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往行为理论视域下导生关系机理、困境与改善_何晨玥.pdf

年第 期总第 期黑龙江高教研究 ，收稿日期：基金项目：全国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国家一般课题“我国大学软法治理秩序与效能提升研究”（编号：）。作者简介：何晨玥，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浙江高等教育研究院副教授，教育博士，研究方向：高等教育管理、教育法治、思想政治教育；邬亚新，杭州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交往行为理论视域下导生关系机理、困境与改善何晨玥，邬亚新（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浙江 杭州）摘要：导师和研究生关系影响着研究生教育培养的质量，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关切。运用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构建涵盖主体、语言、境域等要素的导生交往机理模型，审视当下研究生与导师之间众多关系现实，可以发现：在权力势差全程化、情感交流单一化、代际特征扩大化和价值取向产品化等四类异化现象中，导生关系依次呈现出交往间性受限、交往动力不足、交往意愿降低和交往目的趋利等四重交往困境。构建平等双向、和谐共生的理想导生关系，需要从主体间性、情感共鸣、话语情境和制度环境出发加强改善。关键词：研究生教育；交往行为理论；导生关系中图分类号：文献标志码：文章编号：（）导师和研究生之间的关系影响着高校研究生教育培养的质量，一直以来备受关注。年 月，我国首部研究生导师指导行为准则以国家部门规章形式颁布，强调“研究生导师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强人文关怀，关注研究生学业、就业压力和心理健康，建立良好的师生互动机制”。国家部门规章颁布后，各地高校纷纷出台以师德师风和育人成果为重要指标的导师能力考评和量化机制。本文基于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视角，从导师与研究生交往行为有效性角度出发，运用主体间性哲学语境剖析导生关系内在机理，反思当下高校导生关系现实困境，重构交往情境下规范有序、和谐共生的导生关系，以期对高校研究生教育工作与师生互动实践有所助推。一、视角引入：基于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导生关系内在机理 交往是人们面临的基本任务，是哲学研究的核心课题。世纪 年代，德国社会学家哈贝马斯（）在对迪尔凯姆、帕森斯、韦伯、卢卡奇等学者的理论进行批判和改造的基础上，构建了以主体间性为重要基础、以语言为沟通媒介，通过相互理解和协调一致促成行为合理性的“交往行为理论”。哈贝马斯认为，人们身处的世界由客观世界、主观世界和社会世界等三者构成，分别对应可以感知和可以把握的物理世界、言语者的意识状况或精神状况的世界以及基于合法规范而构成的人际关系世界。西方理性化进程以技术理性对生活的全面渗透为主要特征，然而技术理性本身无法解决生活世界中的问题。与此相应，超越技术理性樊篱的交往行为理性则是人类社会存在的基础，即以强有力的言语沟通为主要调节机制的交往行为是人类社会最具合理性的社会行为。由此在对现代性及其困境进行诊断时，进一步指出人们需要对身处其中的世界重新进行整合，提出由系统和生活世界构成的社会双层结构模式，以及将生活世界理解为“交往行为始终运行于其中的境域”这样一种理想化情境，并以此为基石建构起关于交往理性化与社会行为互动化的理论框架。有鉴于此，笔者运用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解析导生关系内在机理，构建以交往行为为中心，涵盖交往主体、交往媒介、交往境域等要素的理想化导生交往机理模型（见图），其分析框架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图 导生交往机理模型DOI:10.19903/23-1074/g.2023.04.012首先，导生交往的通达顺畅以理想语言为假设前提。语言是交往行为中最基本的媒介，当主体运用理想的语言范式和形成适恰的语言理解时，对话和沟通得以展开，交往行为得以有效推进。遵循普遍语用学原理，“理性不再是意识哲学框架中的认知理性，而是语言活动中的互动沟通理性”。研究教育中研究生与导师之间对话、沟通的通达顺畅，建基于交往双方都处于理想话语情境之中这个重要前提，即当师生双方都选择可领会、可接受的语言范式，真实地表达自己的想法意图语言以及使用正确的、通用的话语形式，交往行为的一致性不断生成、进一步沟通得以推进。从此意义上说，导生交往必须以“真实性、真诚性、正确性”的语言符号为前提假设，以及需满足可领会性和可供他人理解这个基本要求。这既是交往行为合法化的伦理存在与要求，也是生活世界中人们交流与合作的基本保障。其次，导生交往的共识达成以主体间性为关键纽带。主体间性是交往理论的核心范畴，蕴含着主体与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融合与影响，即“我”以积极靠近的姿态对他者之我建立同情，完成我者与他者的自然融合，排除教育活动流于形式，从而更行之有效地推进教育活动。这样的关系还原了研究生教育过程中师生交往的本真，意味着参与其中的关系主体至少是两个或两个以上多元共在，并且导师和研究生双方都是交往实践的主体，处于平等的地位和享有同样的机会，而不再是单向的交流范式和决定关系。也就是说，研究生与导师之间对话、沟通的各种共识达成，建立在师生双方主观能动性发挥和彼此观照的基础上。通过教育主体和受众主体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和平等沟通的关键纽带，在交往活动中谋求彼此意图或目的为对方所接受、理解，是一种伙伴关系或合作关系的践行。最后，导生交往的稳健有序以规范情境为基本遵循。要想真正达成“无强迫的共识”，必须提供一个彻底真诚的“理想沟通情境”。这样的交往行为的实施需要建立在公众认可的社会规范和道德准则之上，它们发挥着行为定向的作用。导师与研究间的交往是研究生教育培养的基本方式，把关注问题、解决问题放在优先位置，赋予每一位言说主体平等、自由的对话权利，得益于一种令交往双方都能自由陈述、自信表达的规范情境。质言之，导生交往行为是否稳健有序进行，有赖于学校内部软法规范、社会伦理、道德准则的正当性与合理化，以及主体对这些规范、伦理与准则的认可度与行为的自觉性与自信度。如此一来，才能维持一种各方都能获取完全且充分的信息对称，都参与其中进行充分表达、有效商谈的正常教育的运行，从而最大限度地减缓教育主体与受众教育之间的各种张力。二、现实表征：交往行为理论视域下导生关系现实困境 导生交往机理模型是一个应然层面的关系阐释，为研究生与导师双向交往提供了基本理论假设，同时也为导生关系实际样态的测定与评价建立了关键参照。结合目前社会广泛关注的危机事件，具体可概括为四类异化现象以及由此呈现的四重交往困境。权力势差全程化，交往间性受限在社会发展日新月异的当下，大学强化了规范有序的教育实践，然而不可否认，一种以权力不对等为主要表现的焦虑与认同危机也在大学校园里萌生。通常认为，权力是人际关系中的特定影响力，是根据特定目标获取利益，影响他人行为的能力。这意味着，在大学内部导生关系的复杂多面体中，以权力为重要显现的科层制是影响主体平等交往的天然屏障，而权力分配、资源占有与实际产生的影响力之间则有着必然的联系。正如有研究指出，导生间在权力地位、教育资源、科研资源等多方面的资源占据差异决定了二者在导生关系中影响力的差异，导师天然地比研究生更具有影响对方行为的能力。在研究生与导师之间的沟通交往中，导师作为权力势差的优势方，有着更高权力空间和话语主导；研究生作为权力势差的劣势方，则自主空间和话语参与受限。这些不对等的交往情境在育人环节中虽有其合理性，但一旦呈现全程化态势，导生间的权力势差就会作为一种潜在结构，不仅使得主体双方陷于交往不对等、不平等的焦虑，还会对大学研究生教育的整体性认同产生影响。对照“系统”与“生活世界”二分结构的社会分析模式，理想的情境应当是交往主体在没有权威压力的环境下进行对话，并且主体双方都应具有对己对人的责任能力，由此才能建立平等、自由的“主体主体”间性关系。在这方面，虽然较之以往，当下大学越来越注重通过规章制度开展教育与引导，同时更加重视教育与服务育人的相结合，以及更加倾向于在教育实践中尊重学生主观能动性，给予学生学习上的自主空间也更为充足，但在生活世界的合理化增长问题上，必须承认，由于资源、信息、社会阅历等各种不对称，大学内部存在一种天然或者称之为系统自带的结构性矛盾。这就使得导生交往的主体间性从建立开始就受到入侵与挤压。具体而言，基于目的理性的价值判断与思维惯性，导师通常带着优越感与学生沟通交往，习惯于以任务方式安排和验收研究生学术研究；研究生则以谦卑感、从属感向导师求教，做事小心翼翼，不愿吐露真实想法，即使被安排到与学习无关的任务，因为畏惧导师威严也不太敢表达意见，甚至默认导师的越界行为。在这种情况下，“主体主体”关系无疑在很大程度上已由“主体客体”关系所取代，导师与研究生思想上的同频共振和行动上的和谐一致自然受限。情感交流单一化，交往动力不足在现代哲学语境下，教育将个体人引向对人生最重要事情即人的自我生成的关注，强化教育情怀的敞开和教育关系的维护，以及教育主体与受众主体相互间的知、情、意表达与交往行为理论视域下导生关系机理、困境与改善交流。可以预见到，情感交流既是人在生理意义上所显现的一种复杂体验，也是交往过程中双方发生联系的重要催化剂，担负起疏通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关系建立和促成双方共识达成的重要任务。尽管人们大多已认识到，高情感的交流有利于主体交往的发展，低情感的交流则不利于交往关系的发展，由此当下大学越来越重视对研究生情感能量的输入、传递与强化，但现实问题是，想要导师和研究生双方都能拿出足够的诚意、建立足够的心态归根结底需要仰赖于主体行动，并非大学组织高强度输入情感能量即可实现，以至于低情感现象依然在很大范围内存在，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消极情感不断增长的情形。于是常常可见，导生关系表现为“疏离”和“亲密”两个方向，且比较而言，多数受访者更偏向于“疏离”方向，只有少数认为是“亲密”。这样的情形究竟由何所致？在各种可能导致低情感交流的缘由中，导师与研究生之间情感交流单一化问题最为显现。从交往行为的背景预设出发，情感交流是双方本着诚实信用原则表达言语、传播思想和交换信息的各种可能性互惠。在这个过程中，人的交往动力的焕发与情感能量的激发紧密相连，任何一方情感交流的弱化或流于形式，都将影响到动力焕发，使得相互表意和商谈陷于封闭。同样，研究生和导师之间情感能量的激发过程，也是主体双方交往动力焕发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导师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肩负着道德、习惯、心理等方方面面的责任，但与此同时，基于任务、定位等因素的考虑，实质性的情感交流却往往局限于专业技能与学术成长这个轴心。在此种情况下，纯粹知识化的情感交流模式就会使得导师与研究生相互间很难深入了解，导生双方的交往驱动力也将随之萎缩。与此同时，还有部分研究生存在学术兴趣不足、感情投入匮乏等问题，也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导生交往的积极开展。此外，研究生扩招形势带来的导师一带多现象也是“加剧双方情感世界疏离，继而成为导生交往动力不足”的重要因素。有研究结果显示，当前高校一名导师平均带研究生达 人，再加上科研、教学、行政等各种任务，在研究生学习、生活方面投入的时间和精力很少，双方交往动力不足愈发显现。代际特征扩大化，交往意愿降低在技术理性泛滥的现代社会，教育是社会再生产的工具，在教育实践中的技术通达与过程自在越来越显重要。随着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砖墙大学”的传统教学方式被打破，“点击大学”成为高校师生关系建构的崭新场域，互联网成为师生交互的中介和桥梁。这些教育场域呈现出以信息技术为重要彰显、以自我独白为主要方式的崭新图景，在激发研究生教育规范有效的同时，也使得导师与研究生之间的实质性交往进一步紧张，陷入形式与内容相分离、创新与传统相冲突的困境。可以看到，当下及未来几年的大学研究生是伴随着信息科技发展而成长起来的一代，他们思想独立、喜爱新鲜事物、话题和兴趣域广泛，在获取知识的方式上不再单纯依赖学校和导师，而是更多地依赖于互联网、全媒体和云平台。比较而言，作为有一定学术成就的大学教育者主体，大学研究生导师的观念态度稳重、人生阅历丰富，他们虽然熟悉互联网、全媒体和云平台，在技术参与和运用上甚至远远超过研究生，但遇到问题则更多地倾向于从生活现实出发来判断和处理。在这样的情形下，即便导生交往在方式方法上获得创新性的发展与改进，缘于观念和思维差异的代际特征也在无形中扩大化。回到反思与批判现代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