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北京“雅言”词人群的创作观念及写作策略_丛海霞.pdf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20FZWB066）；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一般项目（2021SJA1800）收稿日期2022-04-01修回日期2022-10-11第一作者简介丛海霞，讲师，博士，主要从事抗战文学与文化研究。全面抗战背景下，北京 雅言 期刊的文学成就较为复杂，其所秉承的词体雅化创作思想对文坛来说，既有利又有弊。有利者，接续了抗战之前北平文学的繁盛局面，无论是诗词写作，还是文学活动，都堪称繁荣复兴。不少文人打破“七七事变”以来沉默不声的局面，积极投身到雅集唱和中来，奏出沦陷区古典文学的“第二春”。弊端是，所作诗文现实性因子大为减少，诗歌多赏花游玩，模山范水，文章则多为考证故实，序跋题录，相关政论或个人情怀的抒发较为罕见。作家长期沉寂于私人狭窄空间，作品纵有高超技艺，亦恍如不是沦陷区人民所应有的正常生态。北平的文人们似乎已经遗忘了身处沦陷区的事实。视觉、听觉的双重蒙蔽使他们失去了本应该具有的民族反抗精神和政治意识。此现象或许并不适合整个北平，但至少有部分传统文人确实在享受着眼前的虚幻景象。文章内容不问现实自然能够在乱世中求得自保，岂知如此创作正中日伪统治者“和平文学”的下怀，他们正需要这样的复古气象来重振雅音，打造所谓的“东亚共荣”盛世。然而走进文本深处，发现实际情况并非完全如此。面对不易言说的现实困境，夏仁虎、张伯驹、郭则沄、徐沅、黄孝绰等词人充分调动古典文学丰富的历史经验和知识积淀，使其作品呈现出与新文学不一样的风貌。有学者指出：“新文学的表达限度，从根底上挖，则暴露出新文化的伦理困境，即在 五四 这个成功的文化断裂之后，如何调动固有的历史经验、思想资源、修辞策略，更灵活地处理新旧、雅俗的关系，缝合出一个连续的国族叙事，进而将国民捏合成一个稳固的道德主题。”1与其说这些是新文学的困境，不如说都是沦陷区语境下古典文学的新特质。他们巧妙利用香草美人等骚体笔法和词体雅化的策略，以微言大义和富含特殊寓意的物象寄托复杂而饱满的情感，既迎合了政治的需要，也使得毕生所学和沦陷区的复杂境遇得以睿智呈现。拨开层层修辞掩盖的迷雾，总能发现作品背后的抗争内核。而那些无畏生死，在政治高压下依然特立独行的词人，其作品更值得大加赞扬。一、“和平文学”的推进与 雅言 期刊的成立首要问题是期刊末尾所附大赞助、评议及作者名单，清晰地揭示出此杂志的灰色性质。为何人们仍然心安理得地积极发表诗词，且并未十分明显地透露懊悔、羞耻、不安等负面情绪，背后的原因需从抗战时期北京“雅言”词人群的创作观念及写作策略丛海霞1，杜运威2（1.淮阴工学院人文学院，江苏淮安223003；2.淮阴师范学院文学院，江苏淮安223300）摘要在日伪政府“和平文学”的鼓噪下，沦陷区出现新文学衰落、旧体文学鼎盛的格局。雅言 是此期北京一带影响最大、集聚传统文人最多、成就亦最高的旧文学刊物。它并不是伪政府的喉舌，然迫于政治压力，所刊诗文亦多脱离现实、流于虚浮。“词录”部分也出现配合政治趋势的雅化现象。但部分词人，巧以雅化为遮掩，行比兴寄托之实，传达家国沦陷的现实悲愤。从而构建起华丽辞藻表象下空虚与质实并存的文学空间。这既是政治高压下的生存策略，也是对和平文学的变相反驳。雅言 文人创作的复杂形态揭示了沦陷区文学叙述的现实困境，雅词创作的成功则彰显出旧文学艺术范式的丰富性和情感内涵的深刻性。关键词 雅言；北京词坛；沦陷时期；词体雅化；反抗策略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2096-2266（2023）03-0043-07DOI10.3969/j.issn.2096-2266.2023.03.007大理大学学报JOURNALOF DALI UNIVERSITY第8卷第3期2023年3月Vol.8No.3Mar.202343沦陷区的生存处境及“和平运动”说起。雅言 期刊创办于 1940 年日伪开始倡导“和平运动”的特殊时期。它的产生有着多种因素的机缘巧合。当然，政治气候的转变是最温厚的土壤。为了缓和日军早期快速侵略、大面积屠杀给沦陷区人民所带来的恐惧和敌对后果，早自 1938 年，日方媒体就已经着手捏造假象，不惜歪曲事实地报道南京城的和平气象，如 新申报 载 日本军亲切关怀难民，南京充满和睦气氛，文章有意为日方提出建立“东亚和平共荣”新局面而鼓吹宣传2。当权者自然明白，控制并引导媒体传播是彼时最便捷有效的途径。沦陷区出版发行的“严厉统制”和“大量制造”3就是明证，前者通过伪政府 出版法 查禁反动刊物书籍暂行办法 维新政府出版法 等条令，严格控制不利于日伪形象的文章；后者则扶持、赞助一大批实为日寇喉舌的新报刊，如 支那阵中 中华日报 南京民报 等。雅言 所刊文章虽不是喉舌之属，但其整体上雍容华贵的气象倒真成了“和平文学”的点缀。随着伪南京维新政府、伪华北临时政府和汪伪政府的合流，日本人一手操控的沦陷区“以华制华”局面得以形成。新傀儡政府的统一急需与其相匹配的文人及作品来共同装饰“东亚共荣”的美好假象。尽管伪政府成立前后，有百余种喉舌期刊面世4，不过执笔者大都是名不见经传的人。能笼络的著名文人仍然屈指可数。且其所支持期刊都较为短命。毕竟刺刀与资金是无法长期支撑传媒界扭曲运转的。自古以来，大是大非的贞洁观念在文人心中的地位是比生命更重要的。为了与地域名人建立深入关系，日伪政府开始调整宣传策略，巧设名目，以创办文学期刊的形式，即表面上恢复作家创作自由，又变相地将声望卓著的大有力者揽入麾下，向不明所以的读者传达和平共荣的虚象。附在 雅言 期刊末尾的“作者题名录”和“组织成员”将此伎俩昭然天下。通常期刊只在末尾列出组织委员即可，不必将作者名单同列，如此安排不过是群体性招安的编辑策略。大赞助王揖唐、梁鸿志是伪政府高官，安藤纪三郎时任华北伪“新民会”副会长及法西斯政治“大政翼赞会”副总裁。作为此三大头脸人物赞助的期刊，无论如何都不能抹煞其伪政府服务的根本性质。总编辑王嘉亨，时任北平日军特务组长，并兼任相关新闻宣传工作。从编辑到赞助人、评议人都清晰告诉我们这是日本人支持、监控下的刊物。值得深思的是，到底雅言 有什么样的魅力，能够将彼时伪政府头目、日本高官都列入大赞助。支撑其背后的动机何在？从社长傅增湘及“作者题目录”的超强阵容或可窥其大概。彼时华北一带文坛执牛耳者非傅增湘、郭则沄莫属，蜚誉文坛内外的还有夏仁虎、胡先骕、张伯驹、邵章、溥儒、袁文薮、徐沅、杨钟义、杨寿枏等，期刊各辑“名录”总五十余人，几乎囊括京津一带所有古典文学领域著名人物，如此多的大儒名士若能够为“和平文学”出一份力，其效果和影响在“大赞助”们眼中是心知肚明的。且梁、王本人对古典文学也有特殊爱好，分别有 爰居阁诗 逸塘诗存 传世，他们清楚自己的所作所为不为人齿，博得同人的理解和支持也是内心渴求。雅言 在政治需要的酝酿下横空出世，但其正常高效的运转还离不开文人的参与。视民族气节胜过生命的大儒们自然能够一眼洞穿日伪伎俩，但他们仍然积极投稿，鼎力支持期刊运转的原因值得追问，窃以为应该是与伪政府激烈博弈后妥协的结果。1938 至 1940 年间，王揖唐多次请郭则沄出任“秘书长”“国学书院第一院副院长”“礼制会”等职务，皆被断然拒绝。“1942 年，任伪职的周作人出面请啸麓公出任 华北教育总署署长”，又被啸麓以致周启明却聘书 方式公开拒绝5，向世人表明其道德底线。夏仁虎亦有诗歌言志：“七七事变生，京师遂沦陷。纷纷伪组织，时来相诱劝。金陵我家乡，极力复推挽。已筑三休亭，宁复从窃僭。严词坚拒绝，复我即汶上。微吟托比兴，借物寓讥贬。作赋哀江南，云树寄苍莽。刘四敢骂人，故人幸相谅。身在沦陷中，未受一尘染。”6张伯驹、胡先骕等人都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慷慨义士。但沦陷区的生存逼仄与白色恐怖时刻萦绕心头，他们既不想像周作人那般明目张胆地出任委员，而成为激进者暗杀对象，乃至被后世诟骂；又因种种主客观因素无法奔赴国统区或解放区（时傅增湘、郭则沄、夏仁虎皆年迈，且嗜书如命，无法转移），只能苟且偷安于日伪监控下，同意并支持在他们主办的期刊上发表诗大理大学学报总第 87 期社会科学44词，是目前最明智的选择。一方面以烟水迷离、雍容华贵的表面辞语来满足日伪高层“和平运动”的政治需要，另一方面借助辞意复杂，甚至可暗度陈仓的修辞典故抒发心中悲愤。总之，在死气沉沉的华北文艺界，旧文学专刊 雅言 能够产生并坚持近四十余期，是日伪政界、文学界、出版系统等各方共同努力的结果。雅言 的产生对沦陷时期北京文坛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使原本因战争中断的文学再次得以延续，传承文化之功不可抹煞。尽管其最初的动机还值得商榷7，但对政治意识本就薄弱而又身体多恙的藏园老人（傅增湘），乃至沦陷区的传统文人来说，主动寻求途径言说总比闭口不谈、安身立命强上许多。更何况以傅氏为首的余园诗社开创出了文人群体与伪政府公开斗法且较为安全的新领地。成为今天探究生活在沦陷区文人复杂心境的宝贵史料。尽管傅增湘本人的创作不尽如人意，但其复兴民族文化的拳拳衷心和积极努力是应该格外褒扬的。二、“雅言”词群的审美趣味与期刊走向通常情况下，什么样的编辑就会有什么样的期刊，但雅言的审美走向完全掌握在社长及主要成员手中。编辑山嘉亨的作用除了审查外，在创作审美方面影响甚微。他也未曾参与诗词唱和。叙例 对雅言 的文学定位与期刊走向作出清晰说明：“性灵多陶冶之资，声气叶应求之雅。草堂云壑，与世相忘。遗编可录，类沅湘耆献之征。名下非虚，传湖海诗文之作。”（雅言 创刊号）期刊志趣是“陶冶性灵”“声气求雅”，所录题材是“故事遗编”。历代文人都乐此不疲地追逐雅的至高境界。所不同的是，有的于雅中寄托特殊的家国情感，而有的是将个性与寄托全部掏空，仅留下炫人耳目的表象。雅言所处的时空恰恰是两种状态的同时上演。一方面是借此瞒过日伪的审查，并积极配合“和平文学”的倡导；另一方面则不失时机地透露诗歌本应该具有的诗词史功能，以及“诗歌合为时而著，文章合为事而作”的现实目的。盘点沦陷后华北文艺界的整体走向，可证实前者所言“表象”不虚。1938 至 1939 年间，就出版发行而言，文艺界可谓“万马齐喑”。与国统区、抗日根据地的蒸蒸日上形成鲜明对比。胡来、汉杰 一九三九北京文艺界之展望（立言画刊，1939 年）、鲁人一年来华北文艺界总检讨（国民杂志，1944年）、南北人 卅一年华北文艺界麟爪（新东方杂志，1943 年）等文都指出华北文艺界令人痛心的沉寂、落寞，“当时所谓的文艺，没有一篇是现实的东西，报纸的文艺版所刊载的全是笔记和考证一类的文字，甚至连用白话写成的作品都少见得很”8，罗特此语当然是对彼时文艺界衰落的批评，但他指出了另一个重要现象，即古典文学的兴盛，尽管是扭曲的不正常的兴盛。与其说是兴盛，毋宁说是诉说空间的政治导向与保全自身的叙述策略。正如刘心皇所言：“掌故、轶事、传记、密史之类的文字特别多，特别走运：原因是现实的问题，在敌人枪刺之下，敌人的 特务机关 监视之下，不敢谈，不敢写，只有逃避现实，玩弄掌故轶事了。”9雅言“文录”所载就是明证。充斥眼前的是古代典籍的题跋序录及先贤遗文、碑传墓志和考证风土人情、历史掌故。诸如 卢沟桥考略10一类与现实性关联稍近的文章，实在太少。其实社长傅增湘对自身所处险境及学术活动有深刻反省。他在与张元济通信中有明晰透露11。但苦于社长身份，他又不能在诗中畅所欲言，抑郁而无法言说的苦闷只能借不着边际的雅集唱和、整理书目来排解。结合桥川时雄、安藤纪三郎、冈田元次郎等日人创作实践。不难想到他们对诗歌的走向与控制会更加严密，其直接表现是 雅言 数千首诗歌中，大部分都是社课分韵，雅集赠答，赏花题画，很少触及敏感话题。惟独“词录”，因其当行本色就是要眇宜修，反而并没有失去传统的言说取向。且历史上还没有哪个朝代因为词创作而受到政治牵连打击。在日本人眼中，创作的缺失和文体观的轻视，自然也不会过多注意到词。恰恰是这样的缺失，使得词再次成为能够瞒天过海，并独抒性灵的最佳文体。雅言 所刊词作主要来自于延秋词社，核心成员是夏仁虎、郭则沄、董康、杨秀先、张伯驹、徐沅、袁文薮、黄孝紓、黄孝绰等人。其词学思想整体上表现为浙、常二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