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回归视角探寻新时期寻根小说的审美特征_李婉珊.pdf

12大众文艺文艺评论中国当代文学自发生起，受政治因素影响较深，文学中的文化意识较为淡薄，直到新时期寻根文学登场后，文学有意向日常生活靠拢，促进新时期文学从政治审美向日常审美转变，同时文化成为其核心与使命，相应地，文化在文学中的地位也得到提升。1984年的“杭州会议”，文化已经成为作家们深入讨论的话题，他们强调文化的意义和价值，以文化视角对文学艺术审美领域的变革进行理性呼唤。寻根作家们在文学创作中注重对文化的找寻，用“向后看”的回归方式在作品中展现我们中华文化的不同类别。一、儒道文化的回归寻根文学所寻之“根”必然包括占主流地位的中华传统文化，在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因此，寻根小说中既有对儒家和道家文化的现代弘扬，也有对部分儒家传统文化的理性批判，它们共同体现着寻根作家在创作上向中华传统文化回归的艺术审美特征。儒家文化是贯穿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化主体，“中国人的骨子里都有受到儒家文化哲学的影响，这种影响可以说是一种民族集体无意识。”1在新时期寻根小说中，寻根作家们对儒家传统文化予以了不同程度的表现。1982年，汪曾祺就开始倡导回归民族传统文化以及文化重建，并付诸相关的创作实践，在小说受戒大淖记事岁寒三友中，汪曾祺以儒家文化为主，将儒道文化有机结合，塑造出一个个经典人物形象，从而实践了汪曾祺本人的文学主张。与凸显儒家文化的价值相反，许多寻根作家意识到，中国古代的儒道传统文化中的部分内容可能与人们的现代生活相背离，从而起到一定的负面效应，因此，对于传统文化要以批判性的眼光有所取舍，以王安忆创作的小鲍庄为代表，对儒家传统文化的现代走向予以了一定的思考。小说小鲍庄中，表现了一位象征着儒家传统文化中“仁义”精神的小孩捞渣，他的一生彰显着各种仁义之举，甚至捞渣死后，小鲍庄的人们还能在他身上获得种种好处。“小鲍庄是写仁义的堕落。”2在小鲍庄中，儒家传统的“仁义”已经成为一种“礼”的枷锁，导致人们在行为以及心理上绝对服从儒家“仁义”文化精神，一旦背叛这种精神威望，就会遭到村民集体攻击，因此，小鲍庄里的每个人都表现着似是而非的“仁义”。捞渣的死，正代表着小鲍庄世代相传的“仁义”精神的消亡。王安忆通过作品探索了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在现实文明中继续留存的可能性，这正是她对儒家“仁义”文化的当代审视，并对其未来走向给予了深刻的思考，传达了她在文化寻根过程中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在寻根小说的作家中，对道家文化有独特体会且予以创作实践的是阿城，他的棋王可谓道家文化的成功艺术演绎，并对儒道传统文化给予了一定程度的肯定和赞扬。小说主人公王一生的一生实际上正是道家文化精神的实际体现，在风雨飘摇的政治革命年代中，知识青年王一生在“文革”期间家庭惨遭变故，值得只身前往农村成为知青，但与周围世人的纷扰相比，王一生用“吃”和“下从文化回归视角探寻新时期寻根小说的审美特征李婉珊（中南民族大学,湖北武汉 430000）摘要：新时期寻根文学理论出台以前，以汪曾祺为代表的一些作家就在创作中开始了文化探寻；其后，更多作家自觉地以文化回归作为指导和精神内核，对五千年来中华文化进行挖掘，从而掀起寻根小说创作的热潮。尽管寻根作家众多，创作风格也各不相同，但从总体而言，这些作家有一些共同的审美特征，推动新时期文学自觉的变革。文章立足文化回归视角，拟从中华民族儒道传统文化的回归、地域文化的回归以及民间家族文化的回归三个方面，探寻新时期寻根作家及其小说创作的共同文化审美特征，从而佐证寻根文学这一新时期群体艺术自觉活动中的文化自觉意识。关键词：文化回归；新时期；寻根小说；审美特征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828(2023)14-0012-03DOI:10.20112/ki.ISSN1007-5828.2023.14.00513大众文艺棋”来躲避外界干扰，保持自身宁静自由，“何以解忧，唯有象棋”的艺术人生，很容易让读者体会到道家淡泊自然、清静无为的人生处世风范。“棋王的成功不在题材，而是独特的叙事方式和深蕴其中的文化内涵”3，小说花了很多笔墨来表现王一生棋艺的由来及其与众多象棋高手的对弈，将王一生下棋的境界和文化蕴含全盘托出，用叙述者“我”的感受，将王一生的下棋上升到传统文化的高度，从而进行文化发掘和呼唤。“棋王中的王一生，是民族精神的造型。”4在王一生的身上聚集了以道家文化为主的儒道双重文化色彩，他淡泊无为，置身于时代的漩涡之外，这在当时的确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同时他敢于接受棋手的挑战并获得完胜，这也是其儒家文化积极进取实现自我价值精神的爆发，在柔弱的外表下其实潜藏着自证能力，并通过下棋得到最大程度的外化。这些寻根小说正是作家们致力于发掘民族文化传统的表现，并对其予以一定程度的现代性审视，具有一定的启蒙意义。二、地域文化的回归按照丹纳的“种族、时代、环境”三要素说来看，环境决定着文学，不同的地域文化影响下有不同的文学表现。新时期寻根小说的作家们在书写中国民族传统文化的同时，立足于不同地域，向我们展示了具有独特地域色彩的文化，例如韩少功立足于湖南湘西进行文化批判，张承志立足于北方草原与河流展现北方草原文化的博大浪漫，贾平凹立足于陕西商周表现古老家乡的神秘文化。这些作家们的小说以“向后看”的回归方式使我们了解到不同地域的传统文化特色，从而丰富了寻根文学的审美经验。在爸爸爸女女女等一系列寻根小说中，韩少功都书写了湘西地域文化的蒙昧和落后，似有与世隔绝之感，向我们展示了几乎处于史前文明时代的湘西山地原始文化。爸爸爸中的地域环境，就是大山深处、白云之巅的鸡头寨，犹如蛮荒之地，生活在其中的人们，保持着原始的生活习性与思维特征，传统封建迷信的意识活动盛行：巫术、坐桩殉古、宗族械斗这决定了人们封闭保守、思维混沌的特性。生活在其中的丙崽是个丑陋猥琐、面目苍老的永远长不大的白痴，他象征着湘西地域文化中畸形和病态的一面，例如村民要杀丙崽祭谷神时，天上响起一道惊雷，改变了村民们对丙崽的看法，从而改变了丙崽的命运。丙崽是地域文化劣根性的体现，小说中丙崽最终服毒却不死，象征着这种文化无法被根除的悲剧。张承志以北方的河黑骏马为代表的寻根小说表现出北方地域文化特别是草原文化的风情，给我们带来一种雄浑壮阔的北方文化审美体验。小说黑骏马带有明显的文化寻根目的，书写了蒙古族青年白音宝力格和草原姑娘索米娅的爱情故事，然而在男主人公外出求学期间，索米娅被强奸，并且索米娅的奶奶面对此事时完全漠然，两人美好的爱情遭到破坏。一方面，小说恢宏大气地表现了北方草原文化的顽强生命力；另一方面，小说以现代文明的理性眼光审视和批判了当地的蒙昧落后，例如索米娅的逆来顺受、缺乏反抗精神和奶奶的原始无知行为。张承志的另一部小说北方的河则突出对北方文化的褒扬，作品中那一条条流贯中国北方大地的河流，是中国几千年历史文明的象征，主人公“他”对北方每一条河流的考察都有历史维度，将河流与特定的历史相连，体现出他的文化热爱和膜拜，从而催生出他的英雄主义情怀，同那些奔腾不息的河流一样，散发出文化和人格魅力。这些作品的主人公“他”，都具有热烈奔放、粗犷豪迈的形象特征，体现着北方草原文化的雄浑辉煌以及作家张承志对这种文化的礼赞。与张承志对民族地域文化的豪迈式体现不同，寻根作家贾平凹对家乡陕西商州地域文化的书写则趋于朴实平易，富于“散文化”特征。贾平凹“商州系列”的寻根小说，以商州地域为背景，表现商州的风土人情、民风民俗，那里的文化偏僻原始却自然质朴，正如作家自己所言：“商州兼北部之旷野，融南部之灵秀，五谷杂粮茂生，春夏秋冬分明，人民聪慧而不狡黠，风情淳朴绝无混沌。”5例如，小说中客人与夫妇同睡一张炕，男主人睡在中间，期间男主人外出，仅用一根扁担放在中间用作男女界限。“商周系列”描写了商州地区的各种地方风俗和神秘文化，以及神奇秀丽的地域自然风光；中篇小说天狗黑氏远山野情等，则表现了商州地区人们的传统、淳朴、率真、重义多情的道德文化，也表现了文化伦理与现实之间的部分冲突，给人深思。例如天狗中的天狗和师娘都是恪守传统文化规范的人，二人互相爱慕，在师父残疾后，按照当地的习俗，师娘可以招夫养夫，但是他们二人特别是天狗却迈不开这关键的一步，因为这样做有违他做人的文化伦理，最终师父以自杀的方式成全他们，但二人也因此有了强烈的文化罪孽感，活得压抑沉重，这也正是作品中提出的关于传统文化的现实转化问题的体现。贾平凹的这些寻根小说具有浓厚的陕西关中家乡的文化气息，其对自然、习俗、人物的书写，表现出商州地域文化风貌。三、民间家族文化的回归尽管寻根文学运动所持续的时间较短，但这场运动之余波影响的范围很大，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仍有不少小说体现出“文化寻根”的特征。寻根文学的民间文化审美，在理论和创作中都得到了体现，寻根作家们所要找寻的“根”，很大程度上就在民间文化中，而家族作为民间生活的一部分载体，所蕴含的文化内容也从部分角度体现着文化寻根的审美特征，因此，除汪曾祺先生自始至终立足于民间本位的寻根小说外，在寻根文学运动后期，红高粱家族白鹿原等小说中有许多关于找寻民间和家族文化的叙事，也可作为寻根小说的余波来看。寻根文学所寻的“根”，大多指向久远的民族历史文化，似乎与日常生活无涉，但这只是一种表象，或者说是一种偏见，发掘历史文化是为了给现实生活做些指导，从而突出作家对日常生活的展现。民间文化自然有诗意和优美的一面，以汪曾祺为代表的作家们对“找寻”民间文化文艺评论14大众文艺有着留恋与赞美的态度，从他们创作的小说中得到体现，同时，在不同作家的笔下民间文化有不同的表现形态，相应地体现着不同的审美功能。汪曾祺堪称新时期文学日常生活审美的第一人，在受戒大淖记事等作品中，他最早进行了世俗日常生活书写，例如大淖记事中汪曾祺对江南小镇上各色人物如锡匠、挑夫、做小买卖的生意人，进行了详细的审美化叙述，从而突出他们的民间特色；同时在汪曾祺的笔下，妇女们显得俊俏活泼、充满生气，展现着底层民众的生活形态，体现了一种自由活泼的民间文化精神。在这篇小说中，汪曾祺突出对民间女子巧云的形象塑造，通过巧云遭受侵犯的情节表达自己的文化思想和道德观念，巧云在受到性侵犯时没有寻死觅活，而只是表现了一个民间弱女子面对不幸时的本能反应，看不到封建文化伦理的制约，正是自由的民间文化让这位不幸的女子免受传统道德审判和伤害，因此民间文化有自身强大的保护力和生命力。“街里人说这里风气不好。到底是哪里的风气更好一点呢？难说。”6“难说”表明汪曾祺对封建传统“性”的道德观念的质疑，站在民间本位的立场，用民间性道德观念的开放自由来质疑封建礼教对女性的桎梏，体现出作者的民间自由文化精神，以及对世俗生活的艺术审美。作家们在20世纪80年代对民间文化的探寻，其实是对长期以来制约国人文化心理的传统主流文化的突围，那种对民间极具活力的文化的张扬，给国人僵化的心理带来了新的刺激，唤醒了其沉睡已久的心灵，从而能够激发出深藏于血液的原始生命活力。莫言的红高粱家族所写的民间武装抗日的土匪其实是出于一种原始的自发本能，来抵御外敌入侵、保家卫国，而在以往的作品中，土匪多是面目可憎的样子，然而这部小说中的土匪们却能全力以赴自发进行抗日，一改往日土匪们的灰色形象，显得朴实而勇敢。红高粱家族塑造了余占鳌、戴凤莲、罗汉大叔等人的突出形象，通过这些由土匪、江湖好汉和奇女子组成的抗日小队，展现充满热血、热烈奔放和自由自在的原始生命活力，这正是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民间文化精神的体现。作者莫言表现了小说中人物的复杂面貌，赞美了他们充沛的生命活力以及红高粱般的民族精神，同时红高粱象征着野性自由、充满生命力的文化精神，给我们带来一股原始之风和野性之气。类似的还有陈忠实的长篇小说白鹿原，小说表现的是白家和鹿家两大家族几代人之间，在动荡复杂的时代历史中，彼此之间的关系纠葛与斗争，具有沉重的历史感和文化意味。其中有一段对白灵与鹿兆海这一对恋人革命道路选择的描写，体现着民间文化意味，在关于国共两党政治道路的选择问题上，他们二人其实并没有什么明确的政治导向，而是通过抛硬币的方式来决定的，鹿兆海和白灵用铜圆做选择，“有龙的一面是国，有字的一面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