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城市社区共同体构建何以可能——以基层协商治理实践为分析中心.pdf

收稿日期2022-06-22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基于国家治理绩效比较视角下的国家认同建构路径”（21AZZ006）；吉林省教育厅“十三五”社会科学项目“吉林省十三五城市社区协商治理的实践及优化策略研究”（JJKH20200693SK）。作者简介曾水英，政治学博士，长春工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殷冬水，政治学博士，吉林大学行政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吉林大学社会公正与政府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当代中国城市社区共同体构建何以可能？曾水英1，殷冬水2（1.长春工业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2.吉林大学 行政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摘要在异质的、流动的、人口众多的城市社区空间之中，如何构建城市社区共同体，探索出城市社区共同体构建的可行路径，是一个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学术议题。对于当代中国这样一个规模巨大、人口众多且高速流动、族群多样、城乡二元结构并存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城市社区共同体构建尤为重要、紧迫和艰巨。基层协商治理是当代中国城市社区共同体构建的有效方式。基层协商治理为构建社区成员的联系提供了重要组织资源、多元的公共空间、共同关注的话题，将不同的社会成员连接在一起，将利益关联转化和升华为思想价值关联、情感观念。基层协商治理为化解居民之间的矛盾提供了有效表达渠道、有效沟通平台和权威性决策机制，防止社区无序和由此导致的城市社区共同体的瓦解。基层协商治理通过建立包容性政治、平等性政治和修复性政治，保障城市社区公共资源的分配正义，以共建共治共享的方式推动城市社区内部的社会团结和共同体的构建。关键词当代中国；城市社区；协商治理；共同体构建中图分类号D616；D638文献标识码A文 章 编 号1003-5478（2023）03-0034-09DOI10.19649/22-1009/d.2023.03.0042023年第3期总第231期CHANGBAI JOURNAL No.3 2023Sum No.231一、问题的提出伴随着我国城市化、工业化、市场化进程的加快，城市社区共同体构建逐渐成为党和政府关注的一个议题。2000年11月，民政部 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 中指出，要改进社区的管理与服务，增强社区的凝聚力，建立起以地域性为特征、以认同感为纽带的新型社区。2015年，中办、国办印发了 关于加强城乡社区协商的意见，提出要加强城乡社区协商，促进基层民主健康发展，化解矛盾纠纷，形成共识，汇聚力量。201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的 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 指出，要完善城乡社区治理体制，努力把城乡社区建设成为和谐有序、绿色文明、创新包容、共建共享的幸福家园。202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的 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 指出，要坚持共建共治共享，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基层治理共同体。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城市社区共同体构建，“最为核心的问题是 共同体 意义上的社区在现代城市社会是否可能”1。以基层协商治理实践为分析中心-34“社区是指聚居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2。城市社区共同体是指存在于特定城市社会地理空间之中的、由社区居民在长期的生活互动与共同交往中形成的休戚与共、守望相助的社群。该社群不仅有共同的生活空间，还会有共同的集体意识和集体记忆。改革开放以来，一方面，伴随着城市化的加速、城市单位制改革的深入、城市住房制度的变迁，我国城市原有的以单位制为基础所建构起来的共同体受到冲击，逐渐解体；另一方面，伴随着现代化的推进，人们对共同体的需求却与日俱增，“社区作为地域性的共同体在现代社会仍然被需要”3。人们发现，“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对共同体的需求在增长，同时又感觉共同体在衰落”4。从政治学的角度看，城市社区共同体主要是在城市社区居民广泛参与基层协商治理活动的过程中逐渐构建起来的。在我国，基层治理主要是指国家权力体系末梢之中的治理主体对基层社会特定空间范围内的治安、环境、文化、组织建设等公共事务展开的治理活动。基层协商治理是指我国基层社会之中的治理主体，基于其拥有的治理资源，以协商、对话、沟通为主要方式，围绕与其利益直接相关的公共事务，旨在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而展开的治理活动。治理主体的多元性、治理层次的基层性、治理方式的协商性、治理过程的公开性以及治理结果的责任性是基层协商治理的显著特征。城市社区共同体构建并不是一件容易之事。一方面，城市社区共同体构建面临异质性的挑战。异质性和多元性是城市社会的重要属性。生活于城市社会中的个体或群体，在职业、年龄、工作场域等方面存在极大差异，在认知、价值观、利益诉求等方面也存在很大不同。这种异质性和多元性使得城市社区共同体构建变得十分困难。另一方面，城市社区共同体构建面临人口高速流动的挑战。流动性使得城市社区共同体的构成主体具有了极强的变动性和不确定性，这无疑会增加共同体构建的难度。城市社区共同体构建还面临着“规模难题”。我国城市社区中有许多大中型社区，实现巨型城市社区共同体的构建任务更加艰巨。在异质的、流动的、人口众多的城市空间之中，如何构建城市社区共同体，探索出城市社区共同体构建的可行路径，是一个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学术议题。本文运用协商民主理论，以基层协商治理实践为分析中心，探究基层协商治理与我国城市社区共同体构建之间的关系，探索我国城市社区共同体构建的机制与机理，分析我国城市社区共同体构建的可能性和现实性，旨在为我国城市社区共同体构建提供一种新路径。二、文献回顾与既有研究的检视21世纪以来，中国城市社区共同体构建成为学界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已有研究成果通过讨论当代中国城市社区共同体构建的背景、意义和价值、挑战，主要形成了三种构建路径。政党引领与整合的路径强调政党引领和整合的作用，认为当代中国城市社区共同体构建，关键是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要发挥引领和整合作用。周艳玲等学者认为，现代化造成了传统的城市单位共同体的衰落，为了提升城市居民生活质量，需要构建城市社区共同体。基于中国特殊的国情和政治权力配置方式，在城市社区共同体构建过程中，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承担着引领、嵌入、联动等角色。5社区党组织应以社区共同体构建为重要突破口，通过构建身份共同体、利益共同体、文化共同体，实现强化党的民生服务功能、加强社区内部关系协调、形成社区公共价值观的目标，从而形成基层党建、公共治理和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6政党对社会领导所具有的政治功能和社会功能，决定了党在社区建设中必须扮演领导核心的角色。为了保证社区共同体建设的顺利进行，这就要求社区党组织按照政党发展规律和社区建设内在逻辑，推进社区党建在理念、机制和组织等方面的创新和转型。7社会自治与互动的路径强调社会自治与互动的作用，认为城市社区共同体构建，重要的是要让社会有自主成长的空间，城市社区共同体构建是社会发育和成长的必然结果。现有研究认为，社区是一当代中国城市社区共同体构建何以可能？-35个关系共同体，在剧烈的社会变迁中，面对高度分化的社会结构，培育当代城市社区的“共同体意识”是社区共同体建设的核心问题。8社区共同体的构建，需要营造社区空间，通过营造社区空间来促使社会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9中国基层社会具有悠久的自治传统。在当代中国，国家给社会留下了足够的自治空间。有了社会自治，生活于社会之中的行动者有条件通过共同的行动解决他们在生活中共同面临的问题，提升解决问题的合作意识与合作能力，提升生活质量，在长久的社会互动之中形成共同体。10无论是基于历史，还是基于现实，城市社区共同体主要是通过社区自治形成的，是通过国家权力为社区自治提供适度生存空间而生长出来的。11技术支持和赋能的路径则强调数字时代技术革新在城市社区共同体构建的重要作用。现有的研究认为，面对社会分化、社会流动、社区规模等因素对共同体构建所带来的冲击，城市社区共同体构建要突破传统思路，充分运用现代科技提供的技术支持，尤其是通过营造虚拟空间的方式来构建城市社区共同体。互联网的发展为城市社区虚拟公共空间的构建提供了可能性与现实性，信息平台在推动社区共同体建构中的作用日益增强，充分发挥了整合信息、发布信息、交流信息、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商业便民服务、居民自治、志愿服务和管理数据库等多种功能。12数字公共空间为凝聚共同体情感提供了新的平台，也有助于促进实质上的居民参与。13当下，互联网是推动社会治理创新的利器，为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建设提供了强大的科技支撑。14比如在以商务楼宇为代表的新兴社区中，微博等网络工具已成为楼宇青年间商讨社区事务的主要方式。15已有研究从不同角度、运用不同理论资源提出了城市社区共同体构建的不同路径，为本文研究的展开奠定了坚实基础。然而，已有多数研究仍停留在观念分析阶段，政策输出功能弱，较少有研究成果从基层协商治理实践这一角度来探讨当代中国城市社区共同体构建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实际上，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新时代以来，党中央注重加强协商民主建设，推动协商治理由国家向基层延伸，提升基层协商治理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基层协商治理成为当代中国城市社区共同体构建的一条有效路径。三、基层协商治理与共同体成员关系的构建基层协商治理是我国城乡社区治理的一种重要方式。2016年8月，民政部发布 关于加强城乡社区协商的意见，提出要发展基层民主，畅通民主渠道，开展形式多样的基层协商，推进城乡社区协商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城乡社区协商是基层群众自治的生动实践，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有效实现形式。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各地基层坚持有事多协商、遇事多协商、做事多协商，有效维护了群众切身利益，促进了社会和谐与文明进步。”16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城市基层协商治理面临的一个重要挑战是社区成员相互陌生，彼此缺乏联系。这既制约了基层协商治理实践，也不利于城市社区共同体的构建。由于城市社区规模较大，人口众多，城市社区主要是居民日常生活的场域，城市社区居民之间缺乏有机联系。“居民之间以及居民与其他治理主体之间往往由于缺乏有效的沟通而难以达成共识与合作”17。在社区事务治理中，大多数人处于政治冷漠状态，更增加了居民之间联系的困难。比如，在基层环境治理中，居民参与积极性不高，“干部干、群众看上头热，下头冷 的现象普遍存在”18。可以看到，“城市社区空间的异质化、私有化和碎片化使得基层城市变得难以治理，需要构建可治理的邻里空间”19。城市社区共同体构建，一个重要环节是要找到常态的机制和有效的办法，将城市社区陌生的人联系起来，建立起陌生人之间的联系，将陌生人转变成熟人，将利益关联转化和升华为情感观念、思想价值关联。基层协商治理实践强化了城市社区居民之间的联系，为当代中国城市社区共同体构建提供了有效路径。首先，基层协商治理实践为构建城市社区成员的联系提供了重要组织资源。城市社区是一个规模较大的地理空间，生活在这一地理空间中的居民，除了偶尔因为生活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发生关联外，较少有机会发生关联。居民虽然生活在同一个社区，但他们并不熟悉，不知道彼此的姓名。城市社区基2023年第3期-36层协商治理实践为改变居民彼此陌生状态、强化他们之间的联系提供了契机。在推动基层协商治理实践的过程中，一方面既有组织资源被激活，另一方面新的组织资源被开发。基层社区党组织在推动基层协商治理的过程中起着领导协调作用，依赖基层党组织的力量，分散的、彼此陌生的居民才能被组织起来，参与社区事务的治理。为了使基层协商治理真正运转起来，诸如议事协商会议等新的组织被建立起来。议事协商会议专门负责基层协商治理，是基层协商治理实践的重要组织者、推动者，起着组织、协调、沟通群众的作用。正是由于这些组织资源的存在，城市社区居民被组织起来，在参与基层事务中实现了由分散疏离到关联互动、从被动向主动的转变。其次，基层协商治理实践为构建城市社区成员的联系提供了多元的公共空间。人是一种时空存在。人与人之间的关联实质上是一种时空关联。公共空间的存在是陌生人之间建立起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