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赋能中华文化的传播实践与创新路径_于璇.pdf

17 2023.72023年第7期党的二十大专题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随着信息技术快速推陈出新，人工智能、大数据、5G等技术在对外传播领域的应用愈发深刻，推动中华文化对外传播实践不断开创出新的发展图景，助力提升中华文化对外传播效能。有学者认为，科技创新为中国故事国际传播提供了新机遇，“智+媒”的对外传播有利于塑造中国的国家形象，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推动世界新秩序建构，培育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1还有研究者提出了科技创新对中华文化形态所产生的具体影响，如要积极使用智能算法技术对文化关键词进行国际信息采集、话语分析、基础信息生成、多语种翻译，提高儒释道思想在目标国的技术触及广度和深度2，创新利用超高清制播、机器写作、智能语音、智能翻译等前沿技术赋能内容生产供给和分发传播3。立足新型国际传播格局，围绕中华文化走出去的传播实践，探讨中华文化对外传播高质量发展的可行性路径，对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笔者从科技创新视角切入，深入探讨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现实需求，剖析中华文化走出去面临的困境与挑战，继而找寻科技创新驱动中华文化对外高质量传播的有效路径，以期为新时代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提供理论参考。于璇1楚颖盈2罗恒睿31.宁夏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宁夏，银川，750021；2.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北京，102488；3.早稻田大学国际教养学部，日本，东京，169-8050摘 要：新时代背景下，中华文化对外传播整体呈现出系统建构不足、传播主体活力有待增强、综合人才支撑不足、被动地位亟待扭转的状况，中华文化走出去更具现实迫切性。全媒体时代，科技创新为中华文化对外传播创造新机遇的同时，也带来新的传播困境，包括算法优先导致国家形象认知片面化，技术宰制带来国际舆论极化倾向，过度注重技术支撑容易忽视人文意蕴，偏重宏大叙事造成对抗解读广泛化等。基于此，可通过挖掘培育优质种子用户、发挥多元主体比较优势、注重个体创意表达、创新人才培养等路径，推动中华文化对外高质量传播。关键词：科技创新；中华文化；对外传播；国际话语权中图分类号：G125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881/ki.1006-3676.2023.07.03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我国新闻传播业人工智能应用现状与发展趋向研究”（项目编号：19ZDA327）、宁夏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宁夏在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中的路径创新与效能提升研究”（项目编号：22NXCKS01）研究成果。作者简介：于璇，女，1986年，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互联网与社会治理、智能传播、新媒体与网络传播。楚颖盈，女，1994年，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新媒体。科技赋能中华文化的传播实践与创新路径18 2023.72023年第7期党的二十大专题一、新时代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实践与不足中华文化对外传播是推进文化自信自强之题应有之义，承载着对外讲好中国式现代化故事、巩固和强化国际话语权的时代重任。全媒体传播视野下，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国际舆论场中各类思潮竞相涌动，推动中华文化的创新表达与多元呈现，引领新时代文化强国建设，显得更加紧要和迫切。（一）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系统建构需夯实围绕中华文化对外传播，如何平衡好不同时期的中华文化比重，展现新时代我国的发展成就、话语体系和价值观念，向海外用户阐释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形象，逐步消解世界对中国的刻板印象与固有成见，是新时期中华文化走出去的重要任务。从传播实践来看，中华文化当代价值与现代意义的建构与扩散力度仍显不足，彰显现代文化精神价值的新概念、新表述未能于海外用户中深入人心，丰裕的中华文化资源有待进一步挖掘和传播。繁而不荣、多而不精的文化创作现象依然凸显，这在一定程度上既阻碍了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步伐，同时也加剧了海外文化倒灌。推动中华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达到“墙内开花墙外香”的传播效果是新时期中华文化价值建构需要努力的重要方向。（二）中华文化对外传播主体活力需激活人工智能环境下传播格局的重构体现在各传播要素的改变及其相互作用的过程中。4立足新传播格局，中华文化对外传播主体多元协同，政府、媒体、企业、个体、社会团体等共同发力，呈现出蓬勃向上的发展态势。然而，限于多元传播主体的媒介素养、受众定位、目标取向、价值导向等良莠不齐、纷繁复杂，各主体间职责不清晰，各主体资源禀赋未能充分激活，加之部分主体间存在一定的竞争博弈关系，导致在推动中华文化对外传播过程中难以集聚合力，各主体间的协同联动难以达成，传播效能不高。例如，部分主流媒体在我国对外传播整体布局中掌握优势资源，占据主导地位，然而传播活力却未能被充分激活以形成更大合力，传播效能有限。我国部分社会组织的国际化程度较低，对外传播与联络能力不强，国际化人才储备不足，在对外传播系统布局、内容规模、传播专业性、管理水平等方面存在差距，对推动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支撑较弱。在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实践场域中，多元的、非专业的个体、组织是对外讲述中国故事的重要主体，但由于其还存在信息真实性、表达专业性、传播精准性方面的不足，导致中华文化对外传播受到掣肘。（三）对外传播复合型全能人才供给不足目前，我国对外传播人才的培养主要集中依托于新闻传播专业，聚焦采写编评业务能力、设备操作能力等职业素养及人文素养的培养与提升。进入智媒时代，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的开发与应用愈发成熟，在新闻传播业中的嵌入更加深入，为中华文化对外高质量传播提供了重要驱动力，但目前该领域相关专业的人才仍存在较大缺口。随着中华文化对外传播与国际政治、对外贸易、生态保护等议题互嵌的趋势愈发显著，传统的新闻传播人才培养模式已无法满足新的传播需求，新时代我国国家形象的建构与展示亟须复合型、全能型人才支撑，同时也需要跨学科、跨领域人才的通力协作。值得注意的是，传播主体对对象国语言的熟练应用程度直接影响对外传播效果，关系到我国国家形象亲和力和话语说服力。与英语相比，目前我国在非通用语人才培养方面的资源投入尚不充足，缺乏学科建设的体系性与贯通性，影响人才培养效果，导致对外传播的非通用语人才储备存在不足。（四）我国国际影响力传播面临多重挑战当今世界，国际话语权是国家文化软实力和国家形象塑造的重要组成部分。5当前来看，国际文化“走进来”的能力大于中华文化“走出去”的能力，有限的国际传播影响力致使我国在国际舆论场中不断陷入“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传开叫不响”的泥淖难以抽身。同时，近年来欧美发达国家在传播理念、叙事手法、阐释技巧、技术辅助等方面演变升级，不断强化国际舆论主导权和游戏规则制定权，消解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战略影响力和解释力。差异化的内容制作及传播策略暴露出欧美发达国家主流媒体在国际舆论场中对我国的围追堵截和霸权行径，也映射出中国对外话语实践中被动澄19 2023.7于璇，楚颖盈，罗恒睿.科技赋能中华文化的传播实践与创新路径清多、议程设置少的现实境况6。以中华文化对外传播为切入点，推动海外传播能力建设，是争夺国际话语权、提升国际传播效能、防范不良思潮侵袭的必然要求。二、科技赋能中华文化走出去的瓶颈与隐忧科技创新在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实施全媒体传播工程、做强新型主流媒体进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7。当前，科技创新赋能不仅表现在信息传播表征与信息传播流程中，更在深层次赋能中华文化“走出去”，将中华文化与现代传播技术密切结合，以数字化、个性化、场景化为特征的智能传播进一步延展媒体融合的广度与深度，为中华文化对外传播提供了新思路与新机遇。但是，这样做也利弊共生，科技创新在推进传播流程再造、传播格局重塑时，技术黑箱、价值偏向的存在等易使中华文化对外传播陷入低效甚至无效传播的困境。（一）算法优先导致国家形象认知片面化聚焦中华文化走出去，算法模型依托对相关数据的采集、加工、处理，能够实现对内容的定向生成与推送，影响中华文化对外传播成效。借助用户行为数据，算法可准确把握用户信息偏好，满足用户需求，但同时也易培养“信息偏食者”，导致用户对算法的过度依赖，将思维认知局限于数据环境内。当前，用户与算法技术互嵌共生，难以剥离与戒断，影响人们对主客观世界的认知与定位、理解与想象。由于海外用户在文化传统、思想认知、情感观念等方面的隔阂与差异，算法在中华文化对外传播实践中易导致内容同质化现象加剧，一方面会强化海外用户原有的我国形象媒介认知，造成国家形象标签化、刻板化；另一方面网络水军活跃及虚假信息泛滥，会加剧海外用户对我国形象认知的扭曲和丑化。（二）技术宰制易带来国际舆论极化倾向新传播格局下，科技创新为用户赋权赋能，使其能够有效跨越地缘、亲缘等物理性区隔，与同好者建立虚拟连接，沉淀兴趣圈层和网络组群，跨越主流媒体议程设置，参与到国际传播实践中来。但是，这也意味着网民让渡自身部分权力，如信息决定权、数据控制权等，个体自主性与主导权也面临被消解的风险，主体数字化、透明化特征凸显。在当前的国际传播实践中，依托成熟的写作机器人、文字语音识别技术，社交机器人假扮用户发表虚假性、迷惑性言论煽动误导海外用户的现象时有出现，操纵、炒作相关议题，易使国际舆论出现极化倾向。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技术的应用，一定程度上壮大了部分欧美发达国家的宣传羽翼，使其能够在国际舆论场中实现高精度操作，将舆论引导细化到最小颗粒度，在潜移默化中影响海外用户对中华文化、我国形象的认知和态度，激发部分用户偏激执着的心理状态，使其在无形中与中华文化对外传播形成对抗。（三）过度倚重技术实现而忽视人文意蕴基于现有媒介平台讲好中华文化对外传播故事，不仅需要高屋建瓴地诠释新时代中华文化结构性系统性的宏观变迁，还应深入浅出地分析当下我国在价值观念和社会心态方面产生的微观变化。丰富多元的科技创新应用助力开创新型对外传播格局，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由泛众传播转向精准传播，由政府主导转向全民外交，但是从风起云涌的技术狂潮中冷静下来，再度审视过往的传播实践，就会发现对外传播的技术投入与转化效率并不完全匹配。科技创新的引入，推动中华文化对外传播形式与手段的迭代，但易出现形式与内容割裂的情况，导致传播效果“事倍功半”，难以防范和抵御欧美发达国家的价值观念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冲击和破坏。中华文化作为中华民族智慧与经验的结晶，如何借助科技创新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与发展，与智媒时代发展需求相适配，焕发出新的生机，满足海外受众的审美意趣和文化鉴赏趋向，实现情绪感染，建立情感共鸣，增进跨文化沟通，是提高中华文化吸引力需要突破的思维桎梏和技术藩篱。用科技创新助力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用人文情怀反哺技术架构，实现技术与文化的互融互嵌、共生共赢，是中华文化“走出去”应深入思考和解决的重要议题。（四）偏重宏大叙事造成对抗解读广泛化“民族国家”的叙事框架在中华文化对外传播实20 2023.72023年第7期践中随处可见，造成软/硬语态和信息/故事模式的失衡局面，从国家站位对发展成就、远景规划进行宏大疏离的宣介，缺少微观视角对日常生活实践情感与力量的临摹呈现，在某种程度上制约海外受众对中国故事、中国经验产生情感触动和价值认同。偏重使用宏大叙事手法的话语表达偏向，一定程度上容易引发海外用户对传播内容的对抗式解读，从而对传播目的、传播内容持有偏见、怀疑和抵触情绪，既影响对信息的接收和理解，也不利于中国式现代化故事的主体诠释和辩白公示。在开展对外传播过程中，既应开展“高大全”的宏观叙事，亦应注重对“小切口”“小细节”的把握。完美同时也意味着失真，是对信息的人为衰减，正视社会发展中的问题与困境，回应疑问、澄清事实，也是一种文化自尊自信的表现。三、科技赋能中华文化对外高质量传播的创新路径立足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现实需求，同时正视科技创新赋能中华文化“走出去”所面临的困境与挑战，我国应尝试开放视野、创新思路，从主体联动、精准识别、人才培养、创意表达等视角切入，推动中华文化对外高质量传播，提升中华文化的对外传播力、穿透力与影响力。（一）防范唯技术论导向，推动多元主体耦合联动人工智能、大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