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融互渗与共生发展：大运河...域文化景观特征及其实践路径_毛巧晖.pdf

交融互渗与共生发展：大运河流域文化景观特征及其实践路径|13交融互渗与共生发展：大运河流域文化景观特征及其实践路径a*毛巧晖（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北京100732）摘要：随着京杭大运河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它逐渐引起社会各界和不同研究领域学者的关注。大运河沟通南北，贯通不同区域、民族文化；运河研究只有立足于流域，才能更好地理解其所彰显的文明互鉴与文化交流。在大运河流域文化遗产的保护中，文化景观进一步丰富、发展，但其并非均质化、同质性的，在文化景观的转换中既有创造性转化，也有消耗性转化，基于此可将其分为：实用性向功能性转变，集功能性与象征性为一体，叠加实用性、功能性及象征性等多个类型。大运河流域的文化景观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兼和相济”“互补共生”，在“存有交互性”中融合为一个整体，对其阐述须立足于此，才能更好地理解这些文化景观的“流域”共性及“人地水”的互渗交融。大运河流域文化景观的建构与实践则需要坚持以“人”为核心，努力探索“差异互补”“互联互融”“求同存异”的共生之路。关键词：运河流域；文化景观；交互性；共生发展中图分类号：G1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3180（2023）01-0013-07面对全球化及其对地方性知识、区域文化共同体的冲击，沟通南北、贯通不同地域和民族文化的京杭大运河引起了广泛关注。流域视角下的运河研究超越了村落、行政区划、族群或民族的边界，所凸显的不再是地域、民族特性，而是不同文明、文化的交融和交流。虽然当下京杭大运河大部分河段已经失去实用功能，但自其修筑以来所形成的文化意义与价值随着历史不断发展。在京杭大运河流经的北京、河北、河南、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等省份，这一文化意义上的“流域”通道依然留存于各区域文化之中，也持续影响着区域内的民众生活；当然它不再是“显性”存在，更多的是“隐性”呈现。大运河文化的研究，须立足于流域，对运河沿岸不同地域、族群文化的差异与互动的复杂性进行整体关照。本文以文化景观为视点，在总结运河流域文化景观类型的基础上，阐述与分析景观如何作者简介：毛巧晖，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民间文学学史、民俗学研究。*基金项目：本文系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重点项目“北运河流域民俗文化普查及民俗文化志编纂”（项目编号：京财科201886 号）的阶段性成果。14|文化艺术研究2023 年第1 期通过视觉、听觉、触觉等，表达运河在流动与交融中所形成的共享的文化意识与文化认同机制及其当下价值。一、创造性转化与消耗性转化：大运河流域的文化景观“文化景观是由文化因素与自然景观共同作用的结果。文化是动因，自然区域是媒介，文化景观则是结果。”11文化景观引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之后，人们对世界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中的人地关系有了新的认知。2014 年，大运河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运河流域“人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景观中有形和无形文化价值的存在”12日益引起各领域学者的关注和重视。研究者关注大运河在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后，文化景观内涵与外延所衍生的变化，同时在景观概念的象征价值中融入了人造景观的概念。从文字记载到图绘记录，再到照片、纪录片等影像档案及博物馆、广场、公园等文化空间，除了有形遗产之外，节日、仪典、民俗、传说、信仰、歌谣、曲艺等非物质文化部分经由不断“物化”，大多通过景观得以“在场”或呈现。在大运河流域文化遗产的保护中，景观更是进一步发展与丰富，但并非同质化存在，在实现“创造性转化”的同时，也有“消耗性转化”，因此在景观保护及其建构中就表现出对文化遗产本身意义的“超越”“守恒”“消减”。基于此，运河流域的文化景观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由实用性向功能性转变的文化景观。“实在性是一切可供主体从感觉上感知到的事物的本质属性和物质基础，它是事物成为客体、独立于主体而存在的前提。”如河道、湖泊、驳岸等运河河道景观遗存、码头聚落等商业景观，古村落、古建筑群等建筑景观，等等。它们的“实用性”寄寓在其物质性印记之中，同时又超越了其自身意义，物与人、物与空间、物与材料之间的复杂关系构成了运河流域文化景观的丰富意蕴。如杭州富义仓作为大运河流域保存较完整的古代城市公共仓储建筑群，初建时中心位置为仓储式厂房 80 间，可储存稻谷 4 万5 万石，还有砻场、碓房、司事者居室等。运粮舟停靠处筑有一亭，以供搬运者休息。现存三排仓储式长房、门廊、偏厢，仓库遗址及河埠，其基本格局尚存。2杭州富义仓见证了历史上米市、仓储码头装卸业等经济业态曾经的发展、繁荣，如今已然成为文化、创意与旅游的复合体“富义仓创意园”。第二，集功能性与象征性为一体的文化景观。此类景观多与民众生活实践息息相关，并在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文化交流、交融与共生中成为维系“流域”文化认同的一种方式。3如集中展现运河工程建设与漕运管理技术的水闸建设，元至元三十年（1293）秋开凿成功的通惠河河道上，自上游至河口依次设有广源、西城（会川）、朝宗、海子（澄清）、文明、魏村（惠和）、籍东（庆丰）、郊亭（平津）、杨尹（溥济）、通州（通流）与河门（广利）等 24 座水闸。4水闸不仅解决了运河流域城镇用水、农业灌溉和漕运问题，对周边城市的供水格局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坐落于北京市朝阳区通惠河北岸的明清时期的漕运闸坝遗迹“庆丰闸遗址”，初名“籍东”，后易名“庆丰”，俗称“二闸”，始建于元代，因漕运而建，亦因漕运而兴。5清代运河漕运衰落之后，庆丰闸一带碧波荡漾，1992 年 12 月，在美国圣菲召开的第 16 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文化景观（cultural landscape）被正式写入实施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Operational Guideline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World Heritage Convention），成为世界遗产中的一个新类别。关于文化景观与文化遗产的概念，有论者提出文化景观比文化遗产广泛得多，文化景观一词包含着人类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的多种表现形式。世界遗产文化景观被归入文化遗产之列的操作方式，相较于人们对人地关系理解上的前进来说，不能不说是一种停滞或倒退。参见邓可、宋峰：文化景观引发的世界遗产分类问题，中国园林2018 年第 5 期。本文的相关讨论亦立足于此。参见路璐：大运河文化遗产与民族国家记忆建构，浙江学刊2021 年第 5 期。笔者认为使用“实用性”一词更易理解，也与全文表达更为一致。交融互渗与共生发展：大运河流域文化景观特征及其实践路径|15桃柳映岸，景色清雅秀丽，成为都城居民的消闲胜地。这一历史文化传统在当下的城市建设中得以留存，如 2009 年“庆丰公园”建设落成，它作为“通惠河滨水文化景观带”的一部分，内部设有京畿秦淮、大通帆涌、惠水春意、文槐忆故、新城绮望、庆丰古闸、叠水花溪、银枫幽谷游览地。此外，北运河通州段的甘棠闸至杨洼闸也将打造“绿道花谷”“延芳画廊”两大景区，不仅要建设集防洪、水质净化、生态景观功能为一体的湿地公园，还要带动周边发展，形成自然涵养的天然景观带。6第三类是叠加实用性、功能性及象征性三重意蕴的文化景观。包括民俗信仰、仪式、节庆活动等民俗景观，记录河务、漕运、水利等资料的文献景观，漆器制作、花丝镶嵌、建筑营造等手工技艺景观，浦江剪纸、杨柳青年画、通州杨氏风筝、柳琴戏、茂腔等涉及民间音乐、民间舞蹈、传统戏曲、民间美术、曲艺、杂技等的艺术景观。此外，运河流域还有复合型文化景观，如北京市通州区张家湾曹雪芹墓石、曹家当铺、曹家坟等真实地理景观以及萧太后河一带建造的曹雪芹塑像、归梦亭、红学文化绿色走廊等空间景观；作为感知地方与空间的关键路径的声音景观，也是运河流域文化景观研究中重要但却容易被忽视的一类。丰富驳杂的文化景观，是运河流域不同区域、族群文化互动交融的结果，我们对其分析亦应着眼于此，关注运河流域文化景观的整体性，同时也注重文化景观间的交融共生。二、交融互渗：大运河流域文化景观的基本特征大运河作为漕运命脉满足了南北之间的政治联结与经济畅通，同时也带动了运河流域不同区域、族群间的文化交流。随运河裹挟而来的曾经流行于中亚的火神俗信、南方的妈祖文化、北方的河神祭祀及河道、湖泊、驳岸等河道景观，样态丰富、内容驳杂，但彼此之间并非孤立存在。它们之间可以说是“兼和相济”“互补共生”，在“存有交互性”（mutuality of being）中融合为一个整体。这也如前文所言，对于这些分属不同区域的文化景观，我们不能局限于传统的区域或族群研究，而要从“流域”对其进行整体分析。“存有交互性”来源于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对亲属关系的阐述，他认为亲属成员结成了“存有的内在互渗”（participate intrinsically in each others existence）的关系7，“一个群体的成员通过这些要素和活动，互相关联，交融一体”8。笔者借用“存有交互性”这一话语，旨在阐述运河流域文化景观交融互渗的特性。运河流域共享着以“运河”为中心的“历史文本、文学文本、数据文本和艺术文本”9，在对“文学文本”的挖掘中，红楼梦因其充盈着真实生活感受与艺术构思的运河叙事，点缀于运河沿线，建构起纵贯南京、镇江、苏州、扬州、北京等地的景观空间。如各地兴建的大观园、“红楼梦”主题景观、“曹雪芹纪念馆”、“曹雪芹文化园”及在喜马拉雅、蜻蜓 FM、哔哩哔哩等视频音频网站上线的各类“红楼梦”有声景观，形成了独特的红学文化聚落和“一脉同气”的流变格局。运河流域的“红楼梦”文化景观呈现出一种“结构性的相似”，如上海、北京、河北正定等地所修建的“大观园”多依照红楼梦对大观园内部景观的描写，其各处景观以园内馆舍命名，且按照地方气候种植水杉、紫柏、紫藤、檀竹、斑竹等植物。以河北正定荣国府为例，它很好地诠释了书中所说的“金门玉户神仙府，桂殿兰宫妃子家”，是一座具有明清风格的仿古建筑群。整个府邸分为中、“声音景观”（soundscape）这一理论是由加拿大作曲家及生态学家穆雷谢弗（R.Murray Schafer）于 20 世纪 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在声音生态学（acoustic ecologe）的范畴下提出的，这个观念可以帮助我们用来定义和理解在特定时间、特定地点的一切声音的综合。参见纳日碧力戈和凯沙尔夏木西发表于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 年第 4 期的试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交互性一文中的表述。这一术语来源于萨林斯对亲属关系的描述。一个搭载弹幕系统的视频播放网站，主打 UGC（user-generated content）的视频生产分享模式。16|文化艺术研究2023 年第1 期东、西三路，各路均为五进四合院：中路为贾政公务院，采用了宫廷式彩绘，东西两路为内宅院，采用了明快的苏式彩绘，室内落地花罩典雅气派，再现了“钟鸣鼎食之家，翰墨诗书之族”的富丽。河北正定荣国府这类的复合型景观并不鲜见，它们“分形同气”，描绘了曹氏家族的生活轨迹及运河流域的真实生活图景。以张家湾博物馆为例，馆内除了播放冯其庸讲述张家湾发现“曹雪芹墓石”及红学的视频，展柜中还陈列了曹家当铺遗址、古籍、奏折等历史资料，大量展板呈现了“曹家井”“三家坟”等传说，并设计了“红楼情牵张家湾”“曹雪芹如是说”“红楼画境”等主题景观。仅北京一地，就存在一条连缀西山永定河文化带与大运河文化带的“红学文化区”，以“蒜市口十七间半”曹雪芹故居纪念馆为中心，将黄叶村曹雪芹纪念馆、张家湾曹雪芹墓石、曹家当铺、曹家坟及萧太后河畔的曹雪芹塑像、张家湾公园内“曹石印记”、通州文旅胜地“运河文化广场”的“曹雪芹像”等串联起来，加之西城的大观园、恭王府景区，清晰地勾勒出运河流域的红学文化的发展脉络。而南京乌龙潭公园的红楼梦景区、江宁织造博物馆、苏州织造署旧址、辽阳曹雪芹纪念馆及唐山曹雪芹文化园等文化景观，虽然在外在形态、展陈形式、景观类型等方面略有差异，但在文化本质、价值内涵、文化功能等方面却有着内在的暗合。此类文化景观正是以水脉贯通文脉，在运河流域流播与衍生，它们有着不同地域的文化特质，同时又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