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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研究的价值维度诠释.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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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 研究 价值 维度 诠释
第 卷 第期 年月常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 OUR NA LO FCHAN G Z HOU UN I V E R S I T Y(S O C I A LS C I E N C EE D I T I ON)V o l N o M a r 引文格式:罗迪江,唐雪翻译研究的价值维度诠释 J常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翻译研究的价值维度诠释罗迪江,唐雪摘要:翻译研究的一个重要维度,是对翻译与价值关系进行“求善”的说明与建构.翻译研究的现实形态是建基于翻译事实之“求真”,且在“求真”过程中获得翻译价值之“求善”的互释:翻译事实与翻译价值是彼此关联的.前者是指“翻译是什么”的内在规定,后者是指“翻译意味着什么”与“翻译应当成为什么”的价值意义.以求善为视域,翻译价值既要求“翻译是什么”服务于“翻译意味着什么”与“翻译应当成为什么”,从而关乎价值本体论之域;又兼涉翻译评价与翻译规范,从而渗入了翻译合法性、规范性与伦理性的哲学思考.作为广义的翻译价值论,它是对翻译合法性、规范性与伦理性的哲学思考,由翻译价值、评价、规范共同组成一种求善的价值观念.关键词:翻译研究;翻译;价值维度;翻译事实;翻译价值作者简介:罗迪江,广西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郑州大学外国语与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唐雪,广西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翻译生成论的复杂性范式研究”(F Y Y B ).中图分类号:H ;X 文献标志码:AD o i:/j i s s n X 翻译研究在认识论层面的特点,既体现为语言学范式的语言性认识,又凸显出文化范式的文化性认识.语言性与文化性亦成为翻译的两大根本特征,两大特征相互交错贯穿于当代翻译研究的发展历程.随着翻译研究的深入,翻译的复杂性、生成性、成长性、创造性、生命思维范式、复杂性思维范式等开始得到翻译学界的极大关注,而这些翻译性质又逐渐渗入翻译价值的探讨之中.目前,对这些翻译性质的理解已然超出了语言学范式与文化范式关于翻译事实的认识范畴,并延伸至对翻译价值的认识范畴.在认识、理解翻译事实与翻译价值的关系时,虽然翻译学界意识到对翻译价值研究的不足,目前却少有研究从认识论层面确立起翻译事实指向的“翻译是什么”与翻译价值指向的“翻译意味着什么”之间的本质关系,因而既难以从认识论层面延展出翻译之“求真”与“求善”的统一关系,也难以廓清翻译价值之“求善”从“翻译意味着什么”延伸到“翻译应当成为什么”的根本问题,进而忽视了翻译价值背后的哲学意蕴.那么,翻译研究在认识论取向方面是如何诠释翻译事实与价值之间的关系,以及其指向的哲学意蕴是什么呢?本文致力于思考这一关键性问题,并基于翻译研究的事实维度来推进对其价值维度的探讨.一、翻译研究的事实维度翻译研究的深层内涵,展开于“求真”与“求善”双重内涵的探究之中.就翻译发展历程而言,翻译研究的本体首先进入语言学范式的语言性认识范畴,关乎语言转换的事实维度,并以求真为指向 “翻译,就根本意义而言,是一项崇高的(n o b l e)、求真的(t r u t h s e e k i n g)事业”.求真,是指向对翻译及其内在规定的语言性认识,既涉及语言转换的事实,也涵盖对翻译与语言之间关系的把握.语言转换以达到真实的翻译知识为目标,翻译与语言则关联着翻译本质的认识.在翻译与语言的关系中,人们逐渐实现对“翻译是什么”的真实把握,因为语言构成了翻译学“一体三环”中最靠近翻译本体的“一环”“它的意义在于使翻译研究从感性走到理性、从经验走向科学”.概而言之,翻译与语言的统一,不仅要实现语言转换的忠实对等,而且要体现翻译与语言的本质关联.这种本质关联表征了翻译研究的事实维度,它探讨的是“翻译是什么”的根本性问题.就翻译对象而言,翻译研究指向的是语言.正所谓,“译者,易也,谓换易言语使相解也”(义疏),“译之言易也,谓以所有易所无也”(译经篇).“译即易”指向的是语言转换,“相解”指向的是语言转换的忠实对等,因而忠实对等就构成了翻译的求真事实.翻译与语言相伴相随,难以分离,即“翻译研究就是语言研究”.一方面,翻译是“用一种等值的语言(译语)的文本材料(t e x t u a lm a t e r i a l)去替换另一种语言(原语)的文本材料”;另一方面,“语言使存在开敞,使存在形乎于语言并保持在语言中”.语言现身了,翻译才得以呈现,而翻译乃是一种纯粹的言说.随着文化转向的出现,翻译的文化性开始渗透到翻译界定之中,诸如“翻译是以符号转换为手段、意义再生为任务的一项跨文化的交际活动”.可见,“翻译是什么”是在翻译发展中不断地被追问与求解的,也反映出翻译研究的多方面性,所谓的“翻译是文本再生”“翻译是意义再生”“翻译是文化转换”等,都是从不同方面关注翻译的内在规定.然而,对翻译的认识离不开语言,语言既关乎文本意义的生成,又与翻译的本质相涉.“人们常说翻译是意义转换、内容转换、信息转换,甚至 文化转换,这实际上说的就是语言载体所载之物的转换,所以这些说法也未改变翻译概念之内涵.”总而言之,翻译研究指向的依然是语言,语言是认识与理解翻译的根本,也是翻译得以存在的根本.翻译研究在语言学转向、文化转向之中不断延伸与拓展,又在不断延伸与拓展中“回归语言学”(b a c kt o l i n g u i s t i c s),即回归到翻译得以存在的根本 语言.不管转向何方,有一个事实是无法否认的:翻译是因语言而起、以语言作结的活动,语言始终都应该是翻译研究的核心与出发点.语言始终是翻译“求真”的根本方式,也是求解“翻译是什么”问题的最基本方式.翻译因语言而存在,也因语言转换而展现其真实形态.以语言来认识翻译就成为翻译自身发展的本体论信念与方法论路径:一方面,语言成为把握翻译的本体,亦成为翻译存在的家园;另一方面,语言分析又成为把握翻译的根本方式.于是,翻译就被纳入语言的认识论范畴之中,而语言就“被视为思维交际的本体,是一种世界的存在方式,人的生存方式和精神家园,是通过对语言分析和解释来揭示人和人的世界,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发现人性、发展人性和完善人性的本体”.二、翻译研究的价值维度文化转向以来,翻译研究进入了多元化的发展模式,翻译所承载的价值意义逐渐获得翻译学界的极大关注,翻译价值进入了文化范式的认识范畴,翻译之“求真”开始有了异化的迹象.“对于翻译的价值评判已不再局限于文本之间的对应,而是上升到广阔的社会、历史、文化乃至罗迪江,等:翻译研究的价值维度诠释于政治层面,既极大地开拓了价值指标的范围,也进一步加剧了翻译价值理论多元化的趋势.”翻译学界开始挖掘翻译事实背后所蕴含的价值意义,关注长期被忽视的价值维度.事实上,翻译是以价值为基础的实践活动.翻译研究不仅要指向事实维度,也要指向价值维度.它具备由翻译事实与价值构成的双重内涵:前者涉及“翻译是什么”层面的事实内涵,以求真为指向来理解与把握翻译本质;后者关涉“翻译意味着什么”层面的价值意义,以求善为关切来体现与凸显翻译价值.易系辞上说:“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以此来思考翻译研究的双重内涵,“阴阳之道”指向的是求真,“继善成性”指向的是求善.以“阴阳之道”观之,求真以“一阴一阳”的变易方式为运行法则,赋予了翻译一种动态的语言转换过程.“如果肯承认 阴阳之道即为事物的本质,那么,它就是翻译的本质.同时,对本质的把握意味着原则性的追求,因而又可将之界定为翻译的理想.”以“继善成性”观之,求善就是要保持、继承与遵循“阴阳之道”,使翻译进入“真”的领域,使翻译之“真”渗透到翻译之“善”,从而彰显翻译的价值意义.因为翻译要“求真”,才呈现出求善的意蕴:翻译之“求善”首先进入求真,才能谈得上“善”.有了求真,求善就有了保证;相应地,呈现出翻译之“善”,进入“善”的状态,也才能显现出翻译之“真”的意义.可见,求真与求善是相随不分离的:求真意味着翻译之“道”,求善则意味着“继善成性”.只有求真与求善互诠互释,才能真正揭示出翻译研究的双重内涵.正可谓,“道是生物开通,善是顺理养物,故继道之功者,唯善行也”(周易正义).(一)翻译价值之“求善”“翻译是什么”问题涉及的是理解与说明语言转换的真实形态,呈现出相互依赖的目的性、过程性与结果性.一方面,翻译展开为一种以目的性为出发点的转换过程,形成了特定的翻译结果;另一方面,翻译通过目的转换过程的展开与翻译结果的形成,呈现出时间维度上的延展状态.语言转换的结果可以视为翻译目的的实现,其意义则合乎翻译研究,契合翻译的需要.因此,翻译活动既基于相关的翻译目的,又构成了转换结果形成的前提,并规定了转换结果的内容.这就既涉及翻译目的,又涉及翻译价值.当它与价值发生关联时,它指向的是“翻译意味着什么”,关乎的是翻译的价值意义,实质上就是关涉翻译之“求善”.于是,翻译就可以理解为广义的翻译行为以及与翻译主体相关联的活动.求善以翻译主体的行为为存在前提,翻译则包含了价值的内容,对其把握也相应地涉及翻译行为的价值意义.翻译行为的价值意义所指向的就是“译者之为 发现翻译精神主体与构建翻译精神世界”.广而言之,翻译作为人类存在的根本方式之一,其价值在于“求善”及其指向的有效性,而不在于翻译本身的事实性.它是从建构精神世界与翻译之为的角度来审视翻译作为一种促进人类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鉴的价值观念而产生深远意义的价值存在.求真与求善的互释,体现了翻译事实与价值的内在关联:“翻译活动中不仅有事实判断,还必须进行价值判断”.作为翻译研究的双重内涵的存在,翻译事实与价值之间的内在关系是无法割裂的.如果仅仅以翻译本身的内在规定为指向,那么将永远难以穷尽翻译的多样性.单纯以翻译自身本质为对象,其结果总是偏离翻译的复杂性与多样性,这种认知过程对翻译就难以体现出生活世界意义上的价值.翻译研究的不断发展就是要超越这种纯粹的求真倾向,其具体的内容则表现为以一定的价值目标来规定认知过程.因而,所谓的“继善成性”便可视为翻译的价值目标.求善贯穿于翻译之为与译者之为的始终,它凸显出翻译本身内含的价值意向与目标.正如徐光启等人翻译西方科技著作之为在于裨益民用,严复翻译西方学术经典之为在于催生社会变革,常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鲁迅翻译文学作品之为在于激励文化渐进,林语堂的文化变译思想之为在于对西方人讲中国文化,等等.这表明了,翻译的历史,从某种程度而言,也是翻译家创造价值的历史.这些翻译家就像是一个个重要的精神坐标,引发我们对中华文明的延续与发展、对中外文化的交流与互鉴更深刻的思考.这种深刻的思考就是对翻译价值的进一步理性探讨,也是对中国文学乃至中国文化外译的一种反思与审视.对此,翻译界不应拘泥于对问题或现象的表面化探讨,也不应局限于单纯的文本研究和个案研究,而要从翻译具有的社会、文化和创造等多元价值出发,对中国文化“走出去”这一时代语境下的文学对外译介问题进行全面而深刻的反思.正是因为有这种价值目标,翻译研究才是根本意义上的“目的指向性”(g o a l d i r e c t e d n e s s)、“目的的导向者”(g u i d a n c e t og o a l)与“心灵的终极进化塑造者(t h eu l t i m a t e e v o l u t i o n a r ys h a p e r o f t h e c o g n i t i v em i n d)”.由此展开的翻译过程,则相应地将求真与求善融合为一体,避免陷入翻译与生活世界无涉的抽象性,进而获得具体意义与价值导向.(二)翻译价值之“评价”翻译研究的双重内涵既关联求真且指向翻译事实层面的内在规定,又涉及求善且指向翻译价值的关系与属性.翻译研究在本体论层面上以翻译事实与价值的视域融合为根据,在认识论层面上以求真与求善的辩证统一为视域.然而,翻译事实与价值在现实的翻译研究中往往陷入二元分离的状态,单纯的求真常常表现为翻译的抽象性质,纯粹的求善则往往被等同于主观的赋予,二者都体现了翻译研究的片面性与单一性.这就潜在地将翻译的价值判断排除在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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