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叙人生”到“叙哲学”的现代新诗.pdf

长江学术YANGTZE RIVER ACADEMIC2023年第3 期（总第7 9 期）2023 No.3(Serial No.79)从“叙人生”到“叙哲学”的现代新诗姜玉琴（上海外国语大学文学研究院，上海2 0 0 0 8 3）摘要：在西方文学影响下发展和壮大起来的中国现代新诗，头绪繁多。如果以现代新诗一直所崇尚和追寻的“新思想”为线索，那么从2 0 世纪初期到4 0 年代的这段新诗创作，可以划分和总结成三大叙事传统范式，即“为人生”的叙事传统、以“理”为上的叙事传统和在西方宗教、哲学框架下的叙事传统。这三个阶段反映了现代新诗由早期的叙人生、叙哲理到后来的叙宗教、叙哲学的发展态势。关键词：现代新诗叙人生叙哲学叙事范式D0I:10.19866/ki.cjxs.2023.03.002中国现代新诗的肇始主要是缘于外国诗歌的冲击与启发，在其发展过程中，一方面对中国传统诗歌的抒情性予以秤击与解构，另一方面吸收了外国诗歌中所特有的以“事”为中心的叙事性因子，从而形成了一套不同于传统诗歌的诠释模式。当然，这种围绕着“事”，其实就是围绕着自由、民主之事构建起来的书写新传统，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即不同时期的诗人，所叙之“事”的偏重点也是不一样的。根据诗人所叙之事的主旨不同，现代新诗的叙事传统，又可以细分成三种范式类型：“为人生”的叙事传统范式、以“理”为上的叙事传统范式和在西方宗教、哲学框架下的叙事传统范式。需要说明的是，在现代新诗中强调“叙事”因素，绝非是指现代新诗呈现出一种叙事诗的态势。相反，彰显“叙事”的目的主要有两个，一是为了与传统诗歌的抒情框架区分开来；二是为了彰显现代新诗的一种特殊精神特质一一格外强调和重视所表现之内容的充实性与现代性。一、“为人生”的叙事传统对于“五四”时期的新文学工作者而言，现代新诗之所以要取代传统旧诗词，其目的非常明确：就是欲用西方的一些新思想、新观念，来更新和取代传统诗歌中的旧思想观念。因此，围绕着新诗思想内容方面所展开的变革还是比较繁琐、复杂的，只能挑着那些重要的，具有代表性的潮流来说。现代新诗所形成的主要叙事传统之一，可谓是与“人生”互为关联的传统。简言之，可以将其称为“为人生”的叙事传统。把这一“传统”列为现代新诗的首要传统，可以说是由现代新诗所肩负的使命决定的。现代新诗的创建，从大处说是与民族存亡的危机联系在一起的；从小处说体现的正是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中所强调的那种欲“改造国民之品质”的现实需求。这决定了现代新诗从诞生的那天起，就肩负了一份深刻的现实和历史责任。这也是一直比较注重艺术之美的周作人最终选择成为“人生派”的原因，尽管他在1 9 2 0 年新文学的要求一文中对人类艺术史上另一大艺术派别一“艺术派”无比欣赏。用他的话说，“我们相信人生的文学实在是现今中国惟一的需要”。中国的现实社会需要什么，新文学工作者就要从事什么，这是他们的一种理性选择。作者简介：姜玉琴（1 9 6 5 一），女，山东济南人，上海外国语大学文学研究院研究员、作家，主要从事中国诗歌、比较诗学等研究。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诗歌叙事传统研究”（1 5 ZDB067）。周作人：新文学的要求，宝祥编选：周作人经典，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 0 0 1 年版，第1 6 页。16姜玉琴：从“叙人生”到“叙哲学”的现代新诗问题在于，“人生”是个笼统而抽象的概念。不同的人拥有不同的人生，即谁的人生都有其自身的独特性，难以被他人的人生所取代。这种由众多的个体化人生综合而成的一个抽象范畴的人生，是没有办法在诗歌中表现的，需要有从笼统到具体的转化过程：以某种标准把“人生”划分成几大类别，从这些类别中再选取某一种“人生”作为现代新诗所要彰显的内容。以胡适为代表的第一批白话诗人就采取了这一策略。他们以社会“阶层”为依据，赋予了“人生”某种特殊的内涵与意义，只不过在辨析和划分的过程中，稍稍出现了自我的不一致性：作为现代新诗中最早的理论倡导者，胡适与周作人在内心深处其实都是认可西方“个人主义”的，认为“个人”的价值要优先于“群体”的价值，即欣赏的是“个人”化的人生，如胡适的易卜生主义就是一篇向中国介绍“个人主义”的文章。然而，由于他们先天都拥有一个既定的出发点，所以个人的审美喜好就变得不重要了。如此一来，西方的个人主义“人生”并没有在他们的笔下张扬开来，相反他们在其理论文章中强调和讴歌的都是与“个人主义”相对立的“平民主义”人生。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这种“平民”阶层的人生，构成了初期白话新诗的主导内容。“周作人把传统文学称为贵族文学加以全盘否定，并提出平民的文学 这个概念。”何谓“平民”，或者说平民阶层？由于这些称谓并非是本土的，而是在“五四”初期由国外引入，这就决定了其内涵的不确切性。有的新文学启蒙者认为，凡是与贵族阶层相对立的人，都可算作“平民”阶层。这个划分具有强大的包容性，即把社会中绝大部分的人都包容了进来。然而，这个“平民”阶层的“人生”还是过于庞大，依旧不可把握，如同样都属于“平民”阶层中的人，知识分子的“人生”与那些出卖苦力的“人生”就不是一回事。因此说，仅凭“平民”或“平民”阶层的这一人生设定，还是不能完成对新诗内容的实质性置换。为了让“人生”能够在现代新诗中飞扬起来，白话新诗人便心照不宣地把广义的“平民”阶层的人生，缩小至狭义的“平民”阶层的人生，即特指“平民”阶层中那些位于社会最底层的受苦人。知晓了这样的内在逻辑置换，才会明白当时身为大学教授的胡适和周作人，不去展示自己丰富多彩的“人生”,反而纷纷摹写自己并不是特别了解的贫苦人的“人生”，分别写下了人力车夫两个扫雪的人和背枪的人等一系列穷苦人诗歌的内在原因。除了胡适和周作人在这方面做出努力之外，其他的白话诗人也都朝着这一方向努力。如刘半农在其诗歌中，歌咏了在零下八度还坚持渡航的“撑船人”（敲冰）。除此之外，他还描写了额上尚着汗，裸着胸膛的“打铁人”（铁匠），写下了躺在寒冷屋外等死的“叫花子”（相隔一层纸）。沈尹默写下了“谁家破大门里，门外坐着一个穿破衣裳的老年人，双手抱着头，他不声不响”的三弦；陆志韦在其人口问题一诗中，细致描写了下层百姓“前面挑儿子，后面挑砂锅”的逃难生活。就连当时一直坚持认为“主情为诗底特质”，并写下了一系列著名情诗的康白情，也承认新诗应该“实写大多数的人底生活”,应该作“平民的诗”。通过对现代新诗史上第一批白话诗人创作实践的简单回顾，发现所谓的与“人生”发生联系，就是强调诗歌不要有意识地粉饰太平，而是要与下层民众的悲苦境遇发生关联。而且这种关联并非鲁迅那种自上而下的精英式批判，而是要对其赋予人道主义的充分理解与关怀，这可谓现代新诗的一大传统。这个传统，也可称为“人道主义”的叙事传统。显然，所谓人道主义叙事传统，就是一种专门描墓和反映下层人生活的传统。然而该处存在一个问题,即对其生活展开描写的多半都是身为大学教授的知识分子，而他们本身对下层人真实而具体(日)小川利康：人的文学)的思想源脉论析一一噶理斯与新村主义的影响，长江学术2 0 2 0 年第2 期。以上参见康白情：新诗底我见，杨匡汉、刘福春编：中国现代诗论上编，广州：花城出版社1 9 8 5 年版，第3 3、4 5 页。17长江学术2023年第3 期的生活并不那么了解。长此以往，就会导致诗歌内容上的雷同与虚空。对此，朱自清曾有过论述，他说：“初期新诗人大约对于劳苦的人实生活知道得太少，只凭着信仰的理论或主义发挥，所以不免是概念的，空架子，没力量。”此外，这种为了同情劳苦大众，就有意识地描写和歌咏劳苦大众的生活，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反而使诗歌变得不像诗歌了。针对当时诗坛上这种人道主义叙事颇为盛行的风气，创造社成员成仿吾就曾讽刺说：“这简直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自古说：秀才人情是纸半张，这些浅薄的人道主义更是不值半文钱了。坐在黄包车上谈贫富问题劳动问题，犹如抱着个妓女在怀中做了一场改造世界的大梦。”这番话虽有些刻薄，却也道出了一个事实：诗歌可以反映下层人生活，表现他们的悲苦人生，但是如果把现代新诗的内容完全与贫苦人的生活等同起来，并且认为如此这番操作就能改变他们的命运，最终无疑会沦为一场荒?的“大梦”。所以，这类从下层人的概念出发而演绎出来的现代新诗，很快便没人做了。这样一来，现代新诗便拥有了它的第二个传统：以“理”为上，即诗人在诗歌中笼统地说理，而不再是专门为下层人生活鸣不平的叙事传统。二、以“理”为上的叙事传统人道主义叙事传统，其实也可以算是一种说理的传统，只不过这种专注于为下层人说理的传统，与该处所要论述的说理，即叙说人生或生活哲理有所区别，故而把它单列了出来。在中国传统诗歌中，假如有诗人有意识地让诗歌这个文体来说“理”，绝非算是优点，但时过境迁，现代新诗就是从呼唤“理”和说理开始的。朱自清对初期白话新诗的这一特点，有过一个总结。他说：“新诗的初期，说理是主调之一。新诗的开创人胡适之先生就提倡以诗说理，尝试集里说理诗似乎不少。俞平伯先生也爱在诗里说理。”毋庸置疑，用诗歌堂而皇之地来说理，这算是现代新诗的一个突出特征。如果沿着“说理”的脉络来观察现代新诗的演变，大致可以把现代新诗分成两个阶段：初始阶段的“理”和高级阶段的“理”。所谓初始阶段的“理”，主要指诗人借用诗歌这种体裁，直截了当地说明某个物件或事情的某种道理。胡适的尝试集中就有着大量此类说理的成分，如看到在大雪映衬下的一枚红色枫叶，胡适便会走过去，摘下来，夹到书中。然后写下“还想做首诗，写我欢喜的道理。不料此理很难写，抽出笔来还搁起”（三溪路上大雪里一个红叶）这样的诗句。冰心在其著名的繁星中，也写下了“成功的花，人们只惊慕她现时的明艳！然而当初她的芽儿，浸透了奋斗的泪泉，撒遍了牺牲的血雨”（繁星五五）。这类借诗说理的诗歌自然也有其价值和意义，尤其是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与现实语境来看更是如此，但是对于一种艺术体裁来说，这些诗却显得有些过于浅显和直白，不能给人留下更多的想象空间。所以说现代新诗经过这种较为初级阶段说理的过渡，很快便转向了更为高级阶段的说理：诗人们尽可能地避免用朴素的具体事件或物象来说明人生的道理，而是开始考虑借助中国的传统哲学来暗示和隐喻道理。这样一来，此时的“理”，就不单纯是与人生相关的某种具体道理了。这种“理”已经超出了前期的单一性，而具有了多义性、隐喻性的特征。在这方面较为突出的首推宗白华，他出版于1 9 2 3 年的流云小诗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宗白华也认为现代新诗应该“描写人类人性的真相”，但是他所说的这种“描写”与以胡适等人为代表的白话新诗人不同，他更为强调诗人人格的培朱自清：新诗的进步，徐磊校注：朱自清文集第四册，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 0 1 8 年版，第8 9 4 页。“对于劳苦的人实生活”可能系“对于劳苦的人真实生活”之误，原文如此。成仿吾：诗之防御战，杨匡汉、刘福春编：中国现代诗论上编，广州：花城出版社1 9 8 5 年版，第7 1 页。朱自清：诗与哲理，徐磊校注：朱自清文集第四册，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 0 1 8 年版，第9 0 8 页。18姜玉琴：从“叙人生”到“叙哲学”的现代新诗养，认为诗人要写好新诗，必须进行三种活动：“哲理研究，自然中活动、社会中活动一一我觉得是养成健全诗人人格必由的途径”。与同时期其他的白话新诗人相比，社会性因素已经退居到了第三位，哲理性与自然性一一一当时其他诗人尚未注意到的要素则升至更主要的条件，正如宗白华对新诗的界定：以“音律的绘画的文字一一表写人底情绪中的意境”。而这种“意境”，即“人底情绪中的意境”又是远离人类社会的真实情景，而通向自然的。对此，他是这样说的：“花草的精神，水月的颜色，都是诗意诗境的范本。”发展至此，现代新诗出现了一个明显的转折：由原本直截了当地对现实道理的寻求,转向了从大自然的山光水色的暗喻中追寻人生的某种哲理与冥思。有关这个转向，可以举宗白华的一首小诗为例：“一时间觉得我的微躯是一颗小星，莹然万星里，随着星流。一会儿又觉着我的心是一张明镜，宇宙的万星在里面灿着。”这首名为夜的诗，与初期白话诗的写作模式是两样的，诗里非但没有与底层人相关的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