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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吐鲁番文书所见“侧书”义证李慧国东南大学艺术学院河西学院美术学院摘要：敦煌吐鲁番文书的两则学郎诗抄中出现“侧书”一词，学界诸家就其义众说纷纭，有“札书”误写说、“册书”同音说、侧姿说、结体说、写胡语说、握卷写说、反左书说等，但都莫衷一是，不足确证。本文从侧书诗的字面本义、情感语境及敦煌吐鲁番文书学郎诗抄的整体面貌和唐代寺学教育的特点进行探究，认为“侧书”一词的所指应当是书于学郎抄本的“侧批”。这些常见的“侧书”不仅反映了学郎们普遍具有畏难心理，同时也体现了唐五代敦煌吐鲁番寺学教育中学郎抄经之艰辛。关键词：敦煌吐鲁番文书学郎诗抄侧书侧批寺学敦煌与吐鲁番文书中有两件纸本学郎写卷非常特别，一件是法藏敦煌文书 开蒙要训抄本（见图，简称“开蒙抄本”），另外一件是 年在吐鲁番阿斯塔那 号墓中出土的论语郑氏注抄本（见图，简称“论语抄本”）。前者横长 厘米、宽 厘米，卷尾有“三界寺学士郎张彦宗写记”款识，其年代约在晚唐五代。后者横长 厘米、宽 厘米，卷尾有“开觉寺学景龙四年五月西州高昌县宁昌乡厚风里义学生卜天寿年十二状”款识，可知此抄本为十二岁的义学生卜天寿所书，时间为唐景龙四年（）。此二抄本皆为唐五代时期敦煌、吐鲁番地区学郎抄写的童蒙读物及儒学经典，学郎们在抄习之余也留下了随心而作、顺手抄誊的诗篇，这些格调诙谐轻松的诗歌被称为“学郎诗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唐宋画学思想变迁研究”（）阶段性成果。唐代敦煌寺学的学生自称“学士郎”“学仕郎”，或省称“学郎”，又称“学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吐鲁番阿斯塔那 号墓发掘简报（文物 年第期）一文称该墓发现于 年，县文物保管所及时组织人员进行了发掘清理；另据郭沫若卜天寿论语抄本后的诗词杂录（考古 年第期）一文，抄本出土于 年。本文采信发掘简报中的年代。据李正宇先生为敦煌学大辞典撰写的“三界寺”词条记载：“唐宋敦煌僧寺。遗书中又简称界。寺址待考。吐蕃统治时期庚子年（）左右初见其名（）。北宋天禧三年（）犹存（天禧塔记）。唐末有僧、沙弥二十二人（背）。”李翎认为张彦宗为归义军时期张、曹时代三界寺的学士郎。参见李翎：佛画与功德，法音 年第期。敦煌吐鲁番文书所见“侧书”义证 书 书 书图法藏敦煌文书开蒙要训抄本（犘 ）图吐鲁番出土景龙四年论语郑氏注抄本 抄”。“这些文字虽然是信手涂鸦，但情感质朴纯真，尽管书迹稚嫩草率，但其中反映的问题却与当时的书法教育以及社会有关。”敦煌张彦宗开蒙抄本卷尾有两则诗抄（见图）：其一竖行抄写“闻道侧书是实难，侧书须立侧，还须侧立看”，字形略大；其二位左，斜行抄写“闻道侧书难，侧书实是难。侧书须侧立，还须侧”，笔画纤细，字形略小。吐鲁番卜天寿论语抄本卷尾抄录十二月三台词一段及五言诗六首（见图），其中有一首为“他道侧书易，我道侧书。侧书还侧读，还须侧眼”。图敦煌张彦宗开蒙抄本卷末闻道侧书难诗图吐鲁番卜天寿论语抄本卷末他道侧书易诗对比两件文书中的侧书诗，不难看出二者有着高度的相似性，书者身分也都是寺学学郎，仅在抄写时间上有所差异：吐鲁番抄本写于唐景龙四年，而敦煌抄本约写于晚唐五代，较吐鲁番抄本晚了百余年。由此可知，这是一首唐五代时期广泛传抄，流行于敦煌、吐鲁番地区寺学学郎间的抒怀诗。诗文内容通俗直白，只是其中“侧书”一词所指何义，未有确解。自 世纪 年代以来，多有学者考其本义，但都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一、诸家观点其一，“札书”误写说。此说由郭沫若于 年提出，他是最早关注吐鲁番抄本侧书马国俊：敦煌书法艺术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年，第 页。图中方框为笔者所加，便于辨识两件文书中的侧书诗。张彦宗为敦煌三界寺学士郎，卜天寿为高昌县开觉寺义学生。敦煌吐鲁番文书所见“侧书”义证 诗的学者，认为诗中五个“侧”字疑是“札”字的误写，并将此诗的大意解释为：“有人说从书本上札要抄录是容易事，其实不容易；因为你要札要抄录总要札出句读来，而且还要有札录的眼识。”龙晦认为：“侧校作札于音变通转无据，札在广韵黠部，侧八切，黠部是删部的入声部；侧在广韵职部，阻力切，职部是蒸部的入声部。删 蒸两部不通转，因此它们的入声部黠 职两部也不互相通转，特别是在那样早的时期，更无通转之例。而且札读 札眼看都很难讲得过去。”“侧”“札”二字字形迥异，字音亦有所不同，误写的可能极小。另外，在敦煌抄本中该诗不仅有“侧书”，还有“侧立”一词。若依郭氏观点亦将其校作“札立”，则解释不通。其二，“册书”同音说。钱锺书对郭沫若“札书”误写说也不认同，他认为侧书诗中的“侧”字应当是另有同音字，但又不得确诂，甚为疑惑：“（卜天寿）侧字不解为音同之何字。”黄幼莲依照闽南诗山方音将“侧书”释为“册（策）书”。黄氏称：“依闽南方言，侧与册、策同音。书，方言叫册（或写作策）。”并认为吐鲁番抄本侧书诗的末句当是“现须册眼开”，闽南方言中“册眼开”意为人聪明，书读得进去。首先，“侧”较“册”笔画繁琐，学郎诗抄中避简就繁不合常理。其次，即便侧书诗中“侧”为“册”或“策”的同音异写，其义为书，那么“侧书”“侧读”该作何解？敦煌抄本中的“侧立”“侧立看”又当作何解？由是，笔者认为黄氏此说不确。其三，侧姿说。早在 年龙晦反驳郭沫若“札书”误写说的同时，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我觉得侧字并没有错，卜天寿这个小孩子可能如郭沫若同志所说，比较调皮，字虽写得好，可能姿势不正，甚至有侧起写字的习惯。所以他说：你说侧起写容易吗？我说侧起写可不容易啊！侧起写还要侧起读，还要你侧起看呢？”伊葆力也认为“侧书”一词作“侧身书写”解释最恰当，“因为此种写法看起来易，似乎仅限于书写姿势的改变，不算太另类。但说难也难，由于书写角度的偏离，手与书写对象的距离拉大，需要悬肘方能自由挥笔，所以侧写要比常规写法难很多，且需要一定的书法和功底。”且不论古代官学与私学中先生对学郎书写仪态要求颇严，即使侧身书写的文字，为何还须侧读、侧眼看、侧立看呢？此外，倘使比较调皮的学郎有侧起写字的习惯，但在敦煌、吐鲁番广大地区的寺学中，以此为话题的诗歌又怎会广为传抄呢？由此可见，龙氏此说亦不足为信。其四，结体说。世纪 年代中期，沃兴华等人又从敦煌书法结体风格的视角探讨参见郭沫若：卜天寿论语抄本后的诗词杂录，考古 年第期；该文亦收录于氏著出土文物二三事，北京：人民出版社，年，第页。郭沫若：卜天寿论语抄本后的诗词杂录，出土文物二三事，第页。龙晦：卜天寿论语抄本后的诗词杂录研究和校释，考古 年第期，第 页。陈尚君：钱先生对拙辑全唐诗续拾批评的启示，东方早报上海书评 年月日。指福建南安诗山话，南安诗山与泉州、晋江一带方言的声、韵、调较一致。黄幼莲：敦煌吐鲁番文献词语校释，杭州师范学院学报 年第期，第 页。龙晦：卜天寿论语抄本后的诗词杂录研究和校释，考古 年第期，第 页。伊葆力：横看成岭侧成峰 叶英挺侧书艺术，东方收藏 年第期，第 页。“侧书”之义，认为其与敦煌遗书中特殊的结体风格有关。“作者企图用诗歌形式表达一种书法上的侧书观点。闻道侧书难，说明侧书是当时大家所关心的热门话题。作者在诗中认为侧书确实难，它的特征是须侧立，侧立可能讲结体，尚书洪范 无反无侧，侧的意思是不正，须侧立就是说结体必须有欹侧变化，也就是后来米芾和董其昌等人所说的字不作正局。从这条材料，我们可以看出古代敦煌书法家在结体造型上是反对平正，主张欹侧变化的。”郑汝中也持相同的观点，他认为：“这就是一种美学观点，侧就是欹斜、不正。总结出写字需要有正欹的变化、对比。反对平正呆板。”假使侧书诗是一首流行于民间的书论诗，若“侧立”是讲欹斜结体，那为何还须“侧立看”呢？另外，从书法美学的角度将结体说引入吐鲁番抄本侧书诗中，似乎也有矛盾费解之处：既然“侧书”追求的是结体上正欹变化、对比的观赏美感，再以“侧读”“侧眼看”的方式观之，岂不皆复归平正呆板，美感全无？可见此说亦不合情理。其五，写胡语说。世纪以来，最先对“侧书”一词重作考释的是柴剑虹先生。他在第三届吐鲁番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宣读的论文称：“所谓侧读 侧眼 侧立，显然并非单纯的写字、阅读姿势，而涉及某种书写方式。我于是联想到敦煌、吐鲁番写卷中不仅有许多的胡语写本，也有不少的胡汉双语（乃至多语）写本。因为古代书写汉字的习惯是从右到左竖写，而作为拼音文字的古藏文、梵文等则是从左到右横写，如果在同一张纸上既写汉文又写藏文、梵文，就必须在转换时将身体或纸张横过来书写，即是侧书；阅读时也得侧立侧眼 侧读。这对于张彦宗、卜天寿这样的汉人学童来讲，当然不是件容易的事，故有实是难之叹。”柴氏“写胡语”一说令人耳目一新，但若细究亦觉有不合情理之处。首先，敦煌吐鲁番文书中常见的粟特文、回鹘文多为竖写，柴氏所例证的“胡语”主要是指藏文、梵文，并认为：“我们知道吐蕃占领敦煌时期推行汉语同时使用藏语言文字，后来的归义军时期仍双语并行，所以在当时的学校教学中开展双语教学是很普遍的事。”但是，历史上吐蕃对敦煌地区实行军事统治是在公元 年间，而于唐景龙四年（）就已抄写侧书诗的卜天寿所在的吐鲁番地区又是如何推行汉藏双语教学的呢？其次，就抄录侧书诗的这两件抄本中并未发现有所谓的“胡语侧书”现象，没有任何证据能说明抄书人张彦宗、卜天寿系接受了双语教学能写“胡语”的学郎。检阅敦煌文书中三界寺学郎的抄本共有七件，内容多为孝经等儒学经典，亦皆为汉文书就，未见任何胡语文字。因此，当时学校中普遍开展双语沃兴华：敦煌书法艺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年，第 页。郑汝中：唐代书法艺术与敦煌写卷，敦煌研究 年第期，第 页。柴剑虹：吐鲁番的学童读本与“侧书”重读吐鲁番所出“卜天寿抄本”札记，吐鲁番学研究：第三届吐鲁番学暨欧亚游牧民族的起源与迁徙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年，第 页。柴剑虹：吐鲁番的学童读本与“侧书”重读吐鲁番所出“卜天寿抄本”札记，吐鲁番学研究：第三届吐鲁番学暨欧亚游牧民族的起源与迁徙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 页。卷号为：、，抄写者为三界寺学士郎张英俊、曹元深、张彦宗、张富、梁流庆等人。敦煌吐鲁番文书所见“侧书”义证 乃至多语教学与抄写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从侧书诗的语境来看它是一首抒怀诗，若学郎们为“写胡语”而感叹其难，而抄本中却又找不到学郎们书写胡语的影子，岂不令人费解质疑？最后，即使从左到右横写的胡语和从右到左竖写的汉语同出一纸，书写或阅读时仅需将纸张方向调转即可，也无须“侧立”“侧读”“侧眼看”。由此看来，柴氏此说亦无法令人信服。其六，握卷写说。马怡从中国历代书法执笔和书写姿势的视觉图像材料展开讨论，于 年对“侧书”一词提出了新的解读观点。她认为：“握卷写是以一手握持纸卷，另一手从旁运笔；纸卷是渐次打开的，展露的书写面较窄，偏在一侧；在书写过程中，由于不使用承具，写毕部分的纸卷会向右侧下垂，故阅读、查看时须侧头、侧眼，正如诗中所说侧书还侧读，还须侧眼看。再者，当握卷写时，纸卷不像伏纸写时那样被摊开平放在承具上，而是被侧立起来握在手中，阅读、查看时亦如此，正如诗中所说侧书须侧立，还须侧立看 总之，敦煌学郎诗的所属时代、诗中所见侧书的具体情形及其命运等，都显示出侧书当可与握卷写相合。因此，敦煌学郎诗中的侧书，大概就是指正处于纸时代中期而渐近衰废的书写姿势握卷写。”首先，不论“握卷写”抑或是“伏纸写”，在阅读、查看时都会按常理拉伸纸卷、舒展卷面以方便阅读，何至于反常地侧头、侧眼、侧读呢？其次，既然“侧书”为“握卷写”之义，为何不直接称呼为“握书”“举书”或“立书”，而采用了其义甚远的“侧书”呢？再次，马文中所例举的莫高窟 窟北壁中唐时期的壁画中展示的正是敦煌学郎“伏纸写”的书写姿势（见图）。同样，在莫高窟 窟东壁晚唐壁画中也能清晰地看到学堂中学郎们“伏纸写”的书写姿势（见图）。由此可见，中晚唐时期敦煌地区的各式学堂中，学郎间普遍较流行的是“伏纸写”的书写方式，似不会对陌生的“握卷写”发出“侧书难”的强烈感叹。因此，马氏此说亦未免牵强。图莫高窟 窟北壁局部图莫高窟 窟东壁局部其七，反左书说。最近的观点是由彭砺志于 年提出的“反左书”说。他从训诂学中“侧”“反”同义互训的角度出发，结合南梁庾元威论书记载的“反左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