了以往华文文学研究的资料匮乏和经验阻隔的瓶颈。这种由内地学者与研究对象所在地区作家学者合作研究的方式，或许会对学人日后的工作有所启发。从刘先生撰写的标题“文化视野中的澳门及其文学”看，概观 仅是其对澳门兴趣的一个部分，澳门的文化人类学价值或许会成为刘登翰先生日后关心的课题，他对土生葡萄牙人文学的浓厚兴趣就透露了这一点。新世纪以来，刘登翰先生主编的 双重经验的跨域书写20 世纪美华文学史论 同样是国内比较早也比较系统深入的美华文学史论著。这四部重量级的文学史著作，结合其“分流与整合”“华文文学的大同世界”“华人文化诗学”等概念，成为“世界华文文学”这一新学科的奠基性论述。从当代大陆新诗到台港澳文学，从台港澳文学到世界华文文学，从文学研究到闽南文化和闽台区域文化研究，刘登翰先生的研究领域从大规模的文学史书写走向实证性的地志文化探寻和民间文献的整理研究，在许多领域都有开疆拓土的卓越贡献。刘登翰先生曾用“跨域与越界”来总结自己的学术人生。他是世界华文文学学科重要的开拓者之一，也是闽台区域文化研究的代表性人物，他的华人文化诗学理论探讨同样引发不同代际学者的关注和讨论。这种自觉大胆的“跨域与越界”，一方面源于多位同辈学者所共同道出的“才子气”与贯穿始终的诗性品格，源于刘登翰先生生命经验的跌宕与丰富；另一面也源于一种闽人敢为天下先的胆识，“凸显出闽派学术的多元视野和探索精神”。吕良弼先生指出：“（刘登翰）在跨域与越界的研究中展现出来的原创精神和学术视阈，使他在开放、多元的闽派学术中独树一帜。”朱立立女士认为：“研究疆域的拓展于刘登翰教授而言，不仅具有学术互文的效果，而且更意味着理论视域和历史文化等维度的深度掘进。”台湾大学的黄美娥教授从刘登翰先生“跨域与越界”的学术实践受到有益的启示，提出可以建构一种新的文学史视野。不单纯将福建文学或者台湾文学视为一个地方特质的区域文学，而尝试把福建空间因素纳入台湾文学史来观照，可以从福建看台湾，从台湾看近代福建，从闽台看日本，乃至几度空间的跨界交错，建构区域流动与空间化的文学史叙述框架，这样可能发现原先被遮蔽被忽略的历史元素和文学史矛盾运动的内在纹理。这可以看出刘登翰先生的“跨域与越界”观念所产生的学术影响。“跨域与越界”不仅限于学术研究领域，显然，曾经的北大青年诗人刘登翰并没有随着时光流逝而退隐，他的艺术批评兼具批评家的见识与诗人的抒情心性，他倾心的诗歌和散文创作始终未曾停歇，书法创作也自成一格。从少年试剑击中流、满怀诗情与热诚地从事诗歌创作和诗歌研究，到致力于文学史和文化学术研究，严谨理性的学者风格与激情澎湃的诗人情怀，一直在刘登翰先生的精神旅程中相互激荡、交相辉映。近十几年来，刘登翰先生从世界华文文学研究走向闽台区域文化研究，这既是一种学术越界，也体现了一个当代知识分子深沉的民族国家意识和文化情怀。从他主编的十七册大型丛书“闽台文化关系研究丛书”以及他所著的 中华文化与闽台社会：闽台文化关系论纲，我们可以深切感受到刘登翰教授作为“一个关注两岸文化历史、现状和前途的中国当代知识分子深沉的民族国家意识”。这种深沉的民族国家意识外化到研究中，形成严谨理智的学术风格和深沉的历史感性，这种治学态度成就了他的学术志业。纵观刘登翰先生文学研究的历程，他的学术特色和意义至少体现在如下方面。首先，刘登翰先生建立了一系列描述与阐释文学史的概念与范畴，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文学史观念与阐释框架，揭示台、港、澳文学历史演变的原因、规律和意义。笔者一直以为在华文文学领域文学史写作为时尚早，其理由不外有二：资料瓶颈尚难突破；文学史的叙事逻辑尚未建立，而叙事逻辑的建构显然必须依赖一些具有阐释84能力的范畴和概念。这两个问题在刘登翰版本的文学史中得到了妥当的解决，对于拓荒型的文学史写作而言，这无疑是难能可贵的。众所周知，刘登翰先生的台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