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社会学视域中大学生公共精神培育的困境及超越.pdf

成都师范学院学报2 0 2 3年6月第3 9卷 第6期V o l.3 9成都师范学院学报J OUR NA LO FCHE N G DU NO RMA LUN I V E R S I T Y2 0 2 3年6月J u n.2 0 2 3教育社会学视域中大学生公共精神培育的困境及超越陆 韵(湖州师范学院 教师教育学院,浙江 湖州 3 1 3 0 0 0)*摘 要:在教育社会学视域中,公共精神培育内嵌于具体社会时空背景之中。当前,我国大学生公共精神培育面临理念冲突、制度阻滞和文化消解等方面的困境。培养具有公共品格与责任担当意识的时代新人,需在学校与社会的联合之下寻求教育变革出路、超越多方面社会因素对公共精神的遮蔽。据此提出以下策略:强化个人追求与公共理想相统一的价值导向;构建学校教育与社会生活相融通的制度保障;营造适度竞争与互利共生相依存的文化氛围。关键词:公共精神;公共精神培育;大学生;教育社会学;教育公平;立德树人;公共理想d o i:1 0.3 9 6 9/j.i s s n.2 0 9 5-5 6 4 2.2 0 2 3.0 6.0 0 2中图分类号:G 6 4 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 0 9 5-5 6 4 2(2 0 2 3)0 6-0 0 1 0-0 7大学生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的形成离不开公共精神培育,即认同公共身份、维护公共秩序、追求公共价值和践行公共事务的社会主义合格公民品格培养。恩格斯指出:“一切以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1道德植根于人的社会性,公共精神培育无法脱离具体社会时空背景而抽象地、孤立地展开。教育社会学旨在从社会学层面分析教育现象或教育问题,探讨教育与社会的关系,为研究大学生公共精神培育提供了独特的分析视域。改革开放给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注入了活力,高等教育的发展大大增加了青年群体改变自身命运的机会。“人生逆袭”的流行话语助推年轻一代为争取个人地位的改变而奋斗,却掩盖了公共德性养成对他们的重要性。在当前社会发展背景下,大学生公共精神培育面临怎样的困境?如何破解与超越?这是新时期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亟需慎思的问题。大学生公共精神的缺失现象颇受学界关注,已有研究论证了大学生公共精神培育的价值,认为它不仅能促进大学生个体的社会化转变,还有助于推进和谐社会构建并克服全球化进程对社会发展的不利影响2;有研究分析了公共精神缺失的根本原因,包括“人己分离”的自我主义、市场经济的趋利特质、“公平公正”生存体验的缺乏及学校德育目标与内容的错位断层等3;还有研究从高校协同共治管理理念的更新、社会公共文化空间的塑造及师生公共交往实践的优化等方面探寻了公共精神培育的策略4。由此可见,将大学生公共精神培育问题纳入宏观社会变迁背景下加以考量,紧密关联学校教育与社会发展现状及需求,是提升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成效的一种可行思路。一、我国社会转型背景下公共精神的阙如与异化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深入,社会发生着整体性变革。在经济持续增长的同时,社会结构也随之调整,社会流动的渠道越来越公平开放,“职业”替代“身份”成为人们确立社会地位的主要依据,个人可以通过自身努力改变其社会地位。马克斯韦伯(M a xW e b e r)提出了阶层划分的三大依据,即财富、声望和权力,不同阶层群体存在资源与地位方面的差异。因此,从社会和谐与公平的角度来看,合理的垂直流动是社会良01*收稿日期:2 0 2 2-0 6-1 7 修回日期:2 0 2 3-0 3-0 8 基金项目:2 0 2 1年浙江省教育科学规划重点课题(2 0 2 1 S B 0 2 6);2 0 2 1年浙江省第一批高等学校课程思政教学研究项目(2 0 2 1-2 2 2)作者简介:陆 韵(1 9 8 6),女,浙江湖州人,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教育社会学。第3 9卷(总第3 6 4期)陆 韵:教育社会学视域中大学生公共精神培育的困境及超越性运行的主要标志。我国众多民众的身份从农民到市民、生活从温饱到小康的转变无不证明了社会流动带来的发展活力。然而,作为一种个体利益的实现途径,社会转型的实际影响却很复杂,努力向上流动、追求地位跃升的个体奋斗过程,往往潜藏着公共精神阙如与异化的隐忧。(一)关系疏离导致公共关怀意识淡漠社会流动渠道的畅通旨在形成包容、开放的分层结构,然而该渠道本身却包含着下层者跃升与上层者排斥间的巨大张力。西方冲突论学者认为,上层者会通过构建阶层壁垒、保持自身地位优势来应对下层精英的挑战,从而导致阶级地位代际复制的不平等现象;国内也有社会学者指出,我国社会存在阶层之间的血缘排斥、地位排斥、财产排斥与教育排斥5。人群区隔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疏离,不同人群生活在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环境中,彼此之间成为“原子化”的陌生人。人群中的竞争排斥意识与公共意识是相悖的,当青年人聚焦切身利益积极谋划人生,接近、认同并推崇优势群体的文化品位与价值观念时,往往容易忽略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关注、对公众利益的关心和对多样化群体的包容;同时,在信息化时代,大学生容易陷入算法推荐构筑的“信息茧房”之中,因沉浸于娱乐而忽视对现实问题的思考6,进而陷入公共视界窄化的困境。(二)空间延展导致公私领域边界模糊虽然我国传统文化提倡“重义轻利”“舍身成仁”,但在家国同构的治理模式下公与私并无明确分界。费孝通指出,中国乡土社会的“差序格局”中不存在西方“团体格局”那种超乎私人关系的道德观念7。社会的现代化与城市化大大拓展了人们的生活空间,这种变革的催化作用可以使人们从血缘、地缘群体的羁绊中挣脱出来8。开放社会中的人群流动促进了生活空间的延展与行动选择的自如,人们脱离相对固化的乡土社会,从而导致传统家庭领域中长久稳定的初级群体关系渐渐淡漠。代际关系的弱化与个人权利的扩大使传统文化中的公私领域边界模糊现象愈加明显,集中表现为私人领域向公共领域的蔓延。在这种情况下,如将私人领域的行事规则带入公共领域,就容易引发公共场合中的公德缺失和秩序失范。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加速了私人领域对公共空间的占据,公众媒体不断被私人化,非理性言论不断混淆公众视听。正如哈贝马斯(H a b e r m a s)所指出的那样,“随着私人生活走向公共化,公共领域自身则染上了内心领域的色彩”9,在生活空间延展背景之下,公共秩序的建立和公共价值的推广显得十分必要。(三)“精英”培育导致青年学子价值偏离从“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千年古训到“知识改变命运”的时代信念,无不凸显教育在实现身份跃迁中的“阶梯”作用。布迪厄(B o u r d i e u)将这样的教育系统视为权力的生成机制,指出学校造就的“精英”不仅有权享受权力位置中的特定等级,而且还有权得到认同和尊敬。自2 0世纪9 0年代末起,应经济快速发展之需,我国高校扩大了招生规模,大大增加了一般学生进入大学的机会,使他们能够突破家庭背景的限制,通过接受高等教育获得体面职业、实现社会地位跃升。然而,这种精英培育方式在加强国家人力资源储备的同时,也引发了人们对青年学子公共精神的担忧,如钱理群就把“精致利己主义者”描述为“高智商,世俗,老道,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1 0的人。通过接受教育而拥有了一定社会地位并享有知识权威的青年学子,只有形成超越一己私利的社会责任感和公共关怀意识,才能承担国家和社会对知识分子的重托。培养真正具有公共精神的社会精英,是当前高等教育理应承担的重要职责。二、当前大学生公共精神培育的三重困境大学生公共精神培育旨在将超越个人功利目的和促进社会整体发展的价值、准则与规范内化为大学生的自觉意识并转化为实际行动,通过培养学生参与公共事务、建构公共秩序和创造公共利益的能力,使之成为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我国处于经济转型期的社会发展现实需要公共精神的构筑,但公共精神培育又面临理念冲突、制度阻滞和文化消解等方面的困境。(一)理念困境:“独善其身”对“相善其群”的冲击梁启超曾有言:“人人独善其身者谓之私德,人人相善其群者谓之公德。”1 1修养自身与兼济天下都应是人生不可或缺的美德。培育现代公共精神的要求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命题相呼应,其核心是塑造11成都师范学院学报2 0 2 3年6月以公共利益和社会需求为依归的道德规范,包括对开放包容、公平自由和团结互助等基本理念的认同与追求。然而,现代社会在弘扬个人理性与自由的同时,也使一些人更加专注于个人的前途命运与切身利益,“相善其群”的公共精神受到了“独善其身”的个人主义处世哲学的冲击。大学生群体中存在部分“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学生,他们在聚焦个人未来发展的同时也框限了自身格局与视野,形成了对外界事物漠不关心的态度,这也影响了他们社会参与意识与公共责任意识的养成。“相善其群”面临的理念冲击源于社会分层结构中不同群体之间的排斥与分化。布迪厄从冲突论视角揭示了阶层之间的对立紧张,具体表现为存在支配者和被支配者,存在旨在篡夺控制权与排斥他人的斗争,存在自身的再生产机制1 2。我国的社会制度决定了社会中不存在根本的阶层对立关系,也不存在完全意义上的个体,但改革开放以来不同群体获得的物质财富、文化资源和机会资源并不均衡,这一现象刺激了部分人群对个人权利与利益的敏感需求,影响了他们对共同体利益与公共价值的追求。利益和价值取向在共同体内相互冲突,要达成共识就需要加以均衡,而这一点单靠道德话语是无法完成的1 3。(二)制度困境:“文凭筛选”对“社会认同”的阻滞公共精神的养成要以社会认同为基础。个体对社会的承认、接纳与融入是社会成员团结、凝聚并发生情感联系的重要前提。中考和高考制度下的学校教育本身在一定程度上已成为一种人才筛选输送和社会地位获得的机制,它们在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人力资本红利”的同时,也使教育文凭成为获得较优受雇机会和挑选较优职业条件的依据1 4。制度形塑人们的习惯性思维方式并为行动提供合法性依据和适当性逻辑,因此大学生公共精神培育离不开制度的支持与保障,但“文凭筛选”制度却对大学生社会认同感的形成造成了一定阻滞。一方面,中考普职分流与高考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学生的社会接触面,接受职业教育者进入生产劳动场域,接受普通高等教育者进入学术文化场域,彼此之间的疏离隔绝不利于学生对社会生活和多样化群体形成全面认识;另一方面,高校以学分绩点为核心依据的考评机制,劳动力市场偏好名校学历的用人机制,易使学生封闭在“象牙塔”中,影响他们对社会公共生活的体验和对共同价值的理解。大学生公共精神培育的制度困境与学校教育促进社会分层与流动的功能有关联。新制度主义学者迈耶(M e y e r)认为,现代教育是一种制度神话和理性仪式,对公民身份和精英权威进行合法化诠释,对不同个体进行分类培养,以使个体获得独特的社会化经验,承担不同的社会角色1 5。在影响人们社会地位的后天因素中,受教育程度极为关键。学校教育既能使下层群体摆脱家庭背景等先赋性因素的制约,向上流动至社会精英阶层,又能使中上层群体实现地位优势的代际再生产与延续。高等教育作为阶层流动的必经途径,会形成一种制度化区隔,影响大学生对社会生活多元丰富表象的体认。(三)文化困境:“碾压逆袭”对“天下大同”的消解文化包含社会生活与历史发展中的时代精神,以丰富多变的形式贯穿于生活与实践。我国古代儒家追求“天下大同”的文化包含人与万物和谐共生的思想,与现今社会民主、平等、公正等诉求紧密契合,大大丰富了公共精神的内涵。公共精神的培育需要文化的熏陶与滋养,使学生在认识、感悟和理解文化的过程中形成正确的价值观。然而,当前时代背景下“碾压逆袭”的流行思潮却对“天下大同”的价值造成威胁。民间话语中的“草根逆袭”被用来形容出生卑微者于逆境中反击成功的状态,在教育领域尤指寒门子弟奋力拼搏实现阶层跃迁的过程。“逆袭”承载着普通人不甘于命运的顽强斗志,但也极度强化了人与人之间的竞争甚至对立关系,削弱了包容体恤、互助关爱的社会伦理。筛选性和排斥性的学业竞争虽然能使部分学生脱颖而出,但却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文化取向背道而驰,对大学生的公共精神教育造成了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