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与明清鲁西运河区域商贸盛况探析_陈立风.pdf

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 2 期148明清时期，因漕运所需，在政府强力主导下京杭大运河全线畅通，鲁西临清、聊城等运河区域河运交通便利。得漕运“土宜”政策及移民乡谊情足之便，货物畅流，营商氛围浓厚，晋商纷纷来此从事商业贸易，甚至垄断了盐、铁铜、哈达、金融、木版年画等行业的经营。探究该时期晋商商贸活动状况，体现良好经商环境在促进商品贸易发展中所起的作用，考察晋商以义取利、诚信赢天下的经营之道，能够为当代提供有益借鉴。一、明清时期晋商集聚鲁西运河区域的因由明清时期，京杭大运河全线通航，鲁西一带水运交通便利，漕运繁盛，货物畅流；鲁晋两省，分居太行山左山右，位置相邻，相距较近；明初移民，晋人入鲁，定居鲁西者众，俗缘情深，营商氛围好。得天时之机、地利之便、人和之利，明清两代，鲁西运河区域商贸繁荣，诸多晋商集聚于此，从事商业贸易，有力推动了当地商品贸易的繁荣。（一）天时之机：漕运繁盛与朝廷宽松的“土宜”政策，为商品畅流提供了良好时机经济社会发展史证明，商可以富民，商可以强国，流通也是生产力。没有流通，商品价值就无法实现，也就没有再生产，因而也就没有社会的繁荣和发展，所以说交通便利是商品流通发展的重要前提。明清时期北起北京，南到杭州的京杭大运河因朝廷重视而全力建设、修缮与维护，全线畅通，是南粮北上的漕运主通道。漕粮运输时，政府为补贴运军生计及运粮脚价之不足，“以资运费，以恤军困”“恤丁伍而晋商与明清鲁西运河区域商贸盛况探析陈立风（聊城大学图书馆，山东 聊城 252000）摘 要：明清两代，京杭大运河全线通航，繁盛的漕运及宽松的漕运土宜政策，促进了运河区域的商品流通及贸易繁荣。得天时之机、地利之便、人和之利，晋商纷纷来到鲁西运河区域从事经商贸易活动，或坐贾经营，或转运批发，成为活跃的商贸群体，势力强劲，实力雄厚，甚至垄断了某些行业的经营。晋商在鲁西运河区域的商贸活动，在客观上推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也促进了江南江北乃至全国的经济文化交流。便利的交通、宽松的政策以及遵诚重信、以义取利所营造出的良好经商环境在促进商品贸易发展中所起的作用，至今仍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关键词：晋商；漕运；鲁西运河区域；商贸活动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217(2023)02-0148-09收稿日期：2023-01-28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6BZW082）：明清文学与京杭大运河关系研究。作者简介：陈立风（1973-），女，山东冠县人，聊城大学图书馆馆员。我们通常所说的晋商，特指明清时期的山西商人群体。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 14 世纪以后，经济活动对社会进程的影响明显增强，晋商通过商业贸易和金融活动，对明清时期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均产生过一定的影响。从明朝初年到清朝末年的五个多世纪里，晋商成为国内实力最强的商帮之一，在中国商业史上留下了辉煌的篇章。京杭大运河是元代在隋唐大运河的基础上，为缩短从北京到杭州绕道洛阳航线而裁弯取直改道后形成的运输水道。它北起北京，南迄杭州，流经今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浙江 4 省 2 市，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全长 1700 多公里，是明清两代的南北水上交通大动脉。DOI:10.16284/37-1401/c.2023.02.018149通商贾”，采取了“土宜”政策，准许运丁携带一定数量的免税土产货物，沿途出售。从明至清，这一政策不断放宽，携带土宜数量逐次递增。明成化年间规定每船准带免税土宜 10 石，嘉靖时增至 40 石，到万历时增加到了 60 石。清随明规，土宜政策不变，但随船土产的额定数量增加更多，顺治、康熙时南货北运定额是 60 石，雍正初年为 120 石，旋即增至 126 石，而到嘉庆时又增加到了 150 石。漕船南下返程时，也有相应的免税土产定量。漕粮运输及不断放宽的漕运土宜政策，有力带动了运河沿线商品流通和沿岸城镇的发展，促使运河沿岸城镇客货聚集，商贸繁荣。时人赞曰：“南极江口，北尽大通桥，运道三千余里。”“燕赵、秦晋、齐梁、江淮之货，日夜商贩而南；蛮海、闽广、豫章、南楚、瓯越、新安之货，日夜商贩而北。”地处鲁西的临清、聊城，得漕运之便，成为了“人烟辐辏，市商云集”“繁华压两京”“富庶甲齐郡”的著名商贸都会，形成了“官船贾舶纷纷过，击鼓鸣锣处处闻”的景象。在其辐射带动下，所属州县商贸经济也得到较快发展。商品流通与商业贸易的活跃，吸引了南北各地的商人云集于此。善于经营的晋商更是敏锐地嗅到了这股商业气息，抓住了千载难逢的机会，大量涌入鲁西运河区域从事商贸活动，到清代出现了“殷商大贾，晋人为多”“西商十居七八”的境况。（二）地利之便：京杭大运河与卫河交汇于鲁西，且鲁西与山西位置相邻，水陆通达，交通极为便利 鲁西一带，京杭大运河穿聊城、临清北上过德州而入河北，卫河由西南北流在临清与运河交汇。作为鲁西区域中心城市的聊城自古又是陆路官道所经之重镇。随着京杭大运河河运交通作用的凸显，这一地区在明清两代就成为了人们北去南来、东奔西往的汇聚之处。另从地理方位来看，山西因地处太行山以西而得名，古称“山右”，谓其在太行山右侧，又因位于黄河以东，亦称“河东”。山东与山西以太行山脉为界，分居山左山右，是为近邻，且都靠近河南、河北。是时，随着京杭大运河的开通，由山西到山东鲁西一带的交通路线有三条可供选择。一是水路，由卫河、大清河入京杭大运河，运费低廉且南北通顺，北上可直达天津、北京，南下过济宁可直下江南，历徐沛，通苏杭，至闽粤。在北京、天津的晋商多选此路而来往。二是南路，从河南入鲁西。晋商在河南者颇多，开封、周口、洛阳、南阳、朱仙镇等地都是晋商活跃的地方。清康熙年间，文渊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陈廷敬就出生于山西阳城县黄城一商人兼官僚家庭，他曾讲其家乡人“弃书册为贾人者数矣，大河南北懋迁者众。”从山西南部进入河南非常方便，而在河南的晋商进入山东从而到达鲁西区域也是非常容易的。三是北路，从山西的中部、北部过河北进入德州、临清，且临清紧邻河北，来往也很方便。况且，作为南北物资、客商行旅交流大动脉的京杭大运河，自然是鲁西区域与全国大多数省区商品流通的主渠道。运河的浚通使鲁西平原成为南来北往的交通要道，运河之中“东南漕运岁百余万艘，使船往来无虚日，民船贾舶多不可籍数。”到永乐末年，山东运河沿岸的济宁、聊城、临清、德州已是“商贩所聚，百货倍往时。”11民国临清县志记载：“每届漕运时期，帆樯如林，百货山积，经数百年之取精用宏，商业勃兴而不可遏。当其盛时，北至塔湾，南至头闸，绵亘数十里，市肆栉比，有肩摩毂击之势。”12商品物资充大明会典（万历），卷 27，第 314 页。大清会典事例（光绪），四库全书本，卷 207漕运。清 明史卷 85，河渠志。李鼎：李长卿集卷 19，借箸编。聊城山陕会馆藏嘉庆十四年春秋阁碑。临清州志（康熙）卷 4，艺文。明 李东阳：临清二绝鳌头矶，李东阳集（三）：“十里人家两岸分，层楼高栋入青云。官船贾舶纷纷过，击鼓鸣锣处处闻。”聊城山陕会馆藏道光二十八年碑。王红霞：晋商，太原：三晋出版社，2015 年版，第 19 页。明经世文编卷 54，重修吕梁洪记。11明宣宗实录卷 107，宣德八年十一月戊辰。12临清县志（民国）之经济志商业。150盈，集散方便，是难得的取利聚财之地，自然吸引商人聚集。（三）人和之利：鲁西运河区域山西移民较多，原迁地商人与移民同根同源，认同感强，安全感足，经商氛围融洽元末明初，因战乱及灾荒，山东鲁西、鲁西南地区人口锐减，地广人稀。为平衡人口分布，促进耕垦，明政府强力组织移民，规定“四口之家留一，六口之家留二，八口之家留三。”明太祖实录一九三卷载“洪武二十一年，迁山西泽潞二州民之无田者，往新德、临清、太康诸处闲旷之地，自便置屯耕种，免其赋役三年，给钞二十锭以备农具。”一九七卷载“洪武二十二年，山西贫民徙大名、广平、东昌府者，凡给田二万六千七十二顷。”二二三卷载“洪武二十五年，迁彰德、东昌、大名、开封府徙居者凡五百九十八户。”该时期，大量的山西人移民至山东。据曹树基先生考证，“洪武二十年，东昌府有山西移民约 6 万余人，到洪武二十八年东昌府接纳的山西移民人数为 14.5 万人。”另据在茌平县孙桥乡何官屯村发现的墓碑记载：“洪武三年何振刚奉旨率百名移民，从山西洪桐县迁来立何官屯。”在茌平县王老乡发现的一块墓碑记载：洪武十三年从山西榆次迁来立村。此外，在茌平县其他地方发现的墓碑中，关于洪武二十五年奉旨移民到此立庄的记载更多，如现在的赵官屯、单庄、吴官屯等皆为山西移民居住地。移民与原迁地居民同根同源，关系密切，观念上认同感强，生活上安全感足，乡谊情深，在商贸往来中信任感倍增，容易形成良好的经营环境。正是在这种融洽的氛围中，晋商的势力不断壮大起来。况且，宋元以后，得“开中法”之利，山西人心思富，重商观念强，形成了褒商扬贾，以经商为荣的社会风气。“山右积习，重利之念，甚于重名。子弟俊秀者，多入贸易一途。”“大致商贾居首，其次者尤肯力农，再次者入营伍，最下者方令读书。”山西流行的童谣说“有儿开商店，强过做知县，买卖兴隆把钱赚，给个知县也不换。”在他们看来，经商是一种比读书做官都重要的事情。的确，商贾走远方积金钱，夸耀闾里，出则车骑，入则广厦，使得人人羡慕。他们的立业思想是“以商致财，用财守本”，即通过经商获得金钱，然后置房产买田地，再以土地出租和放高利贷或经商，获取经营利润，以其商业收入发展商业和金融业，从而建立以商业为始点的价值循环和增殖机制。他们认为商和士、农、工是同等重要的事业，都是本业，同样要敬。在这种民风的影响下，才华出众的年轻人纷纷进入商途，为日益壮大的晋商群体源源不断地补充着新鲜的血液，他们“工商务实，勤于商贾。”观念新颖，勇于开拓，目光远大，视野开阔，具有成熟与精明的经营策略和良好的经商之道，不断拓展商业活动空间与经营品种，大大带动了迁居地经济贸易活动的开展。二、漕运带动下晋商与繁华的鲁西运河区域商业贸易明清时期，京杭大运河由苏鲁交界的峄县台儿庄入境山东，经微山、南阳诸湖，流入鲁西平原，途经聊城、临清，最后由德州桑园镇进入直隶，直达天津、北京。这条明清时期的水上交通大动脉，是朝廷漕粮运输的主通道，也是行商客旅以及各类土杂商货的汇聚之处。运河之上每年所过船只络绎不绝。据记载，“乾隆九年，仅临清过关船只多达九千七百三十八艘，浒墅关更是每日水波荡漾，舟楫不绝。”为保证漕粮的顺利运输和仓储安全，明代政府分别在天津、德州、临清、徐州、淮安等沿运河城市建洪洞县志（民国）卷 8，人口。曹树基：洪武时期鲁西南地区的人口迁移，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5 年第 4 期，第 18 页。开中法：是明初为了鼓励商人运输粮食到边塞，实行的以粮食换取盐引，给予商人贩卖食盐资格的制度。具体方式是商人将粮食运往政府指定的边塞地区，用粮食换取“盐引”，然后凭“盐引”去政府指定的盐场换取食盐，再运往政府指定的地方进行销售，从中获利。雍正朱批谕旨第四十七册。山西通志（崇祯）卷 6，风俗。临清县志（民国）卷 2，漕运。151立了漕粮仓储库水次仓，“各有部署以监临之，岁一易其人，盖国计之重大焉者。”水次仓的相继建立及扩充，大大促进了城市建设规模的扩展并有力带动了商品的流通。临清的水次仓有三处，分别为临清仓、广积仓、常盈仓，年仓储三十余万石，规模宏大。在水次仓的带动下，明正德、嘉靖年间两次扩建临清州城，“以为商贾之列肆于外者。”在建置上，因商贸地位突出，临清于明弘治年间升为州，清乾隆时再升为直隶州。是时，河运规模庞大，仅漕粮一项，就运船数量及运军人数而言，“明天顺以后定船 11770只，有官军 12 万人。”就漕粮运输数量而言，明永乐年间为 460 万石，宣德时高达 500 万余石，以后一直保持在 400 万石以上。清朝前期，漕运因袭明制，各省漕船原额 10455 只，另设驳船 600 只，因不敷用，乾隆末年定官备驳船 1500 只。“每岁额征漕粮四百万石。”再加上应征耗米，总数在五百万石以上。如前所述，位于山东西部的临清，邻近河北、河南，分合于此的京杭大运河、卫河水道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