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文化演进历程：源流、现状与展望_朱铁军.pdf

江南文化演进历程：源流、现状与展望朱铁军摘要：江南文化是华夏大地极具特色的地域文化板块之一，其谱系源远流长，她从史前款款走来，活跃于当代文化舞台，并在迈向未来之路中坚定自信。江南文化之所以永葆青春，其间蕴含了丰富的文化特质和文化密码，故特梳理江南文化的历史演进、当代嬗变，展望江南文化的未来蓝图，揭示江南文化生命体中神性、武性、美性、文性、诗性、红性、惯性、智性、知性、显性、恒性、通性的文化特质基因，解读江南文化贯通长江文明、连通江海文明、融通东西文明的文化密码，进而指向江南文化哲性的终级属性，并以“月文化”来定位和诠释江南文化及其构建的文化共同体的精神内涵，以期厘清江南文化的历史脉络，展示其当下的时代使命，阐析其新征程和未来的发展轨迹，对于全方位、多维度、深层次的呈现江南文化的内在机理和外在效应，并作用其当代和未来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关键词：江南文化 长三角 演进历程 文化特质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6-434X（2023）04-0001-10论及江南，总令人想到一方人间烟火气息之外的世外桃源，杏花春雨，魂牵梦绕；谈及江南文化，总使人感到一处超乎诗与远方之上的精神家园，清新飘逸，婀娜妙曼。“江南，是中国极为重要的文化意象。江南，是中国文人士子极为向往和推崇的文化桃源，具有广博深厚而影响深远的独特文化内涵。”殊不知，江南与江南文化的历史变迁上演的是一部变脸艺术的川剧好戏，讲述的是一番一波三折的南北故事，多元文化的融通赋予了江南文化鲜活的生命、绚丽的身姿和独特的气质。时至今日，江南文化在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的深化推进中华丽转型，展露出新时代的风采，绽放出新纪元的光芒。继往开来，江南文化作为中华优秀地域文化的代表，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擘画美好未来宏伟蓝图之中，定会再次凤凰涅槃，蝶变新生，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过去，江南文化从长江走来，现在，江南文化正畅行九州，未来，江南文化可通达宇内。无论是对江南文化的溯源，还是梳理江南文化的演进历程，再是探论江南文化的当代转型以作者简介：朱铁军，安徽工程大学国际教育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安徽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区域文化研究；安徽，芜湖，241000。基金项目：2021年度安徽省社会科学创新发展研究重大课题（2021ZD009）。葛永海：地域审美视角与六朝文学之“江南”意象的历史生成，学术月刊 2016年第3期。区域历史与文化研究 001202304及未来展望，都需要明确江南的地理概念、行政概念和文化概念，对此学界已形成了多数学者认同的范围界定，将三者总结概括而言，主要分为传统江南文化区和新江南文化区和泛江南文化区三个层面。一是传统江南文化区，主要集中在江南三角洲区域，也即传统意义上的长江中下游以南的吴越地带，而其中的江南核心区，其代表性学说当属著名经济史学家李伯重的“八府一州”说，该学说溯源精准，脉络清晰，学界共识性高，除核心区之外的江南三角洲其他区域属外延或漂移地带；二是新江南文化区，其“新”主要是因长三角一体化国家战略的出台，沪苏浙皖一市三省全域纳入长三角版图，故“江南”的内涵与外延已发生了重构，新江南文化区已然形成了“立足于长三角一体化的当代 新江南 版图”；三是泛江南文化区，江南文化从历史岁月中一路走向新时代，其风华和气象万千，其影响和效应外溢，特别是在广义的江南地域，也即广大的长江中下游以南地区有着重要的一席之地，泛江南文化区也由此而来，在未来，“泛”的内涵与外延也将不断变迁，与更为广泛的地域和文化交流融通，因此，泛江南文化区不是一个泛化的或是更为广大的固定的版图和视域，而是一个不断演化渐进的概念与格局。本文所涉的溯源、现状与展望对应的也即江南地理行政文化概念的三个层次，即历史江南着眼于传统江南文化区，当代江南着眼于新江南文化区，未来江南着眼于泛江南文化区。一、江南文化演进历程之源流：长江文明的贯通与江南三角洲的沧海桑田（一）神性江南江南文化的孕育期江南文化孕育于史前，这是不争的事实，“只有以上古时代自成一体的长江文明为背景，才能找到江南文化发生的真实历史摇篮。”早在新石器时代，江南区域即已升起了文明的曙光，是华夏文明和中华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之一。距今一万年前位于钱塘江支流的上山文化已开始在江南丰沃的土地上种植水稻，创造了世界水稻种植的最早记录，此外，经考古发现推测，该文化很有可能已产生具有宗教性质的祭祀活动，因此，无论是在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上山文化已然拓展出了新天地。随后出现在今浙江杭州的跨湖桥遗址以及分布宁绍地区和杭嘉湖平原的著名的河姆渡文化与马家浜崧泽良渚文化，无论是其聚落格局，还是出土遗存，都彰显出丰富的文化形态，其中，良渚社会已逐渐为国内外考古学界达成共识，其代表了“东亚地区最早的国家社会”。除上述新石器时代重要遗址外，江南地区还星罗棋布的发现有马桥文化、北阴阳营文化、薛城文化遗存、浙江嵊州小黄山遗址等。著名考古学家严文明提出“重瓣花朵”模式，鲜明地指出“史前文化格局中江浙文化区是重要一极。”江南地域的史前文化不仅在生产技术和生活方式等物质文化层面均注重农业耕作和手工业制作，建有独特的干栏式等建筑形式，在精神文化层面亦有着重审美、尚祭 李伯重：简论“江南地区”的界定，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1991年第1期。凌金华：长三角一体化视域下“新江南文化”建构路径探析，新经济 2022年第4期。刘士林：江南与江南文化的界定与阐释，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0年2月25日，第18版。张敏：倏而来兮忽而逝远逝的良渚文化与远古文明，东亚文明 2021年第1期。吴春明：“重瓣花朵”与“多元一体”，南方文物 2013年第1期。002江南文化演进历程：源流、现状与展望祀、明等级、趋礼规等共同特性，特别是敬重神祇，“江南远古先民一向崇尚天地鬼神”，并已萌生出“天人合一”的文化观念。远于五千年的江南文明之光暗藏了层层叠叠的文明密码，也孕育了千千万万的文化因子，趋于祈祷与祭祀的江南史前先人赋予了这片土地于神性，其原始的崇拜与信仰共同构筑和奠定了神性江南。（二）武性江南江南文化的肇始期江南文化真正的滥觞期要推溯至春秋时期，此时的江南地域已孕育出了吴文化和越文化，“江南”一词亦已产生，吴越春秋 载“周元王使人赐勾践，已受命号去，还江南”。风花雪月的江南世人皆知，殊不知，发轫期的江南文化并不是精致扮相的，其周身散发出的是浓烈的霸气和武性。一方面，彼时的江南相对中原地区而言，是为蛮荒之地，春秋谷梁传 载“吴，夷狄之国，祝发文身”，因江南三江五湖，水体众多，人民常与水患斗争，与水共存，此种生存环境中培育出了“江南民众好勇外拓的文化性格”。另一方面，春秋时期，战争频仍，关于吴越楚等国之争的故事更是家喻户晓，无论是吴王夫差的破越败齐，越王勾践的卧薪尝胆，伍子胥的一夜白头，还是干将莫邪的夫妻铸剑，刺客专诸的剑刺王僚，侠士要离的刺杀庆忌，要么是千军万马、刀光剑影，要么是侠肝义胆、义薄云天，尚武精神和侠士精神表现得淋漓尽致，彼时的场景用“武功江南”一词来概括亦不为过。虽然战事连绵，但也促进了交融，吴文化和越文化本就源于史前一脉，越国灭吴后，其新都即建在吴国的故都，也即当今的苏州，故吴越二国无论谁盛谁衰，经过大规模战争的洗礼和淬炼，最终纳入楚地，仍是合二为一，水乳交融，因此，春秋时期的吴文化和越文化共同支撑起江南文化的第一次崭露头角，而初露锋芒所凭借的正是其扑面而来的霸气和武性，这一特性也一直延续至战国及秦汉之际，史记 吴王濞列传 载：“上（汉高祖）患吴、会稽轻悍”，故直至汉初，吴越之地民风仍尚勇，当年项羽亦在吴地起兵抗秦。烽火连天的岁月令大量百姓向外逃亡，其中部分民众逃至日本，使得江南文化在日本得以传播，“日本考古学界有这样的重大猜想历史悠久的中国江南文化正是弥生文化（前300年300年）的原乡。”因为弥生文化时期日本的技术文化大幅跃进，且经考古发掘的稻谷化石成分与江南稻米极为相似，故日本考古学家推测是得益于“渡来人”，即从江南等地渡来的汉人。（三）美性江南江南文化的发展期汉初主张休养生息，从民之欲，安居乐业，武性江南则逐渐开始发生转向。因天下初定，江南区域地广人稀，开发程度不高，经济不发达，甚至相较落后，虽“无千金之家，但亦无冻饿之人”，饭稻羹鱼，一派温馨田园气象。“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短短数言不仅已展现出江南的水乡景致，更烘托出江南民众欢愉劳作与生活的气氛，亦诗亦画，自然天成，美性十足。长期的治国安民，江南人口不断增加，江南土地不断开发，江南经济不断发展，温馨唯美的画卷在持续的 谢金良：江南文脉的历史传承与文化使命，人民论坛 2019年第11期。纪玲妹：水与剑：江南文化中的柔性与刚性以常州文化为例，江南时报 2020年9月27日，第4版。（西汉）司马迁著，罗文军编：史记，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503页。陈馨：古代日本纹身习俗与吴越、秦汉文化，贵州民族研究 2019年第7期。（西汉）司马迁著，罗文军编：史记，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617页。曹道衡选注：乐府诗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第23页。003202304安邦定国之中愈加舒展，美的要素得以深厚积淀，江南文化中武性的因子逐渐流逝，美性的成分占据主导，即使东汉后期北方风雨飘摇，战事又起，然江南一地仍较为安定，成为当时的世外桃源，故权贵纷纷举族南迁，江南经济快速飞跃。经济的加持使得原本恬淡的江南变得富足和兴盛，小美成为大美。至三国时期，东吴属地相较太平，且东吴政权十分注重对江南的开发，在农业、手工业以及城建、水利、交通领域多管齐下，江南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反之，“东吴政权的稳固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江南经济在汉时的发展。”在东吴长达六十年的改造开发之下，江南由荒凉之地成为柔美之乡，东吴、西晋之交的名将周处在其所著 风土记 中记载了其家乡江南一隅（今江苏宜兴）赏心悦目的秀美景象：“春序正中，百花竞放，乃游赏之时，花朝月夕，世所常言”。“正是在东吴时期这一全方位的转变中，使东晋以后的江南美学之花绚丽开放，特别是在唐宋之后，让江南成为全国文化最先进的地方，并让江南美学蔚为大观。”可以说，汉至东吴，江南地域不仅经济得以突飞猛进，更为重要的是江南文化的内涵与属性发生了重大转向，后世所识的江南之秀与江南之美均由其奠定，此外，江南文化的影响和地位更是大幅提升，江南文化由此走向了美益求美之路。（四）文性江南江南文化的融合期在世人印象中，江南文人是风流倜傥和风华绝代的。中国地域文化中，崇文重教的特性较常有之，齐鲁文化虽因诞生出孔子而成为华夏文化代表，但江南文化亦文人荟萃，英才辈出，且江南文化的文性气质更有其独到之处，“江南文化中还有一种最大限度地超越了儒家实用理性，代表着生命最高理想的审美自由精神，这甚至超越了 讽诵之声不绝 的齐鲁文化，把中国文化精神提升到一个新境界。”之所以如此，其因是晋至宋，江南至少历经了四次大融合。王莽时期和汉末的社会动荡给江南带来了技术和人口红利，江南也迎来了快速发展的窗口期，此后，在中原一次又一次的战乱中，江南始终成为避难之所，经济、文化甚至是政治中心逐渐向江南转移，江南的文性精神也愈来愈浓郁。第一次是西晋末年，五胡乱华，致使东晋抛却旧都洛阳，定都建康（今江苏省南京市），名门望族、大批饱读诗书之人以及经史典籍均随之而来，史称“衣冠南渡”。第二次是南北朝时期，南北对峙，朝代更迭频繁，中原人口持续南下，江南经济几乎已与中原势均，如南朝宋时已在乌程（今浙江湖州）和会稽（今浙江绍兴）修塘溉田，南朝梁时“江湖诸州并得休息。开田六千顷，二年之后，仓廪充实”，可以说南朝政府支出的主要来源是“三吴”（吴郡、吴兴、会稽），“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随着“江南经济的野蛮生长，滋养出江南一带耕读传家、学问立身、经世致用的人文特质”，江南文学艺术等领域成就日益精进。第三次是隋唐至五代，隋唐实现了南北统一，大运河的南北贯通为北人向往南方的秀美山水而南游提供了必要条件和便利，不同的是，此番南行并不是因战乱所迫，而是自觉自愿，因此形成的南北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