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本东传背景下的《文选》手抄本传承_高薇.pdf

186清朝末年的杨守敬在出使日本期间注意到此地藏有一批由日本人自奈良平安（7101192）至镰仓室町时期（11921573）不断转抄而成的汉籍手抄本。他从物质载体的角度分析手抄本得以留存的观点1，成为当下学界的基本认识。然而，诸多写卷逾邈千祀、得存一二，自有其历史背景与文化传统。尤其令人备感惊讶的是，在中国逐步向日本输入刊本的历史时期，古老的手抄本未曾被抛弃，转抄古本的学习传统仍然获得延续。考察日本手抄本如何在中国刊本东传的背景下展开传承，不但有助于揭示日本现存古钞本的历史形成背景与文本面貌来源，还将呈现书籍载体从手抄本向刊本的演进历程与文化动因。作为一个历经日本贵族藤原式家多代名人传抄学习的手抄本，文选九条本展现出的复杂文本面貌，对于考察上述话题颇有帮助。本文将以此为中心，抉微钩沉，展开探讨。一 基于手抄本的古典传统隋唐时期，日本不断派出使臣、留学生和留学僧来到中国学习繁荣的文化。中国书籍也在这个时期经由使臣等人的购买和携带输入日本。唐开元初，栗田朝臣真人“悉赏物贸书以归”2。同样入唐的玄昉返回日本时则带回经论五千余卷。而手抄本是此时书籍传播、学问传授的主要手段。大量的中国书籍以写卷的形式传入日本，并在日本得到保存、复制和学习。日本书纪记载中大兄皇子和中臣镰子相善而“俱手把黄卷”3，向曾负笈中原的南渊清安学习周孔之教。“黄卷”指的便是手抄本。而正仓院古文书对奈良时期抄写佛经汉籍之细节的记录，各类绘卷对平安时期贵族手持写卷阅读场景的展示，均是对日本手抄本形式的生动再现。日本人正是以手抄本为载体，对中国文化展开学习。手抄本逐渐成为日本历史上输入中国文化、承载学问尊严、维护王权道统的重要媒介。首先，手抄本代表了渊源自中国隋唐时期的知识与文化。中国书籍传入日本伊始，向贵族及朝廷官吏进行传播的一个渠道乃是大学寮这个官方教育机构。大学寮肩负着为日本培养高级汉文人才的重任，课程讲授以汉唐注疏为主。在经学方面，毛诗用郑玄注，尚书用孔安国传，老子用王弼注，左传用杜预注，论语用皇侃注疏。而在诗文写作领域，作为文章范本的文选，授课底本使用了萧统编纂的白文三十卷本，注音用曹刊本东传背景下的文选手抄本传承高 薇内容提要 手抄本在日本代表了渊源自中国隋唐时期的知识与文化，也承载着平安时期以来各博士官的家族学问与尊严，甚至作为权贵阶层所独占的文化资源，成为王权的象征。面对基于手抄本的古典传统，日本镰仓幕府所在的关东地区从中国传来的刊本身上寻找到对抗力量，京都贵族对此有所行动。以藤原式家为代表的日本贵族摸索出一套适应崭新文本现实的举措，形成文选九条本独特的文本面貌：一是保留“本云”“证本”“家本”等身份标记，注重文本底本的权威性；二是在古钞本的眉栏、栏下、栏间及纸背记载丰富的注记内容，融合刊本的信息，甚至据刊本改动底本用字。通过梳理刊本东传背景下的文选手抄本传承，有助于充分认识日本现存古钞本的历史形成背景与文本面貌来源，深入揭示书籍载体从手抄本向刊本的演进历程与文化动因。关键词 手抄本传统；刊本东传；传承困境；文选九条本；传承效果187刊本东传背景下的文选手抄本传承宪、萧该注，释义用李善注。这些内容是为汉唐学问之代表，无论在当时的中国抑或日本，都是以手抄本的方式进行传播和学习。被日本人视为“学问之神”的菅原道真曾说“学问之道，抄出为宗”4。“宗”字点明在日本人的认识当中，纸本手抄方式是获取学问的重要途径。手抄本不仅仅是一种文本书写载体，也成为渊源自中国隋唐时期之知识与文化的象征。其次，手抄本承载了平安时期以来各博士官的家族学问与尊严。大学寮不同科目分别由特定几家博士官进行传授。例如明经道有清原家、中原家，纪传道有菅原家、大江家，等等5。而中国学问正是通过父传子、子传孙、祖传孙不断转抄古本的方式，在博士官家族内部代代传承。在大东急记念文库所藏菅家传本和汉朗咏集上有这样一句话：“本云：以菅氏十二代之余裔 帝王四代之御侍读大藏卿为长自点之本写之，向后勿添削云。菅在判。”便将其家族传承的手抄本追溯至十二代以前。而像此类表示家传渊源的说法，在其他博士官家族也是屡见不鲜。中原家是“累祖之秘说”，清原家便是“累家相传之秘本”。而博士官苦心孤诣代代传承手抄本，乃是为了最大程度地捍卫其在社会中赓续学统的身份。安元三年（1177）四月二十八日夜，京都樋口富小路发生火灾，很多朝廷机构包括大学寮一夜之间化为灰烬6。自此之后大学寮一蹶不振，博士官失去工作的场所而名存实亡。在这种情况下，手抄本更是承载着重振家族、光耀门楣的光荣梦想。大江匡衡能够转变为摄政藤原氏的家臣，清原教隆得以在镰仓政权中占据一席之地，都离不开那承载着累家秘说之手抄本的加持。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博士官都能够重拾荣耀。在清家、中家、菅家、江家、南家、式家、善家总共七门博士官家族当中，“有不坠先绪而教授者，又有怠学反术废其家传者，又有其家无嗣而才名存者”7，那是一幅博士官家族在时代中兴衰沉浮的群像。此外，手抄本还代表了权贵阶层所独占的文化资源，并衍化为指向国都京城的王权象征。中国的知识与文化自传入日本后，主要是在贵族及中下层官吏当中流行。权贵阶层为了能够独占这些知识与文化，保持自身的优势地位，鲜少对外公开手抄本。“家本”“秘本”“秘说”等表述频频现于手抄本之卷末，已然表明了知识传授的秘密倾向；至于专门强调“子子孙孙传得之者，深藏匮中，勿出阃外”“依秘本无外人也”等识语，更是揭示了一种占有资源的排他性心态。而自延历十三年（794）桓武天皇迁都平安京以来，京都成为呈现并繁衍中国文化的重要场所。博士官在京都的大学寮任职，家传秘说在京都的宅邸代代传习，手抄本在京都的豪门显贵当中传阅。京都是王畿之地，这一切活动在此地自然而然地展开。经历的时间越久，行为、文化与空间的勾连便越发密切。手抄本由此也同京都所代表的王权道统建立起一种看不见但非常紧密的联系。正如白氏文集于日本皇室而言，便是“一部象征独占文化资源、保持政权尊严的重要典籍”，因此“保有或有资格传抄旧抄系统白氏文集，就象征着其本人拥有天皇血统之中最有尊严的一系”8。因此，当平安末期政治格局突变，关东地区崛起，一个同京都形成对抗的政权诞生之际，代表家族尊严、皇族血统的手抄本是否只能在京都流行，在关东传授的正统性何在，此类问题油然而生。手抄本所面临的冲击不止于此，此时已经迈入雕版印刷时代的中国，开始向日本传来了刊本。二 刊本传来的手抄本传承困境公元 960 年，中国宋朝建立。但在此前的五代十国时期，中国已经开始使用雕版印刷术刊刻书籍，后蜀毋昭裔刊刻的五臣注文选可为代表。自宋以降，雕版印刷术逐渐成熟，四川、福建、浙江等多个刊刻中心先后涌现出来，刊本变得大为流行。此时的日本正处于平安末期，相当于村上天皇时期，也是位极人臣的摄政藤原道长所正在经历的权势鼎盛时期。因此，藤原道长往往能够第一时间接触到中国商人带来的“摺本”，包括五臣注文选 白氏文集等，然后再将之转呈给天皇9。所谓“摺本”，指的便是中国此时出现的刊本，一种有别于手抄本的崭新书籍载体。它们主要搭载民间往来的商船，以及通过入宋僧人的携带，东渐1882023 年第 1 期至日本并很快引起权贵们的好奇。藤原道长关注和记录摺本的传来，或许可以理解为一种把握中国崭新动向的政治活动。而作为享有“日本第一大学生”美誉、且位至左大臣的藤原赖长，则有意将“摺本”纳入到手抄本的文化传统之中。其日记中好几次因获得新版本而倍感欣慰的经历，都与五经正义刊本有关。例如康治二年（1143）七月借得礼记正义七十卷，感到“胜得万户侯”。同年十一月为获得他人手中的周易正义，不惜拿出珍藏的书籍作为交换，结果如愿以偿，其发自内心的喜悦之情，甚于得到千金10。一旦拿到刊本，他便积极同手中已有的博士官手抄本进行校勘和学习。显然藤原赖长为获得摺本所做的努力，不仅仅是为了充实自己的藏书，更是为了对接手抄本传统，受到内心积极求取学问、复兴汉学之使命感的催促。无论是御堂关白记记录摺本传来的举重若轻，还是台记当中收获摺本的感动笔墨，都说明中国刊本正在逐渐侵入日本贵族的精神世界，并对平安时期形成的手抄本传统形成了冲击。而当我们将目光转移到关东地区，则能够发现刊本对手抄本的冲击更为明显和剧烈。初代将军源赖朝在镰仓大开幕府（1192），与京都在各个方面形成分庭抗礼之势。而刊本的传入，正好契合了镰仓幕府在文化教育领域的对抗需求。一方面，不少京都博士官的后裔来到关东参与新政权的建立，并带来曾流行于京都的学问。出身京都宇多的源仲章曾任幕府的大学头文章博士，中原家的中原师员担任过第四代将军九条赖经的侍读。最有名的要数清原家的清原教隆。他加盟幕府，期间曾为第五代将军九条赖嗣讲解帝范，为关东地区的豪族北条实时讲授过古文孝经春秋经传集解等。他的儿子直隆、俊隆，以及清家良枝，其子宗尚，世代活跃于关东地区，将清家累代之学悉数传给了北条氏。另一方面，前往中国求法的僧侣归国后成为关东地区的座上宾。他们向幕府将军介绍中国刊本，甚至自行翻刻刊本。“圣一国师”圆尔自宋返日之际，带回大量典籍，中有晦庵大学或问 晦庵集注孟子等宋学刊本。此地兴起的足利学校，邀请著名僧侣如快元、九华、寒松等人担任庠主。该校珍藏至今的周易注疏 尚书正义 礼记正义等南宋越刊八行本，便是在这个阶段由众人购或寄而来。镰仓寺庙还在中国刻工的协助下率先对昌黎先生文集 三体诗等宋元刊本进行翻刻。翻刻本传于后世，成为著名的“五山版”。从此时传入日本的中国刊本覆盖宋代书籍的不同领域，尤以宋学新注、唐宋诗文受人瞩目。虎关师炼、雪村友梅、中严圆月、绝海中津等人都是积极吸纳宋学新注，喜读宋诗新体的代表。义堂周信曾说过：“近世儒书有新旧二义，程朱多等新义也。宋朝以来儒学者，皆参吾禅宗，一分发明心地，故注书与章句学迥然别矣。”11如前所述，博士官自平安时期以来传承之手抄本，主要源于汉唐注疏，重在字词典章训诂。但是，宋人却是“以六经注我”，重在发明义理，因而形成崭新风格。这在其看来，既是受益于禅宗之法门，也便是值得关注之内容。一条兼良尺素往来还记载，玄惠在为消灭镰仓幕府的后醍醐天皇侍讲之时，“程朱二公之新释可谓肝心候也”，并建议读资治通鉴 宋朝通鉴 北磵文集、韩文、柳文，等等12。在这样复杂的、受多方利益驱动的历史背景下，刊本对手抄本的冲击便不仅仅是一种新型载体对旧式载体的冲击那么简单。刊本代表的，是禅林僧侣的精神要求，是新兴知识阶层在关东地区的文化趣味，背后还交织着将军幕府与京都政权在文化教育层面隐藏的刀光剑影之斗争。而手抄本则如前所述，象征了自奈良平安时期起便传入日本的中国汉唐之学，也是旧时代知识阶层的家族学问与尊严，更是定鼎京都、神圣不可侵犯的皇族正统与古典命脉。是完全投向刊本的怀抱，还是坚守手抄本的阵地，任谁一个行为的选择，都将让历史的长河泛起涟漪。在这样复杂的背景下，手抄本要如何顶住刊本的压力而求得传承的空间，无疑需要一些变通举措。接下来就以文选古钞在日本中世的传承为例，展开文本方面的分析。三 文选九条本的传习及文本面貌原为东山御文库旧物，现藏于日本宫内厅书陵189刊本东传背景下的文选手抄本传承部有一份曾为九条公爵家所有的文选古钞本（简称为“九条本”）。这个本子的特征是仅有文选白文，存二十二卷，其中第十四卷重复，故实际内容共有二十一卷。九条本是目前日本所发现的关于文选古钞存卷最多的一个本子，距离萧选三十卷本仅差九卷，能够反映出早已亡佚的三十卷白文本面貌，有助于纠订文选在注释、传抄以及刊刻过程中产生的讹误，因此文献价值极高，也深受学界的重视13。但是，我们往往关注九条本白文层面提供的文献校勘价值，却鲜少留意其复杂的文本面貌，更遑论其背后曲折的形成过程与传承之道。其实，九条本各卷历经多代传抄及加点，文本面貌颇为复杂，叠加了不同时代的文本信息，甚至带有晚出刊本的特征。这对观察手抄本传统在传承困境之下的变化极有帮助。（一）宣称文本底本的来源及其权威性九条本除了卷八、十六、二十一、二十二这四卷缺乏识语，其余卷末均载有识语。其中披露的抄写者如藤原宗光、藤原长英、藤原师英，均出自日本历史上极为显赫的藤原家族之分支藤原式家。识语显示该本从抄写、制作到加点、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