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启敦煌文学研究新时代的盛...视野下的敦煌文学研究座谈会_刘进宝.pdf

收稿日期：2022-07-27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敦煌学学术史资料整理与研究”（17ZDA213）作者简介：刘进宝（1961），男，甘肃省兰州市人，浙江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主要从事敦煌学、丝绸之路、隋唐五代史研究。敦煌研究DUNHUANGRESEARCHNO.1.2023TOTAL1972023年第1期（总第197期）开启敦煌文学研究新时代的盛会学术史视野下的敦煌文学研究座谈会刘进宝（浙江大学历史学院，浙江杭州310058）内容摘要：在20世纪70年代末的敦煌学复苏中，石窟艺术是敦煌文物研究所的优势和专长，敦煌历史文献研究的重镇以几所高校为主，敦煌文学研究的力量则比较分散，没有形成公认的团队优势。甘肃省宣传文化系统紧紧抓住这一机遇，为了推进敦煌文学研究，支持甘肃省社会科学院于1982年主办了敦煌文学研究座谈会，走在了时代的前列，引领了时代的潮流。座谈会的召开，既是为了回应“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的传说，又是敦煌学蓬勃发展的产物。座谈会代表了当时国内敦煌文学研究的最高水平，对推动全国性学术团体的建立，团结全国敦煌文学的研究者，凝聚甘肃敦煌文学的研究队伍，都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同时对推动敦煌学的发展，繁荣甘肃的敦煌文学，具有重要的意义。关键词：1982年；敦煌文学；新时代；甘肃省社会科学院中图分类号：K87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106（2023）01-0131-10A Grand Occasion Marking the Beginning of a New Erain Dunhuang Literary ResearchOn the 1982 Symposium on Dunhuang Literary ResearchLIU Jinbao（School of History,Zhejiang University,Hangzhou 310058,Zhejiang）Abstract：Since the revival of Dunhuang studies in the late 1970s,the Dunhuang Cultural Relics Research Institute has beenon the forefront of research into the art of the Dunhuang grottoes,while several universities throughout China were recognized asthe main centers of research on Dunhuang historical documents.However,the strength of research focused on Dunhuang litera-ture remained varied over different institutions and there was no recognized leader in this area of academia.In order to promoteDunhuang literary research,the Propaganda Department of Gansu Province took the initiative and supported the Gansu Academyof Social Sciences in hosting a“Symposium on Dunhuang Literary Research”in 1982,which has proven to be a watershed mo-ment for the discipline.The symposium was not only a concerted response to the adage that“Dunhuang is in China but Dun-131DOI:10.13584/ki.issn1000-4106.2023.01.004从对整个中国社会的影响来说，1977年恢复高考无疑是最重要的。从敦煌学的发展来说，1977年出版的文物资料丛刊1发表了署名“舒学”的敦煌唐人诗集残卷和署名敦煌文物研究所资料室的 敦煌文物研究所藏敦煌遗书目录，吹响了敦煌学复苏的号角。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改革开放的标志，而同年的全国科学大会则标志着“科学的春天”到来。正是在中国改革开放、“科学的春天”到来的大好形势下，由于“文革”而沉寂的敦煌学开始复苏。当时敦煌学研究的重点是石窟、历史和文学。如果说石窟是敦煌文物研究所的优势和专长，那么敦煌历史文献研究的重镇以几所高校为主，随后出版的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 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五卷、武汉大学唐长孺先生主编的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二卷和厦门大学韩国磐先生主编的 敦煌吐鲁番出土经济文书研究2就是明证。相对而言，敦煌文学研究的力量则比较分散，还没有形成公认的团队优势。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虽然经济相对落后，但文化发达、又是敦煌学故里的甘肃省却撑起了推进敦煌文学研究的大旗，主办了敦煌文学研究座谈会。一敦煌文学研究座谈会的背景敦煌文学研究座谈会的召开，既是国内外形huang studies is in Japan,”but also a product of the vigorous development of Dunhuang studies.The symposium represented thehighest level of Dunhuang literary research at the time and played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uniting the researchers of Dunhuang lit-erature,in building a research team in Gansu Province dedicated to the study of Dunhuang literature,and in promot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national academic groups within China.Keywords：1982;Dunhuang Literature;new era;Gansu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舒学”是笔名，义取“初学”的谐音。当时文物“编辑部惯例，凡发表经编辑人员大修大改的文章时，在征求作者同意的前提下，可以用编辑部自定的某一笔名。某一编辑或编辑组人员常固定使用一个至几个笔名，内部人员一看，便知某文是谁加工改造的，便于联系与分清责任，实际上乃是一种代号而非个人笔名”。如文物1978年第12期的敦煌莫高窟，“此稿为敦煌文物研究所施萍婷同志所作，经我初步加工并补充了一些材料，定稿的则是沈玉成、屈育德两学长。以增补部分不宜由施同志负责，故在征得同意后，由编辑部署名施萍婷、舒学”。可见“舒学”包括白化文等先生，在不同的文章署名中具体的参与人略有不同。参阅白化文“舒学”小记，敦煌语言文学研究通讯第11期，1985年7月15日；白化文“舒学”是谁，博览群书2010年第3期。敦煌唐人诗集残卷是王重民先生当年在巴黎过录的P.2555写卷中两位作者的72首诗。其中考释部分很长，应该是王重民和向达先生合作完成的。当时，“四人帮”被粉碎不久，中央民族学院的王尧先生推荐了此稿，此时王重民先生尚未平反，“编辑部多次向王、向二先辈的原工作单位北京大学有关部门征求能否发署名稿的意见，迄未见作答。”编辑部便决定将录文部分整理后发表，将考释的结论部分改写成“前言”。由于不能署名原作者王重民，再加上录文与原件图片的核对整理主要是白化文先生承担，所以署名“舒学”。为了不埋没王重民先生的成绩，在“前言”后面写道：“解放前，王有三先生曾从巴黎图书馆将这一残卷全文录出，以后又作过整理加工，惜未最后完稿。现在我们在王先生原来录文的基础上，又据北京图书馆所藏照片作了一次校对整理，在这里发表，供有关研究工作者参考。”即回避了王先生的名“重民”，用了字“有三”。参阅文物资料丛刊（1），第48页；白化文“舒学”小记，敦煌语言文学研究通讯第11期。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编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中华书局，1982年；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2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3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4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5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唐长孺主编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年；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二编，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年。132势发展的需求，又是敦煌学复苏的必然。具体来说，有以下原因：1.“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的影响1981年45月，日本京都大学藤枝晃教授应邀在南开大学作了一个多月的敦煌学讲座。讲座结束后，藤枝晃在去敦煌参观时，于1981年5月26日又在兰州的西北师范学院作了“现代敦煌学”的演讲，从而出现了“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的误传。“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之说一经流传，在当时那个极具爱国主义和民族自尊的时代，引起了国人广泛的气愤和震惊，藤枝晃在兰州演讲的当晚，西北师范学院的学生听众就有很激烈的争吵，有些听众还给中央有关方面和新闻媒体写信反映，从而引起了高层的重视。1981年8月，邓小平同志在中央政治局委员王震和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王任重的陪同下考察了敦煌，当时主持敦煌文物研究所工作的第一副所长段文杰先生“简要地向邓小平等同志介绍了敦煌的历史和莫高窟文物的内容和价值，特别是藏经洞文物的发现、帝国主义的掠夺、敦煌学在国际学坛上的兴起，所谓敦煌在中国，研究在外国的说法，省委指示一定要把敦煌学搞上去，研究所研究人员正憋着一股气开展工作等情况。”3姜亮夫先生在提交敦煌文学研究座谈会上的文章中也写道：“听人说，某领导去敦煌视察，听人说起日本谣传 敦煌材料在敦煌，敦煌学在日本，便立即电告北京筹备，使敦煌学有所发展。”在邓小平同志视察敦煌后不久，教育部就于1981年10月专门派人到甘肃调查了解敦煌学的研究状况；在随后编制的“六五计划（19811985年）”中，也将敦煌学研究列入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重点项目。1982年3月，国务院在京西宾馆召开古籍整理规划会议，夏鼐、唐长孺、季羡林、谭其骧、杨廷福、鲍正鹄、周祖谟、田余庆、史念海等与敦煌有关的学者都参加了会议。在会议期间的3月23日，教育部副部长周林邀请相关学者专门讨论了关于开展敦煌学研究的问题，这可能是为了回应“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之说，成为官方倡导加强敦煌学研究、并计划成立敦煌学会的开始。藤枝晃在西北师范学院讲演时，甘肃省内的教育、文化、新闻出版单位的上千人听了演讲，也就有了“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的传说。邓小平在敦煌视察时，甘肃省委、省政府的主要领导也都陪同，自然也就知道段文杰的汇报和要求。当时甘肃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吴坚又对敦煌非常关注。在这种背景下，甘肃省相关部门注重敦煌和敦煌学，就顺理成章了。当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各省社科院的功能与今天不同，中国社会科学院具有统领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研究的功能。由省委宣传部直属的甘肃省社会科学院，也具有统领全省社会科学规划和研究的功能，当时恰好遇到了“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传说，组织和加强敦煌学研究，不仅仅是学术问题，而且还是政治问题。如在敦煌文学研究座谈会筹备前夕的1982年3月，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陈人之撰写了奋起夺回“敦煌学中心”的文章，其中就写道：“有个别人抱着几十年前帝国主义的观点不放，跑到我们敦煌、兰州来重弹老调，说什么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这当然使我们不无愤慨。”4另外，吴坚在敦煌文学研究座谈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详见刘进宝吴廷璆先生与敦煌学，文史知识待刊。参阅刘进宝 敦煌学史上的一段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