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视角下农村养老难题及应对策略.pdf

第 37 卷第 3 期2023 年 5 月长沙大学学报 Vol.37No.3May 2 0 2 361共同富裕视角下农村养老难题及应对策略袁潇潇，沈富儿，黄靖，陈友珠福建中医药大学人文与管理学院，福建 福州 350122摘要：满足农村老年人日益增长的养老需求是推进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目前农村养老面临三重困境，一是正式养老资源的配置不均衡及有效供给不充分，二是农村非正式养老资源大量流失，三是农村老年人口生理及心理脆弱性强。在共同富裕视角下，应对农村养老难题要从三方面入手：一是完善制度保障，整合政府资源并激活民营力量，确保正式养老资源配置均衡且有效供给；二是重塑农村养老的非正式支持网络及家庭养老功能，发展互助养老并强化家庭养老的基石作用；三是提升农村老年人自我健康管理及自我心理调节能力，提高其自身生理及心理韧性。关键词：共同富裕；农村养老；公共服务 中图分类号：R19；C9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4681（2023）03-0061-06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指出：“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 裕。”1 40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如何让数量庞大的农村老人“急难愁盼”的养老问题得以解决，事关百姓福祉和国家发展全局，是我们在共同富裕新征程上的挑战。农村老人养老需求的有效满足既取决于国家及政府提供的制度性保障，主要包括基本养老、医疗保险及老年社会救助制度，以及以居家、社区及机构养老服务为主的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即正式养老资源；也取决于来自乡邻、宗族、朋辈、志愿者及家庭的非制度性支持，即非正式养老资源2；还取决于农村老人自身3。我们以共同富裕赋予农村养老的基本内涵和实践要求为基础，分别从农村正式及非正式养老资源的现状、农村老年人口的脆弱性等维度对农村养老的现实困境进行系统梳理，对其成因进行解析并提出应对之策。一共同富裕赋予农村养老的基本内涵和实践要求首先，共同富裕是“全民共富”，是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让基数庞大且脆弱性强的农村老年群体全面共享发展成果既是共同富裕的应有之义，也是对农村老年人美好生活需求的积极回应。一方面要缓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缩小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养老差距，推动各种养老资源向农村倾斜，补齐农村养老的民生短板和弱项；另一方面需要坚持以人为本、以农民为中心的原则，在提高其物质生活水平的同时注意提升其心理健康水平，满足其在社会联结、自我发展等方面的追求。其次，共同富裕是“共建共富”，这意味着在应对农村养老问题上要构建政府、市场、社会、家庭、个人的多元主体共建共治共享机制，厘清各主体之间的关系，让各自的本位功能得以充分发挥，建立全覆盖、多支柱、系统化的养老保障体系。再次，共同富裕是“先富带后富、先富帮后富”。要基于城乡一体化及区域融合化发展的思路，充分收稿日期：2022-11-15基金项目：福建省教育厅项目“积极应对老龄化背景下福州智慧医疗服务适老化建设研究”，编号：JAS21074；福建中医药大学学位点培育项目“老年友好型智慧医疗服务体系建设研究”，编号：X2021017-学科；2022 年度福建中医药大学校级一流本科课程建设项目“公共事业管理线下一流课程”。作者简介：袁潇潇，福建中医药大学人文与管理学院讲师，博士。研究方向：公共服务政策分析。沈富儿（通信作者），福建中医药大学人文与管理学院讲师。研究方向：社会保障。622023 年 5 月长 沙 大 学 学 报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构建城乡同步、区域协同的养老保障体系。既要强化发展经验和理念的交流，也要促进资源的共享。然后，要充分意识到农村养老问题的解决是长期、艰巨、复杂的任务，协调好 2035 年“中国特色养老服务体系成熟定型，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的中期目标和 21 世纪中叶“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相适应的应对人口老龄化制度安排成熟完备”的远景目标。最后，共同富裕要以高质量发展来推动。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要把满足农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以高质量发展推动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的过程中不断地、逐步地解决好农村养老问题。乡村振兴是农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更是实现农村农民共同富裕的必然选择。要把破解农村养老问题有机融入乡村振兴战略中，在推动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的大背景下促进农村养老事业和产业的高质量发展。二共同富裕视角下农村养老难题分析（一）正式养老资源配置不均衡、有效供给不充分1.城乡、区域之间及县域之内的正式养老资源配置不均衡首先，我国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 年农村 60 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达 23.81%，比城镇高出 7.99 个百分点4，而农村人均基本养老金则是同期城镇退休职工的 1/21 5。农村居民主要参保的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的报销比例低于城镇职工医疗保险，且比例不随年龄的增加而上升。在社会救助方面，城镇的低保平均标准约为农村的 1.4 倍6。其次，不同区域间在经济发展水平、制度发展状况、人口结构、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及支出和中央财政补贴标准等方面存在差异，导致不同区域基本养老金、医疗保险及社会救助的筹资标准、给付能力及补贴能力会有所不同。相较于中西部地区，长三角、珠三角及其他东南沿海地区的农村老年人所享受的社会保障水平普遍较高，2021 年广东的养老金计发基数为每月 8 332 元，而贵州则为每月 6 379 元7。再次，受财政投入不足、缺乏政策扶持、人才紧缺、农村老年人消费水平较低及传统观念较强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农村社会化养老服务基础设施的数量和质量以及服务的能力都严重落后于城镇。目前，农村养老院覆盖率仅为城镇的 50%，老年日间照料中心或托老所的覆盖率仅为城镇的 25%8。最后，县域之内的社会化养老服务资源也存在配置不均的状况，呈现出从县到乡（镇）再到村的上强下弱逐层递减的差序格局9。条件设备较好的养老机构大多布局在县级层面，以照料“三无老人”“五保老人”等特殊群体为主。乡镇层面的敬老院及其他养老服务机构则要在缺乏资源的情况下服务数量庞大且支付能力弱的普通农村老人。这种资源向上集约的安排提升了对农村重点人群的专业化养老服务水平，却抑制了资源下沉的动力，降低了农村社会养老服务的可及性和均等化。2.农村正式养老资源的有效供给不充分21 世纪以来，农村的正式养老资源在质量和数量上都得到了大幅提升，然而资源的实际利用率却相对较低，存在大量无效或低效供给的供需错位问题。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可以大致归结为三个方面。第一，从供给主体上看，以政府为核心的多元主体格局尚未形成。“十四五”公共服务规划强调要确保政府承担兜底性养老服务主要供给责任的同时积极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养老服务10。然而，目前政府、市场与社会组织之间存在职责边界模糊的状况，社会资本的进入壁垒仍未破除，有效的激励机制尚未形成，再加上养老服务存在高成本、高风险与公益性并存的特征，致使社会资本参与积极性不高，养老资源的供给严重依赖政府财政补贴。第二，从供给模式上看，农村社会养老服务资源集中在以供养“三无老人”“五保老人”为主的机构上，随着这类老人逐年减少，多余的床位并没有向普通农村老年人开放，导致机构床位空置从 2010 年的 18.9%提高到 2019 年的 46.7%11。第三，从供给内容上看，养老服务以基本生活照料为主，专业化的医疗护理服务不足。截至 2021 年底，全国 60 岁以上人口有 48%来自农村，但乡镇卫生院的床位数及卫生技术人员数仅占全国的 15%和 11.4%12，这导致农村老人尤其是长期患病及失能失智老年人的医疗需求难以被满足。此外，农村养老服务在内容上缺乏创新，导致老人的康养旅游、情感疏63总第 173 期袁潇潇，沈富儿，黄靖，陈友珠：共同富裕视角下农村养老难题及应对策略导、智慧生活、继续学习等高层次或新型养老需求无法被满足。（二）农村非正式养老资源大量流失1.农村养老的非正式支持网络瓦解农村养老的非正式支持网络中蕴含着丰富的养老资源，由乡邻、宗族以及朋辈群体构成，主要依靠情感、价值观、地位、信仰等社会要素来维系。非正式支持网络把养老助老的思想和责任从“小家”扩展到“大家”，并将其上升到了乡规民约的高度，内化于村民的思想和行为中13。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非正式支持网络的结构十分稳固，能够为老年人提供大量物质和精神方面的支持，既包括对老年人日常生活和生产的帮扶，也包括老年人丧失劳动力或罹患疾病时所需的支持。然而，在城镇化、工业化、现代化浪潮的作用之下，农村的社会形态从“熟人社会”向“半熟人社会”转型，大批劳动力适龄人口外出务工导致非正式支持网络的重要主体大量流失。再加上文化开放、经济转型、社会变革削弱了老年人在传统农村社会的权威，邻里互助的乡村风气日渐式微，村民的相互关系变得陌生化和功利化，宗族文化变得逐渐淡薄，基于人情伦理规范的助老帮老失去了稳定的预期和基础，导致原来的养老非正式支持网络逐渐解体。2.农村家庭赡养功能弱化家庭养老主要依靠子女向老年人提供代际转移性的物质和精神支持来实现，明确的“哺育反馈”代际契约和互惠是我国农村地区最基本的养老模式，其具有低投入、高效、稳定的优势。然而，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城镇化的推进在一定程度上解构了传统农村家庭的养老模式。20102020 年，全国农民工的总量由 2.42 亿人增长到 2.80 亿人14，随着大量农村青壮年离乡发展以及农村出生人口数量的减少，农村家庭结构出现了空巢化、少子化现象，导致家庭养老的内部供给者越发不足。另外，随着被供养的农村老年人口平均寿命增加，其养老需求会因身体机能下降及患病概率的上升而增加，这种供养者和被供养者之间的失衡弱化了农村家庭的赡养能力。此外，随着时代的变迁，农村老年人的生活知识和生产经验不再具备独特优势，他们所掌握的经济和社会资源对子女尤其是那些选择进城发展的子女所起到的帮扶作用微乎其微，老人的家庭地位也因此出现下降，维系着传统农村家庭养老功能的“父代权威”逐渐被“子代权威”所取代。再者，在传统观念与现代思潮相互碰撞、利益关系和价值取向日益多元化的背景下，传统孝伦理被弱化，农村子女赡养父母的意愿降低，他们更重视家庭未来的发展和自身的保障，倾向于把有限的时间和资源投入子女的教育以及自己未来的养老储备中，而家庭中老人的物质和精神需求则容易被忽视15。（三）农村老年人脆弱性明显1.生理脆弱性明显农村老人自评健康状况和日常生活自理能力均比城市老人差，生理机能退化速度更快，因病失能的风险更高16。从生命历程理论的视角出发，农村老人在幼年时期容易因营养不良、生活环境卫生状况欠佳而导致健康储备不足，青壮年时期因大多从事高强度体力劳动而健康损耗较大，步入晚年后一部分老人留守农村，在青壮年人口大量流失的情况下还要继续从事农业生产并兼顾照料孙辈或配偶，还有一部分老人随子女进入城市照料孙辈或继续务工以减轻家庭负担。这样一来，从幼年开始不断累积的健康风险导致他们的生理机能在进入老年阶段后急剧下降，严重影响其生活质量。再者，农村老年人受教育程度较低，对疾病的认知水平不高，缺乏必要的医疗保健知识，健康危害行为如吸烟、饮酒、不良饮食习惯等发生率较高且聚集性明显。另外，他们的就医观念过于保守，往往因担心费用而选择“小病扛、大病挨”的做法，从而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期而导致健康状况恶化。这些情况都增加了他们的生理脆弱性，对老年生活构成威胁，从而加重各方的养老负担。2.心理脆弱性明显相较城市老人，农村老人的心理脆弱性更明显，较容易出现孤独、无助、焦虑等负面情绪，抑郁症发病率更高17。除了身体机能退化、慢性病、受教育程度低、经济压力大等因素外，农村老人因子女流动而选择留守或随迁的行为导致他们的社会网络、生活环境发生改变，这种变化所带来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也让他们面临较高的心理健康风险。留守老人容易受到“空巢综合征”的困扰，其心理脆弱性主要来自家庭网络受损。由于留守老人与子女之间的空间距离增大，代际联系也随642023 年 5 月长 沙 大 学 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