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觏旴江学统的宋学旨趣_朱汉民.pdf

第 60 卷 第 4 期2023 年 7 月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Peking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Vol60，No4Jul 2023中 国 思 想 史 研 究李觏旴江学统的宋学旨趣朱 汉 民(湖南大学 岳麓书院，长沙 410082)摘要:李觏开创的旴江学统，表达了儒学重功利、讲经世的学术旨趣，体现出宋学精神的另一个重要面向。李觏的易学源于王弼以人事释易理，他坚持将王弼“全释人事”的人文精神贯彻到底，并以独特的“心一事殊”思想，将其义理易学与北宋经世实践的新政紧密结合起来。他的 周礼致太平论 等礼学著作，突出体现出强烈的经世致用追求，并且将宋学的外王之道归结为以礼为核心的政治制度的建设与完成。关键词:李觏;盱江学统;易学;礼学;宋学中图分类号:B 24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919(2023)04-0027-09范仲淹在庆历时期以治事与经义相结合，对宋学兴起起到了推动作用。他的门下有胡瑗、孙复、石介、李觏等重要学人，他们均是宋学的重要开创者。比较而言，李觏的学术旨趣与胡瑗、孙复、石介等宋初“三先生”有明显区别。如果说宋初“三先生”强调复兴师道来创建宋学的内圣精神的话，那么可以说李觏更希望复兴王道而实现宋学的外王事功。李觏开拓的旴江学统体现出宋学的另一面，即重功利、讲经世的学术传统。这既是儒家的学术传统，也是宋学精神的一个重要面向。一、李觏之学及旴江学统李觏(10091059)字泰伯，北宋建昌军南城(今江西南城县)人。李觏自幼家境贫寒，但是他能够刻苦自立，勤奋好学。他于景祐四年(1037)进京考试落第，曾经去鄱阳拜访、问学范仲淹，受到范仲淹的器重，后推荐他在润州讲学。庆历二年(1042)李觏再次应试不第，他从此绝意仕进，退居乡里，授徒讲学，潜心著述。但是，李觏作为范仲淹的门人，一直得到范氏的赏识，故一直受到范氏的推举。皇祐元年(1049)、皇祐二年(1050)，范仲淹连续两年向朝廷推举李觏，终于得到朝廷认可，安排到国子监担任助教，后升为直讲。显然，李觏一生的人生道路、学术研究，完全离不开范仲淹的指导和帮助。朱熹所编三朝名臣言行录 卷十一中载:“文正公门下多延贤士，如胡瑗、孙复、石介、李觏之徒，与公从游，昼夜肄业。”胡瑗、孙复、石介、李觏等皆是范仲淹门下的“贤士”，所以，宋元学案 将李觏列为“高平门人”。王梓材为高平学案 的“李觏传”作按语时说:“安定、泰山、徂徕、盱江皆客文正门。先生与徂徕辈行较后，以为文正门人可也。”范仲淹对李觏的学术评价很高，在于他们的学术上的密切关系。譬如，范仲淹在学术上“长于 易”，而李觏也是以易学见长，而且他们均是继承王弼易学的宋代义理易学的人物。范仲淹年轻时曾经在睢阳书院求学，后来又被晏殊延请掌教睢阳书院，门人甚众，故而其学统被学界称之为“睢阳学统”(全祖望语)。尽管后来许多门人、门客不一定在睢阳书院受教，但是往往也是从广义上列入“睢阳学统”。在宋学的学术脉络中，任何有成就的学者不仅仅是一个学统的追随者，同时也是一个收稿日期:20230321作者简介:朱汉民，男，湖南邵阳人，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宋学源流”(项目编号:19 ZDA028)。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 卷三，高平学案，北京:中华书局 1986 年版，第 156 页。28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 年新学统的开创者，李觏就是如此。首先，李觏长期在家乡从事讲学活动，故而形成一个北宋时期的重要地域性学派，即盱江学统。由于李觏科举失利、仕途不顺，故而有大量时间和精力从事民间的学术研究和讲学活动。自从庆历二年李觏再次应试失败后，他从此退居乡里，授徒讲学，潜心著述。他的主要时间和精力均是在家乡从事独立著述和民间教育。正如当时寺丞黄通在 麻姑山一首赠陈仲父贤良兼泰伯先生 诗中所记载的:“李姓觏名泰伯字，风骨古秀飘髯须。其人于世少似者，无乃稷契荀孟徒。自伤出处苦奇剥，不得寸禄遮妻孥。归来筑室郡北郭，反关唯作文字娱。先生之门足高第，中间仲父有辈无。曾继先生列科举，简编满载三十车麻源谷口田数顷，岁计取足无赢余。生涯俯就隐意决，便弃城邑庐郊墟。上有慈亲享甘旨，下有子弟森庭除。平生胸臆渺溟，惟学虞卿穷著书。”从诗中提到“归来筑室郡北郭，反关唯作文字娱”与“下有子弟森庭除”，可见李觏回到家乡后，建成自己专门从事教学与研究的房舍建筑，而且门庭兴旺，著述丰硕。其门人陈次所撰 墓志铭 也说到这一点:“有宋经明行修，道德沈纯，用则任公卿，尸教化;而不用，以夫子之道教授学者。门人陛录千有余人，有如游夏者，则其贤可知也已。文章高于当世，版而行之凡数集。”所谓李觏“以夫子之道教授学者”，从事学术研究，应该是有两种形态。一种是官学系统的讲学。李觏的学问一直得到当时有很高学术地位的人的高度赞赏，如范仲淹就多次向地方官府和朝廷推荐。李觏虽然没有科举的正式出身，但是也曾经在地方官学承担教授职责，甚至其晚年还在太学担任助教并升为直讲。另一种是民间的讲学。其实李觏的讲学活动主要还是民间，他的教育与学术成就，主要得益于民间的私学形态。他通过“归来筑室郡北郭”的房舍建设之后开始讲学的，这是北宋时期儒学复兴而“学统四起”的原因。根据相关文献，李觏此时在家乡创办了一所书院，即“盱江书院”。如明成化三年(1467)左赞所撰乞修李觏墓状，文中称其经考证后得知李觏倡立盱江书院，他说:“臣考得李觏立心高古，履行修整，竭力养亲，雅尚恬退。倡立盱江书院，讲明正学，训迪生徒，学者称为泰伯先生。”明成化六年(1470)陈鉴撰 建昌新建李泰伯祠堂记 中也说:“盱江宋儒泰伯李先生，存心高古，践行刚方。竭力养亲，不求荣达。倡立盱江书院，讲明正学，从而师之者，恒数十百人。”但是，在李觏本人以及他弟子留下的文献中，均不能够找到他创办盱江书院的原始资料记载。现在最早记载盱江书院的文献是宋末元初 爱日斋丛抄，作者指出，宋代早有白鹿洞、岳麓、嵩阳、睢阳、石鼓诸书院影响很大，“厥后，诸儒过化之地，或先贤之乡，莫不建立书院，表其旧传，与三书院并著。如二浙则平江之学道、和靖，镇江之濂溪，淮海，湖之安定，建德之钓台，绍兴之稽山，婺之丽泽，台之上蔡，衢之明正。江东则建康之明道、南轩，徽之紫阳，太平之天门，信之象山、宗文，隆兴之景濂，江之濂溪、景星，袁之南轩，吉之鹭洲、龙溪，抚之临汝，建昌之盱江”。根据这一记载，南宋时期建昌之盱江书院就已存在。但是可能会有两种情况:或者是南宋学者在李觏讲学故地新建盱江书院，或者是在李觏首建盱江书院的原址上复建。当然，从现有史料来看，尚无法确证李觏已经建有盱江书院。但不管哪一种情况，均可以肯定李觏在家乡从事民间讲学，逐渐形成一个有影响的地域化学统，即所谓“盱江学统”。这一学统的存在与影响，正是盱江书院得以创办或延续的主要原因。所以，到了明成化年间，建昌的士大夫与后学均承认李觏曾“倡立盱江书院”，因为从学统延续来说，盱江书院创办的原由就是为了延续李觏的地域学统。事实上，李觏在建昌南城的讲学活动，聚集和培养了一大批学术旨趣相通的学人，其弟子陈次所撰墓志铭 说“门人陛录千有余人”。李觏外集 还附有直讲李先生门人录，因为李觏在地方从事民黄通:麻姑山一首赠陈仲父贤良兼泰伯先生 ，李觏集，王国轩点校，北京:中华书局 2011 年版，第 490 页。陈次:门人陈次公撰先生墓志铭并序 ，李觏集，第 511512 页。左赞:左赞乞修李觏墓状 ，李觏集，第 516 页。陈鉴:建昌新建李泰伯祠堂记 ，李觏集，第 514 页。叶寘:爱日斋丛抄，北京:中华书局 2009 年版，第 93 页。第 4 期朱汉民:李觏旴江学统的宋学旨趣29间教育，故而其中的门人记录还是残缺不全。但是，在北宋学术史上，这确实是一个有影响的学术力量，形成了以李觏为代表的“盱江学统”。其次，李觏创建的盱江学统，具有独具特色的学术思想。在宋学初起的北宋庆历时期，学界还没有出现那一种特别片面强调内圣之道的学术思潮，而大多数是讲明体达用之学、内圣外王之道，即是在道德修身与政治功利并没有一种特别紧张的关系。相反，由于北宋时期紧迫的革新政令任务，其中一些学者往往是将“外王”“达用”的政治功利摆在更加重要的地位，故而出现了以革新政令为主导的功利主义学术派别，其中以李觏的盱江之学、王安石的荆公新学最为突出。而李觏恰恰是庆历新政、熙宁新政之间的重要人物，他的学术追求与两次新政均有着密切的联系。一方面，李觏的学术与庆历新政有密切联系，范仲淹是庆历新政的核心人物，而李觏又是范仲淹的门客和门人，其学术思考的起点就是庆历新政面临的迫切问题。尽管李觏是一个民间学人，但是在积极参与政治变革的时代风习中，李觏与同时代的士大夫群体一样，努力将自己的学术目标锁定在政治改革的问题上，也就是将“创通经义”的学术创新，落实于“革新政令”的现实政治。所以，胡适曾经称李觏是“不曾得时行道的王安石”，因为李觏创建的盱江学统是民间学术，区别于能够“得时行道”的官学荆公新学。李觏关注的“外王之道”主要体现在易 学与礼 学。李觏最重要的经学著作是易论 13 篇，删定易图序论 6 篇，礼论 7 篇，周礼致太平论 51 篇，此外还值得特别关注的是他一系列针对现实问题的策论。在这些著作中，会发现他作为一位杰出的功利主义儒者，对宋学的兴起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是宋学思潮中不可忽略的一个重要学者与学派。二、经世智慧的义理易学北宋义理易学大兴，以范仲淹为首及其门下的胡瑗、孙复、石介、李觏等庆历士大夫集团均是热衷于义理易学的代表人物。他们有一个相通的特点，即在王弼义理易学的基础上，开拓出宋代义理易学的新形态。西晋义理易学的兴起，本来是因为两汉象数之易讲阴阳灾异等神秘学说，将吉凶祸福的原因归结为超人间的神秘力量，王弼通过对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的研究，把人间的吉凶祸福、成败兴衰归之于生活实践的“义”“理”。李觏的易学思想明显受王弼思想影响，他也否定象数易学的命定论，主张认知人事之理对趋吉避凶的重要性，强调掌控人事之理的智慧与意志对命运的决定作用。李觏反对将人的命运归结为神秘化阴阳五行的相生相克，譬如，李觏在 删定场图序论 中专有一节论五行与吉凶的关系，他说:“相生未必吉，相克未必凶。用之得其宜，则虽相克而吉;用之失其宜，则虽相生而凶。”李觏进一步否定五行相生则吉、相克则凶的神秘学说，他说:“今夫水克于火，则燔烧可救;火克于金，则器械可铸;金克于木，则宮室可匠;木克于土，则萌茅可出;土克于水，则漂溢可防。是用之得其宜，虽相克而吉也。以水浸木则腐，以木入火则焚，以火加土则焦，以土埋金则锹，以金投水则沉。是用之失其宜，虽相生而凶也。”李觏否定阴阳五行的灾异学说，肯定人事之义理是周易 的根本，即为王弼义理易学张本。他明确说:“包牺画八卦而重之，文王、周公、孔子系之辞，辅嗣之贤，从而为之注。炳如秋阳，坦如大逵。君得之以为君，臣得之以为臣，万事之理，犹辐之于轮，靡不在其中矣。”李觏将王弼(辅嗣)之易学，置于文王、周公、孔子易学之后，可见王弼义理易学在他心目中的重要地位。但是，李觏又能够突破王弼易学的局限，发展出宋学的义理易学。李觏认为王弼易学仍然有错误，他说:“复为 易 者，三圣之所以教人，因时动静，而终之以德义，五经 特是为深矣。古今解者，唯王辅李觏:删定易图序论 ，李觏集，第 68 页。李觏:删定易图序论 ，李觏集，第 65 页。李觏:易论第一 ，李觏集，第 28 页。30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 年嗣尤得其旨，然亦未免缺误。况此经变动无常，学者不能知所准的。觏常撮其爻卦，各有部分，仍辨辅嗣之失，因欲作 易论 十篇。”李觏为了纠正王弼之失，专门著有易论，以辨析、改正王弼错误观念。因为王弼易学虽然否定了汉代象数易学的阴阳灾异等神秘气息，却引进了以无为本的道家思想。王弼的易学中有两个义理:一个是由诸多卦义、爻义而表达的义理，另一个则是能够统御众多物理的太极、道。王弼认为后者是无形象无作为、但是又能够统御其他事物之理的本体性义理。李觏不赞成有这样一个无为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