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钧衡与桐乡书院教育——兼...清代桐城人文蔚起的重要原因_程嫩生.pdf

107戴钧衡与桐乡书院教育兼论清代桐城人文蔚起的重要原因程嫩生清代桐城人文蔚起，其表现形式主要是：人才辈出，著作纷呈，尤其是清代桐城成为“桐城派”的发源地。桐城派是清代著名的古文流派，绵延清代文坛二百余年。其存续时间之长、涉及文人之多、传播地域之广，在中国文学史上极为罕见。桐城派的形成发展，与清代桐城人文蔚起息息相关，可谓建立在这一坚实的基础之上。清代桐城为何人文蔚起？这其中有没有什么重要原因值得探讨？笔者以为，探讨清代桐城人文蔚起的重要原因，还得回到桐城本土，从桐城本土追根溯源。戴钧衡是清代桐城本土文人，他与文聚奎等人在桐城北乡孔城创建的桐乡书院又是清代桐城本土书院，以“戴钧衡与桐乡书院教育”作为论题来探讨清代桐城人文蔚起的重要原因，便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与可行性。有鉴于此，笔者对“戴钧衡与桐乡书院教育”这个论题展开论述。一、戴钧衡与桐乡书院的创建过程明清时期，桐城有不少书院。明代初期，朱元璋建立政权以后，将兴学作为文教的重要内容。洪武八年（1375），他诏令天下建立社学。当时桐城建立社学七所，“各设一师，分教里中子弟”1（P714）。弘治二年（1489），桐城又广建社学，增加到了二十四所。后来社学发展衰微，书院逐渐兴起。嘉靖年间，安庆知府胡缵宗、桐城知县沈教在桐城西北隅的灵泉寺故址创建桐溪书院（又名“正学书院”），之后知县邝涛将城西的太霞宫改建为龙山书院。万历摘要:桐乡书院是道光二十年（1840）戴钧衡、文聚奎等人在桐城北乡孔城创建的一所书院，其创建是桐城各地在教育上争奇斗艳、不甘落后的结果。为了表明教育导向，引导生徒合理学习，也为生徒学习提供保障，戴钧衡撰写了 书院杂议四首，内容包括“择山长”“祀乡贤”“课经学”“藏书籍”等四个部分。戴钧衡对乡邦文化耳濡目染，他将乡邦文化纳入了桐乡书院的教育范畴。在清代桐城，具有戴钧衡这样思想的人士不少。经过一代又一代桐城人士的不懈努力，桐城之地逐渐形成了以弘扬乡邦文化、关心与支持家乡教育为重要使命这种“波涛汹涌”的文化浪潮，不断地推动了桐城文化的快速发展。清代桐城人文蔚起，也与一些人士有着“气运+人力”的激励思想有关，桐乡书院的创建就来源于这种思想的指导。关键词：戴钧衡；桐乡书院；书院杂议四首；乡邦文化；“气运+人力”中图分类号：G649.29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0717（2023）04-0107-12收稿日期：2023-02-26基金项目：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后三祖时代 桐城籍重要作家与桐城派发展嬗变研究”（2018SJZDI137）。作者简介：程嫩生（1974-），男，安徽桐城人，文学博士，南京林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书院教育研究；南京，210037。DOI：10.3969/j.issn.1672-0717.2023.04.12戴钧衡与桐乡书院教育书 院 与 现 代 大 学108桐也。由是而知，所谓高冈、朝阳者，上之为文、武、成、康之朝，而下之凡人才之所由以生以养者，皆是。今夫书院者，古乡校之遗制，人才之所由以生养者也。”1（P764）他将“朝阳”与人才的“生养”联系起来，由此揭示了“朝阳楼”的命名寓意。戴钧衡的友人江有兰（他与戴钧衡、文聚奎都是方东树、张敏求的弟子）曾登上此楼，并作有 过桐乡书院雨中登朝阳楼 一诗，诗曰：“桐乡自昔称淳朴，代产名贤物望优。今起胶庠更造士，我来风雨一登楼。坐看白水千畦满，醉爱青山半日留。窗外梧桐高百尺，他年应见凤凰游。”1（P771）其中“窗外梧桐高百尺，他年应见凤凰游”通过使用夸张、比喻等修辞手法，寄托了他对桐乡书院培养优秀人才的厚望。桐乡书院的建设发展、人才培养都离不开很多人士的热心参与、积极奉献，戴钧衡对这些人士深为敬重。当时的孔城王氏家族经济富裕，慷慨大方，在桐乡书院创建时，捐了不少资金。戴钧衡的友人王祜臣（字殿襄）便是其中的一位，可惜他在二十九岁时去世。从文聚奎处得知王祜臣去世的消息后，戴钧衡作有 钟甫书来报王殿襄死矣一诗，诗曰：“得书一恸转疑猜，前日禅房共举杯。从此山阴风雪里，更谁乘兴泛舟来。”3（P566）该诗表达了他对惊闻噩耗的悲痛，对世事无常的感叹，其中化用“王子猷雪夜访戴”的典故，抒发了他对离世友人的不舍之情。后来戴钧衡经过王祜臣的故居，又作有 过亡友王殿襄宅一诗，诗曰：“春来山水足可乐，忽忽风飘双泪分。去年来过南冈道，故人与话东村去。泉台杳杳岂再面，浮世悠悠谁似君。苍茫久立不忍去，孤鹤一声空外闻。”3（P569）其中“春来山水足可乐，忽忽风飘双泪分”使用了以乐景写哀情而倍增其哀的反衬手法，与杜甫的“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相似。此外，戴钧衡在 王殿襄墓志铭一文中，还对王祜臣为桐乡书院的创建、古桐乡诗选 的刊刻等事积极捐资之举进行了表彰：“曩岁，予与文钟甫为 古桐乡诗选 成，忧无力刊以行世。君时从钟甫游，慨然出百金成其事。予以是重君，与订交，自后往来甚密岁己亥，里人议建桐乡书院，君之尊甫捐钱三十万，君以为歉，固请加十万焉。”3（P418）在人才培养方面，有道是“经师易遇，人师难遭”4。安徽泾县人士马猷城担任桐城司训六年，在此期间兼主讲于培文书院、桐乡书院，为桐城教育事业鞠躬尽瘁，“士被其德，人乐其教”3（P403），既是“经师”，又是“人师”。他后来由于年老而被长官解任，对此戴钧衡有所不满。他说：“先生之年则诚老矣，先生之精力，则方与诸生讲学论文，娓娓不倦。而是时，主计之大吏，则尝一岁三过桐城，先生且以属官三接见，而竟以衰迈褫其职。”3（P403）他为桐城生徒从此失去一位良师而深感可惜。二、戴钧衡与桐乡书院的教育导向清代书院数量繁多，据白新良先生统计，一共有4 365所5。清代书院类型多样，归纳起来主要有“以讲求理学为主”“以学习制艺为主”“以学习经世致用之学为主”“以博习经史词章为主”等四种类型6。这些书院大多采取考课的方式来检验生徒的学习效果，促进生徒努力学习。清代书院的考课形式多样：根据主持者身份的不同，分为官课、师课等（官课主持者是地方官员，师课主持者一般是山长）；根据重要性的不同，分为大课、小课等；根据时间的不同，分为月课、季课等。桐乡书院的考课主要有大课、小课等。每年大课两次，分别安排在春秋两季，“春课定期二月十五日，秋课定期九月十五日”。大课内容是：“四书文一首，试帖诗一首，律赋一首，经解一首。”1（P724）小课视当年情况而定，其内容与大课相同。桐乡书院在大课、小课外，还月月举行散题之课。由于科举事关生徒的出路，桐乡书院将八股文、试帖诗等科举文作为考课的重要内容。当时孔城“通习律赋、经解者少”，因此桐乡书院规定考课时，“律赋、经解不能者听”“俟他年通习者多，于正课次日另作一场”1（P724）。为了激励生徒学习，桐乡书院对考课中的优秀生徒实施物质上的奖励：“生童奖赏，每大课以钱十六千文为限，按照超等生监上取童生名数之多寡，临时酌定，用红纸写明，附贴榜后。”除了物质奖励外，桐乡书院还刊刻优秀课卷实施精神奖励：“超等生监，上取童生前十名。领卷之时，将原卷发还外，另与空卷一本，将原文并原评录稿送交书院，日久汇采刊刻。”1（P724）由于经费不充裕，桐乡书院生徒一般不居院中学习，“如有情愿居中肄业者，听从其便，但须自备膏火”。对于特别优秀的生徒，如“若生员考三次超等，童生考三次前十名者”，可居院中学习，但需“每月贴膏火纹银五钱”1（P727）。戴钧衡与桐乡书院教育书 院 与 现 代 大 学110推崇经史之学，乾隆就屡次强调书院教育要重视经史之学。乾隆元年（1736）的谕旨要求：“书院中酌仿朱子白鹿洞规条，立之仪节，以检束其身心；仿 分年读书 之法，予之程课，使贯通乎经史。”乾隆九年（1744）的谕旨要求：“嗣后书院肄业士子，令院长择其资禀优异者，将经学、史学、治术诸书留心讲贯，以其余功兼及对偶声律之学。”8（P304-305）在经史之学中，经学地位尤为尊贵。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经学作为儒家思想的代表“光芒四射”，对后代的政治、学术等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戴钧衡在 书院杂议四首 的“课经学”中指出，学习经学有着重要意义：“治经者，格物穷理之大端也。盖自尧、舜以来相传之道，所以自治与所以治人之法，无不毕具于经。学者苟不能深穷其旨，求得古圣人之心，则凡所以行之于身、措之于世、发之为文章者，皆无其本。”1(P767)他认为，对于治经而言，“训诂、章句、名物、典章”固然重要，但这些只是手段而非目的，治经目的是探求义理；不过可惜的是，“自科举之法行，人期速效，年十五而不出应童子试，则父兄以为不才；年二十而不得与于胶庠，则乡里得而贱之：以故弟子读五经未毕，辄孜孜焉于讲章时文。迨其能文，则遂举群经而束之高阁。师不以是教，弟子不以是学。当是时，不惟无湛深经术、明体达用之儒，即求一二明训诂、章句、名物、典章者，亦不可多得”1(P767)。他认为，在这种情形下，需要通过奖励的措施引导生徒学习经学：“处今之时而欲修明经学，非徐而引之，渐而入之，其势不能以骤转。今与诸生约：人各专治一经，以岁时会课书院，山长发问；每经举数事，各就所能言以对。对一事者，奖若干；数事，倍之。通全经者，岁给膏火常金；通二经者，倍之；多者，以次倍增。十年之内，天才优者必能举数经，中才亦必能通一二。”1（P767-768）为了引导生徒学习经学，桐乡书院在创建初期采取了变通的考课方法：“经解、诗赋最为士子要务，每月必请师于文题外，更发此题。各士子务宜留心讲习。此于文卷外，另行甄别甲乙。录取者，另给奖赏。”1（P728）此举意在引导生徒在学习科举文的同时，逐渐走向学习经学的道路上来。戴钧衡在 朝阳楼记 中也说：“今书院课士之法，吾不敢谓尽改弦而更张之而一反于古也，但使来学者业其所业，因以穷其所业之源而渐以求夫古圣人修己治人之实行实效。”1（P764）在当时科举大受重视的教育环境下，采取改弦更张的“突变”做法不如采取循循善诱这种“渐变”的做法，更能让生徒及其父母接受，于是戴钧衡采取了“渐变”的做法。这种做法的优点是，既能增强生徒的应举能力，又能提升生徒的道德学术素养，还能避免家校之间的不必要摩擦。书院与藏书密不可分，这是由于：第一，“书院”一词是由“书”作为构词语素，“书院”与“书”存在着先天性的联系；第二，书院是中国古代的教育组织，而教育需要借助图书这一文本形式。藏书是书院教育的坚强后盾，书院要想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就应该具有一定的藏书规模。盛朗西论及书院教育时说：“书院有三大事业：一、藏书，二、供祀，三、讲学。”10可见，藏书对书院教育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书籍浩如烟海，士子不可能一一研读，因此如何选择书籍，至关重要。戴钧衡在 书院杂议四首的“藏书籍”中说：“书至今世极繁矣，士子之宜读者，亦非一种矣。盖尝计之，人生考镜典章、讲明心性、切于躬行日用经济事业必不可少之书，凡数十种，而此数十种者，购之每不下数百金。有力者，吝而弗求；无力者，求而弗得。以故乡曲一二有志之士，多苦贫不能聚书；而世家之有书者，子弟多蓄而不观，而又弗肯以公于寒士。呜呼！此天下所以鲜读书人也！”1（P768-769）他对士子需要阅读哪些书籍进行了指导，对当时贫富子弟的不同读书态度进行了揭示，并以“此天下所以鲜读书人也”抒发了对社会不公的愤慨。为了促进各地教育的发展，也为各地营造读书氛围，清代朝廷曾多次给各地一些学校赐予典籍。戴钧衡颂扬了朝廷的赐书兴学之举：“昔者乾隆之初，朝廷诏颁书于各郡县学宫，俾单寒之士无力读书者就近观录，仰见国家造就人才法良意美。”他进而指出，书院也应该重视藏书：“然则书院之所以称名者，盖实以为藏书之所，而令诸士子就学其中者也。近世书院多第以为课士之地，而罕有谋藏书于其中者。呜呼！是不惟无以成夫贫而有志读书之儒，亦岂书院所以称名之意也哉？”1（P769）由此，他批判了当时一些书院重考课而轻藏书的不良现象，揭示了书院教育应以“藏书”“读书”为中心，要与“书院”的名称相称。山长是书院教育的“领头羊”，书院教育与山长息息相关。清代时期，朝廷十分重视山长的选聘，戴钧衡与桐乡书院教育书 院 与 现 代 大 学112钧衡的先祖都是徽州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