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黄蜀芹版《啼笑因缘》对原著的时代性改编.pdf

第 卷第期 年月沧州师范学院学报 ，论黄蜀芹版 啼笑因缘 对原著的时代性改编周维（安徽大学 文学院，安徽 合肥 ）摘要：世纪之初，黄蜀芹导演立足新的时代特征，对张恨水小说 啼笑因缘 进行了影视改编。啼笑因缘 小说在人物形象、主题呈现与叙事手法上忠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时代特征，符合当时群众的审美需求。黄蜀芹改编版的电视剧在人物形象、主题情节上对原著做了时代性修改，突出爱情主题，美化人物形象，显示出电视剧娱乐大众与劝人向善的社会功效，符合新世纪观众的审美习惯，但也削弱了原著中的部分思想性。改编剧应适应媒介与时代的变化，与原著建立一种良性互动关系，在时代性的基础上追求还原性，同时影视界在改编小说的同时也应将目光投向当代，挖掘当代优质小说。关键词：啼笑因缘；影视改编；时代性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自通俗文学进入研究领域以来，张恨水的作品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啼笑因缘 作为张恨水的标志性作品，发表之初就在文坛引起强烈反响，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该小说已经远远超出了普通言情小说的范畴，成为以爱情故事串联起的整个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社会生活写照，不论是情节还是人物都充满时代性特征。世纪以来，张恨水的作品依然备受瞩目，尤其是受到影视界的青睐。在市场与文化的双重选择下，黄蜀芹导演将 啼笑因缘 改编为电视剧。对电视剧的改编进行研究，能够向读者呈现 世纪审美期待与 世纪张恨水的文化观念之间的碰撞，厘清改编剧与原著小说之间的关系，以及改编时的时代特征与成书时的时代特征之间的关系，也有利于促进张恨水通俗小说在新时代的传播与再阅读。同时，张恨水小说的传播跨越了时空与媒介，在 世纪依然焕发生机，这对 世纪通俗小说的现代传播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一、啼笑因缘 小说的时代性体现 啼笑因缘 小说连载时，一度在读者中引发轰动，据严独鹤先生回忆，读者对于 啼笑因缘 的喜爱已经达到了迷恋的程度，一时文坛中竟有“啼笑因缘迷”的口号。而对于写作者张恨水来说，则是“有意识地试图赶上文学潮流的演变，并努力使自己的作品成为文学新潮中的前行者。”（）因而在 啼笑因缘 小说中，不论是内容还是表达，都具有浓厚的时代性特征。（一）人物形象的时代烙印张恨水曾说，“到我写 啼笑因缘 时，我就有了写小说必须赶上时代的想法。”“五四运动”以后，反封建思想得到传播，平民精神得到张扬，传统才子佳人模式的言情小说因为主人公与普通民众的距离太远而渐渐失去市场。张恨水在写作 啼笑因缘 时以普通民众代替才子佳人，使鼓书艺人成为小说主角，顺应了追求平等自由的时代潮流。啼笑因缘采取了“一男三女”的人物设置，将父母包办式的婚姻变为青年人的自由选择，在对人物进行刻画的过程中，张恨水十分注意人物的出身、性格等因素与时代特征的结合，进而使人物形象更加立体真实。樊家树作为小说的男主人公，展现出了“典型的五四青年的恋爱腔调”（），即以居高临下的姿态追求爱情。樊家树在小说中是一个青年知识分子形象，他接受了现代思想的洗礼，能够破除门第之见，宣扬平等自由，然而，他骨子里仍然留有传统的男权收稿日期：基金项目：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当代文学与民族文化遗产问题研究”，编号：。作者简介：周维（），女，安徽合肥人，安徽大学文学院 级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想。小说中，樊家树送凤喜去学堂上学，并非是他希望凤喜能够学到什么知识，而是他觉得凤喜“出在这唱大鼓的人家，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温柔之中，总不免有些放荡的样子”。因此，他希望可以改造凤喜，让凤喜身上也有点“文明气象”。在女性主义视野中，樊家树想让沈凤喜读书，沾染文明气象，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将男性的审美理想强加在女性身上”，把她们降低为男性的附属品，进而满足了父权文化机制对女性的期待和幻想。虽然这一部分的描绘在小说中着墨很少，但正是这寥寥几笔的心理活动最能凸显樊家树作为五四青年的时代烙印，他对于爱情的付出，更多的是为了创造出一个理想中的爱人。这些描写将樊家树平等主义包裹下的女性蔑视展现了出来，也将进步思想在旧时代传播的艰难性呈现在读者面前。追求平等自由是人物性格使然，而男权思想支配下的居高临下的恋爱姿态则是时代症候。张恨水曾言：“我的思想，时有变迁，至少我是个不肯和时代思潮脱节的人。”（）在小说创作过程中，他也的确做到了不脱节于时代。作为较早关注现代女性的一批作家，张恨水的作品中充满对现代女性的赞美。但他所推崇的女性却也并不是全盘西化的女性，张恨水认为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应当来个否定之否定，恢复我们的文化自尊心。”他在赞美现代女性的同时，也割舍不了内心对于传统女性之美的眷恋。同时，张恨水的思想中又有着佛家遁世的因素，他曾自言“至三十岁以来，则饱受社会人士教训，但愿一杖一盂，作一游方和尚而已。”这些思想彼此交织并外化于小说，因此在 啼笑因缘 中，现代性气息不足的沈凤喜与关秀姑没有收获爱情，前期过度现代化的何丽娜也没有收获爱情，反而是在何丽娜修身养性、兼具现代性与禅意之后，才与樊家树修成正果。沈凤喜代表着东方文化，她身上的时代烙印体现为对物质的执着追求。她出身贫寒，体贴多情，对金钱有强大的欲望。可以说在小说中，沈凤喜的虚荣是造成樊沈爱情悲剧的直接原因。然而在那样的时代，社会不能为下层百姓的物质生活提供保障，温柔美丽、天资聪颖的沈凤喜只能以卖唱为生，挣扎在生存的边缘，这种情况下，沈凤喜在面对强大的物质诱惑时做出向金钱妥协的选择，从人性层面上也就可以为读者理解和接受了。同时，沈凤喜作为小说中着墨最多的女性人物，她在爱情中的抉择也体现出了张恨水在创作 啼笑因缘 时对时代精神的追求。五四时期，鲁迅的 伤逝 娜拉走后怎样 等文章都否定了五四青年不切实际的爱情幻想，人们开始关注爱情中的物质因素。小说中沈凤喜这一人物对于金钱的追求并非其个人过错，而是一种时代价值的体现，“从物质生活的实际利益的角度调整自己的婚恋方向，经济砝码在感情的天平上显得格外沉重。这些人不是不懂感情和生活趣味，而是发现和懂得了比爱情更重要的东西。”沈凤喜在爱情中对于物质的追求让 啼笑因缘 跟上了文学作品批判纯粹爱情的时代潮流，何丽娜身上的时代烙印则表现为浮于表面的西化与现代性追求。原本何丽娜过着西洋做派的生活，有着挥霍无度的生活习惯，而当她知道樊家树喜欢的是传统东方女性时，彻底颠覆自我，放弃自己原本的爱好和习惯，一味地去迎合樊家树的喜好。何丽娜出身高贵，受到新潮的西方思想文化的影响，身上颇有些新时代独立女性的意味，然而，她的西化却有着明显的时代局限性，表面上看她追求现代性的穿着与交际方式，实际上她对于西方文化的接受是不彻底的，因而面对爱情时，她对于生活的那份独立与自我不再能够得以维持，人格渐渐屈从于追随男性的传统文化。张恨水对过度追求表面西化的行为进行批判，却为隐居西山，回归平淡生活的何丽娜安排了圆满的结局，可见张恨水在追求一种兼具现代性与传统美的女性现代化道路。三个女性角色中，关秀姑是樊家树爱情世界最边缘的存在。啼笑因缘 发表的 年，武侠小说盛极一时，张恨水曾说：“报社方面根据一贯的作风，怕我这里没有豪侠人物，会对读者减少吸引力，再三地请我写两位侠客。”（）于是，小说中有了关氏父女和武侠情节，这也成为了张恨水所说的“写小说必须赶上时代”的例证。作为侠文化的代言人，读者对于“侠”的崇拜心理很容易催生出对关秀姑这一人物的认同感。小说中关秀姑的生命张力体现在其作为“侠”的惩奸除恶上，例如在与刘将军的周旋中，关秀姑的胆略与智慧显露无遗，然而在爱情面前，她则显得异常缄默，对樊家树的爱意停留在单恋与幻想层面，时代对于“侠”勇敢智慧的要求与对于女性克己复礼的要求集中体现在了关秀姑这一人物的身上。（二）主题与表达的时代性特征在主题的表达上，有学者用“言情”来概括张恨水小说的文化策略，如 春明外史 是黑幕言情，金粉世家 是豪门言情，“啼笑因缘 的 配方 最为成功，有准豪门人物何丽娜、陶伯和、刘德柱，平民化的知识分子樊家树，贫苦人家沈凤喜一家，豪侠之士关寿峰、关秀姑父女等。”同时，在对刘德柱等军阀的描写中，也牵涉政治与官场的诸多内容，故而从小说来看，至少有“武侠政治豪门市民言情”等五个主题指向，并且每个主题都在小说中得到了很好的诠释。在这诸多主题中，爱情主题与武侠主题最能体现张恨水“写小说必须跟上时代”的想法。“五四”之后的十年里，文学界对于爱情的描写潮流发生改变，先是反对父母包办式的婚姻，追求自由恋爱，随后而来的是描写年轻人在自由恋爱中产生的迷惘与困惑。啼笑因缘 采用三女一男的多角恋模式，在自由恋爱的氛围下，男主角在三位女性中进行艰难抉择，这种自由恋爱中的纠葛与迷惘，使 啼笑因缘 顺应了“五四”之后文学演进的步伐，并成为这一文学新潮中的弄潮儿。与此同时，张恨水也跟上了“五四”之后盛行的“革命恋爱”的文学潮流，小说中的革命因素表现在对于除暴安良的武侠情节的描写。小说中阶级矛盾尖锐，军阀利用权势欺压百姓，成为革命的对象。关氏父女作为“侠”的化身与军阀周旋，最终在“山寺锄奸”一章中诛杀刘德柱，完成革命任务，在这过程中，关秀姑对樊家树暗生情愫，将革命与恋爱相结合。小说中的这些主题，与张恨水创作时的时代特征相契合，又顺应“五四”之后文学的发展趋势，使 啼笑因缘成为文学新潮中的前行者。同时，小说中的人物分处不同的阶级，情节的发展将他们彼此联系，也形成了不同阶级之间的对话与碰撞，这些人物与阶级间的关系网使 啼笑因缘 的叙事范围远远超出了一般通俗小说，构成了包罗万象的宏大叙事空间。例如三个女性人物虽然分属不同阶级，但彼此之间又有着紧密的联系，“深入考察，可见何丽娜、关秀姑与沈凤喜实则为一人三面。”沈凤喜与何丽娜相似的长相、与关秀姑相同的阶级以及何丽娜与关秀姑相似的独立性格等将三个女性联系起来，也是将上层阶级与下层阶级、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相联系。张恨水以宏大的叙事姿态将 世纪二三十年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融入小说，使小说在主题、内容上与写作时的时代特征相呼应。而从小说的表达层面来看，扑面而来的画面感使一个个人物一桩桩事件跃然纸上。在 啼笑因缘当中，张恨水十分注重语言表达的直观性与真实性，采用生活起居式的手法来描绘人物，并多处运用环境描写、细节刻画、心理独白等手法，力求将文字背后的画面呈现在读者眼前。正如严独鹤先生所说，啼笑因缘 的描写能够“在小动作中传神”，小说常常运用“特写镜头”的写法，如第三回沈凤喜在经济上有求于樊家树但又不好开口时，动作上表现为低着头数着砖走路；再如第六回关秀姑得知樊家树对沈凤喜的感情后，再见樊家树时用剪指甲这一行动来表示对樊家树的不关心，也是对自己情感的一种克制。这些细微之处的动作描写，将人物的性格、心境等清晰地呈现在读者眼前。小说发表于 年，发表时间距新文化运动已有十余年之久，白话文写作早已深入人心，张恨水运用白话文的同时力求语言生动传神，符合当时读者的阅读习惯。二、黄蜀芹版 啼笑因缘 的时代性改编电视剧与小说传播媒介不同，内容自然也有所不同。“当一部文学作品被转变成电影，它不仅仅是通过摄影机、剪辑、表演、布景和音乐把原作做相对应的变形，而且是根据独特的电影法则和惯例、文化的表意元素，以及根据制片人和导演的理解做相对应的转化。”黄蜀芹版本的 啼笑因缘 拍摄于新世纪，与小说成文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相去甚远，受众群体也存在较大差异，因而对原著所反映的 世纪三十年代的时代性有所削减，同时注入了新世纪的时代特征。（一）情节与主题迎合新世纪审美期待 世纪以来，随着社会的转型，人们关注的重心从政治生活领域转移到日常生活领域，电视剧确立了日常生活叙事立场，这带来了电视剧“价值立场与审美理念的逆转，电视剧卸下了沉重的政治和教化功能，回到日常生活世界，以平民本位的立场关怀现世，并通过对于日常生活与家长里短的描写表征自我的存在和价值。”当 啼笑因缘 被改编为电视剧后，为了迎合观众对于日常生活的审美期待，淡化了诸如武侠、豪门、政治等主题指向，着重刻画家庭伦理与世俗情感。从 万字的小说，变为 集的电视连续剧，故事情节上的变化在所难免。小说以樊家树逛天桥邂逅沈凤喜为开篇，而黄蜀芹版电视剧则是以一场惊险刺激的行刺案为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