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台湾历史文化的“本土”叙事_李天星.pdf

年第期（总第 期）闽 台 关 系 研 究 ，（）两岸文史研究 世纪 年代台湾历史文化的“本土”叙事李天星（东华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摘要：世纪 年代“本土化”思潮的骤然兴起与持续发酵，成为台湾社会撕裂的重要思想文化根源。政治诉求的催化促使蕴含狭隘“台湾意识”的“台独史观”开始滋生并不断蔓延。原本在 世纪 年代的“寻根”热潮中被发掘出的、带有中华民族主义烙印的“反抗精神”，在“本土论”者的历史叙事中开始发生转变，斗争的对象从日本殖民统治者演变成国民党当局及其所代表的“中国”。日据时期台湾人民非武装抗日史及台湾少数民族族群史成为“本土论”者汲取经验反国民党“威权”与建构台湾“民族认同”的重要场域。台湾“解严”前后，“本土论”者又妄图“创造”所谓“台湾新文化”，以突显“台湾主体性”，“二二八事件”被解读成中国“殖民”台湾的历史悲剧。台湾历史文化沦为“本土论”者表达政治诉求的工具，“台独史观”在此过程中得到进一步扩散。关键词：“本土化”；“台湾意识”；“台独史观”；台湾历史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收稿日期：基金项目：年度上海市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课题；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作者简介：李天星（），男，山东临沂人，东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本文的“本土论”者主要指强调以“台湾”为中心，标榜“台湾民族主义”，并在反国民党“威权”体制运动中以推动台湾政治“本土化”为主要诉求的知识分子群体，其与具有分离倾向的“党外”政治势力多有交叉。世纪 年代的台湾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在“民主化”“自由化”追求的驱动下，“本土化”思潮骤然兴起并持续发酵，成为当今台湾社会诸多问题的思想文化根源。“本土论”者对台湾历史文化的重新解读，成为“台湾意识”论、“台湾文学”论，乃至“台湾民族”论的重要支撑。在此过程中，台湾人民抗日运动史中所体现出的“反抗精神”被移植，逐渐将反抗的对象由日本殖民统治者转变为国民党当局及其所代表的“中国”。日据时期台湾人民非武装抗日史和台湾少数民族族群史，成为“本土论”者汲取经验反对国民党“威权”政治与建构台湾“民族认同”的重要场域。随此，逐步形成的“台独史观”被筑造为“党外”意识形态的基石。台湾DOI:10.19357/ki.35-1295/d.2023.02.003 闽台关系研究 年第期“解严”前后，“本土论”者又妄图“创造”所谓“台湾新文化”，以突显“台湾主体性”，“二二八事件”被解读成中国“殖民”台湾的历史悲剧。关于该问题，学术界已有一定关注。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探讨 世纪 年代“本土论”者为了配合反国民党“威权”政治运动，如何在建构“台独史观”的过程中，基于“台湾”立场重新解读台湾历史文化。一、重塑记忆：“台独史观”的浮现 世纪 年代，台湾“退出”联合国、中美关系正常化等重大变故接踵而至，引发台湾社会的惊慌，唯恐沦为被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社会所抛弃的“亚细亚孤儿”。而“保钓事件”后不断高涨的中华民族主义，此时已成为一股势不可挡的浪潮。在这种背景下，台湾社会长期以来在美国“核心边陲”结构支配下所形成的文化心理和价值取向，也发生急剧变动，出现由“西望”到“回归”的转折。思想界和学术界开始将研究的视野聚焦于台湾，力图在“关怀现实”与“回归乡土”中达成一种可以满足心理需求与精神慰藉的共识，以治愈被“抛弃”的创伤。这种研究不仅涵盖了以“乡土”为议题所进行的文学创作，而且推动重新发现台湾的地方民俗，并由此引发一股“寻根”热潮，开始对埋没于历史尘埃中的“反抗精神”作深入发掘。这场“寻根”热潮中所开启的台湾历史文化“考古工程”，无意中把台湾社会所压抑的、日据时期的集体记忆带回文化场域。这种原本属于“中国”与“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随着 世纪 年代“本土化”思潮的兴起，被“本土论”者加以重新塑造，赋予了更多的“台湾”属性。年的“美丽岛事件”无疑是台湾社会转型中的重要一环。国民党当局在该事件中的强硬态度，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对“党外”势力起到震慑作用，但刺激了更多的社会菁英投入到政治运动中。许多本无政治立场，更遑论分离倾向的知识分子，开始从“反抗外来压迫”的角度来解读台湾历史文化。加之不断涌现的“党外”政论杂志的推波助澜，一种越来越清晰的、与“中国意识”相对立的“台湾意识”逐渐浮出水面。相应地，原先在“乡土文学论战”中还很模糊的“乡土”，也开始被充斥着“台湾意识”的“本土”所取代，并在 世纪 年代初的“台湾意识”论战中得到深化。这场“台湾意识”论战首次突破国民党当局的政治禁忌，公开讨论应以台湾为中心抑或以中国为中心的“意识”问题。但深入分析可以发现，论战大多还是围绕历史认识问题展开的。如，陈映真十分强调从“更宽广的历史视野”，即中国历史架构下审视台湾历史的发展脉络，观察中国人与“台湾人”、中国意识与“台湾意识”。这种立场的不同，导致论战双方都认为彼此相关研究主要有：李细珠“台独”史观平议台湾历史研究，（）：；陈孔立 世纪 年代“台湾文化民族主义”的历史建构与学理批判闽台关系研究，（）：；王东台湾“本土化”思潮的演进及其省思人民论坛学术前沿，（）：；张萌，刘相平台湾“台湾史”研究谱系及其史观嬗变述论太平洋学报，（）：；邓婧 年代台湾地区“反威权”话语“本土化”及其影响 台湾研究，（）：；王晴佳 解构与重构 近二十年来台湾历史意识变化的主要趋势点 汉学研究通讯，（）：；萧阿勤 重构台湾：当代民族主义的文化政治 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江诗菁台湾八年代“中国意识”与“台湾意识”争夺战：以两大报系与党外杂志为分析场域（）台湾文化研究所学报，（）：李天星：世纪 年代台湾历史文化的“本土”叙事的历史认识是错误或片面的，并以此互相责难。黄连德就曾指出：“笔者不认为争论双方对于台湾经社现实之认定有什么大差异。真正的问题在于双方对台湾人民的历史经验有很不同的阐释。”只是，在当时缺乏对台湾历史系统研究的情况下，论战双方对于历史经验的阐释尚未能达到学理化层次。即便如此，“台独史观”的雏形在岛内已若隐若现了。年月，台湾文艺 推出 我看台湾史 系列文章。郑钦仁的 台湾史研究与历史意识之检讨 一文被认为是史学界提倡以“台湾人的立场”研究台湾历史主张的先声，显示出“台湾意识”已经在史学界滋长。在郑钦仁看来，台湾史家要对历史的主体性与断代分期重新加以思考。他认为：在研究台湾史的过程中，要排除汉族中心论，重视台湾与中国大陆之间的差别，注意台湾历史的独特性；台湾史的书写不能再从统治者的立场出发，要从“政治史观”转为“人民史观”，要以“台湾人民”为中心，认同“台湾人”的历史；台湾史研究不能只局限于中国史的范畴，“只有站在 世界史 的观点才能看到台湾在历史与未来所扮演的角色”。相比较文学界围绕台湾历史认识问题所进行的激烈争论，史学界对此则少有涉及，尤其在史观问题上未有显著分歧。然而，郑饮仁从史学角度对“台独史观”所作的理论诠释，不仅极大推动了对台湾历史的重塑工程，而且对“解严”后台湾史学科的建制化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此后，形态各异的“台独史观”多基于郑文所提之论点。其实在“美丽岛事件”之后，关怀“受压迫”的人民已经成为“党外”势力批评现实环境的着力点，并且开始对以往依族群类别界定“公民”身份，以及依统治者历史经验制定“国家”建设方针的做法提出质疑。尤其重要的是，他们在批判和解构“中华民族”认同的同时，尝试摆脱台湾与大陆之间以血缘为基础而形成的联系，开始转向以所谓民主、平等、自由等观念，来充实“台湾民族”认同的内涵，并以此抛弃对“中国”的依赖，追求“台湾”的“独立”。在这种语境下，“地缘”联系成为“台湾认同”的基础，以“血缘”联系为主体所构成的“中国认同”被淡化。与此同时，海外“台湾民族论”的再次引入，更为“本土论”者建构“台独史观”提供了理论支撑。在 世纪 年代中华民族主义高涨之际，海外“台独”势力就已经在极力酝酿和渲染“台湾民族论”，妄图为再次成为“孤儿”的台湾人民在历史中寻找生存和发展的道路。无论是王育德的 台湾：苦闷的历史，还是史明的 台湾人四百年史，都是对“台湾民族论”的一种建构与宣扬。到了 世纪 年代初，“台湾民族论”发展成为“台独”理论宣传的重点。所谓“台湾民族论”，即认为“台湾人”不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是一个独立的民族，核心则是“台湾人”并不是“中国人”。“台独史观”的始作俑者史明认为：“现实存在着的台湾、台湾人，与现实的中国、中国人虽然是属于同一宗族，但二者在社会上、意识上已成为不同范畴的二个民族集团，因此，台湾民族解放运动当中的所谓 民族 必然是现还存在着的现实的台湾社会与台湾人。换言之，台湾民族解放运动所要解放的对象，不外乎是现实的台湾社会与台湾人。”在“台湾民族论”者看来，台湾虽与中国大陆在血缘关系和文化特质上同属于中华民族，但 余年的“殖民”社会与“反殖民”斗争，尤其是到了日据时期，台湾社会与“台湾人”已经超越（克服、扬弃）了与中国相同的血缘和文化关系，并在与中国不同的范畴社会基础上，发展成为一个单独、唯一的“台湾民族”。显然，这种荒谬论调在历史与现实中都是站不住脚的。闽台关系研究 年第期虽然有人认为“台独史观”的公开浮现，主要源于台湾岛内外政治情势的改变、“台湾意识”的兴起和台湾文化界的自我反省，而并非来自于这些海外“台独”分子的历史论著，但是从“本土论”者的论述当中，还是隐约可以发现他们的影子。如研习史学出身的陈芳明之前一直注重中国史研究，并不认为台湾史应该单独存在于中国史之外，但史明 台湾人四百年史所“颂扬”的“台湾人”“台湾意识”“台湾民族”给他极大震撼，导致其原本所接受的“台湾人就是中国人”的命题，亦“变成虚无的、空幻的标签”，甚至将史明视为其台湾史研究的“启蒙导师”。由此可见，与其说海外“台独史观”在岛内的传播推动了“本土”历史叙事的转变，不如说“党外”政治话语建构的需要，为海外“台独史观”在岛内的存在创造了空间，从而使得“台独史观”的浮现在这种元理论的刺激下顺理成章。二、建构认同：台湾历史的再解读“本土论”者对台湾历史记忆的重塑往往落脚于认同问题。世纪 年代的“浊大计划”与“中国现代化区域研究”围绕清代台湾汉人社会发展模式问题，曾出现了以李国祁“内地化”理论与陈其南“土著化”理论为代表的两派争论。虽然二者都未曾脱离“台湾属于中国一部分”的基本认知，但相比较“内地化”理论视台湾为中国大陆社会的一种延伸而言，“土著化”理论则认为台湾逐渐建成不同于大陆的一个新的“地缘社会”，并且涉及了认同问题。从此以后，“认同 问题就进入了台湾（史）研究的领域，成为一个无法避免的问题。”而这种“认同”正是 世纪 年代以降“本土论”者所要建构的。认同是一个心理过程，是接受非源自本体的价值、规范与观念，并将其内化为自己情感认知与行为指南的过程。认同与文化、历史有着必然的联系。从“历史认同”到“情感认同”，从“民族认同”到“政治认同”，成为“本土论”者建构认同的内在逻辑。年，当时极具代表性的“党外”杂志 美丽岛 刊出一篇通过分析台湾历史与现状，以形塑台湾社会“认同”的文章。该文认为，无论是明郑时期的大陆移民，还是 年之后迁台的大陆人士，都有“逃难”的事实。前者为了生计而移台，从事与经济相关的活动，可以称为“经济移民”或“自由移民”，且有长住久居的意愿；后者虽由于政治或军事原因迁台，最初并无长住久居之打算，但随着时间的流逝，长住久居已经成为既定事实。虽然台湾历史是一部移民的“争霸史”，但各种冲突、矛盾最终都停息了。无论是“本省人”“外省人”还是“山胞”，都是“新台湾人”的一部分，都拥有十分浓厚的“乡土情怀”，只是这种情怀是立足台湾、扎根台湾的。台湾之认同中国，应该是认同中国文化，非中国政权；而台湾之抗拒中国，亦是抗拒中国政权，非中国文化。此番言论与后来“台独史观”统领下“本土论”者对台湾历史的解读不同。由于该时期“党外”势力尚未意识到从台湾历史中建构认同是一项基础工程，所以暂时把“台湾认同”的矛头直指国民党当局，而未延伸至“中国”。到了 世纪 年代，为了使不同层次的“认同”更具合理性和正当性，“党外”杂志如“深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