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大众文艺·文艺评论·中国当代文学自发生起，受政治因素影响较深，文学中的文化意识较为淡薄，直到新时期寻根文学登场后，文学有意向日常生活靠拢，促进新时期文学从政治审美向日常审美转变，同时文化成为其核心与使命，相应地，文化在文学中的地位也得到提升。1984年的“杭州会议”，文化已经成为作家们深入讨论的话题，他们强调文化的意义和价值，以文化视角对文学艺术审美领域的变革进行理性呼唤。寻根作家们在文学创作中注重对文化的找寻，用“向后看”的回归方式在作品中展现我们中华文化的不同类别。一、儒道文化的回归寻根文学所寻之“根”必然包括占主流地位的中华传统文化，在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因此，寻根小说中既有对儒家和道家文化的现代弘扬，也有对部分儒家传统文化的理性批判，它们共同体现着寻根作家在创作上向中华传统文化回归的艺术审美特征。儒家文化是贯穿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化主体，“中国人的骨子里都有受到儒家文化哲学的影响，这种影响可以说是一种民族集体无意识。”[1]在新时期寻根小说中，寻根作家们对儒家传统文化予以了不同程度的表现。1982年，汪曾祺就开始倡导回归民族传统文化以及文化重建，并付诸相关的创作实践，在小说《受戒》《大淖记事》《岁寒三友》中，汪曾祺以儒家文化为主，将儒道文化有机结合，塑造出一个个经典人物形象，从而实践了汪曾祺本人的文学主张。与凸显儒家文化的价值相反，许多寻根作家意识到，中国古代的儒道传统文化中的部分内容可能与人们的现代生活相背离，从而起到一定的负面效应，因此，对于传统文化要以批判性的眼光有所取舍，以王安忆创作的《小鲍庄》为代表，对儒家传统文化的现代走向予以了一定的思考。小说《小鲍庄》中，表现了一位象征着儒家传统文化中“仁义”精神的小孩捞渣，他的一生彰显着各种仁义之举，甚至捞渣死后，小鲍庄的人们还能在他身上获得种种好处。“《小鲍庄》是写仁义的堕落。”[2]在小鲍庄中，儒家传统的“仁义”已经成为一种“礼”的枷锁，导致人们在行为以及心理上绝对服从儒家“仁义”文化精神，一旦背叛这种精神威望，就会遭到村民集体攻击，因此，小鲍庄里的每个人都表现着似是而非的“仁义”。捞渣的死，正代表着小鲍庄世代相传的“仁义”精神的消亡。王安忆通过作品探索了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在现实文明中继续留存的可能性，这正是她对儒家“仁义”文化的当代审视，并对其未来走向给予了深刻的思考，传达了她在文化寻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