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两个结合”的逻辑起点_罗本琦.pdf

书书书第 卷 第期 年月滁 州 学 院 学 报 论“两个结合”的逻辑起点罗本琦摘要：辛亥革命的失败迫使 世纪的中国人继续面对“社会革命”和“文化革命”双重使命，但 世纪的中国革命不可能沿着既往的道路继续前行，时代呼唤新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点亮了 世纪中国革命的希望，因为正是马克思主义适时地正确地回应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和中国革命的时代呼唤。但是，时代的呼唤与理论对时代呼唤的回应，只意味着理论与满足需要的实践之间有了结合的可能，“可能”能否成为现实则取决实践主体的智慧与担当，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决定了她从诞生之日起就必须担当起社会革命和文化革命的双重使命，从而成为“两个结合”的实践主体。中国革命对新的科学理论的呼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担当，三者有机统一，成为“两个结合”的逻辑起点。关键词：两个结合；中国革命；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逻辑起点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作者简介：罗本琦，安庆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国政治文化与政治发展（安徽 安庆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政治文化的嬗变研究”（）收稿日期：“两个结合”指“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 实 际 相 结 合、同 中 华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相 结合”，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重要论断。“两个结合”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基本内涵和历史进程的高度概括，而合力启动这一伟大历史进程的，是中国革命的时代呼唤，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担当，三方面的统一就是“两个结合”的逻辑起点。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深入考察“两个结合”逻辑起点，研究其背后的原因，对于理顺“两个结合”的逻辑，总结历史经验，推进新时代“两个结合”的实践，有着重要意义。一、社会革命和文化革命的时代呼唤中国自秦汉以降，经济政治社会文化高度耦合，一脉相承，即使是周期性的王朝更替和农民起义，也不曾影响到体制与文化的传承。鸦片战争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一发展态势，西方人凭借坚船利炮将这个古老的帝国裹挟到世界历史的潮流中，使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此，“革命”与中华民族的兴衰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因为只有社会革命才能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命运，开创一个全新的中国；只有文化革命才能荡涤几千年积淀的古老文化，重新塑造一个朝气蓬勃的新文化。革命的实践需要革命的理论指导，鸦片战争后，初步觉醒的精英们意识到国家和民族面临的危险时，也开始认识到传统文化的局限，开始寻求新的理论来指导社会的变革。“正是这种强烈的需要，激励着一批批仁人志士奋不顾身地寻求真理。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近代西方思潮纷纷涌入中国，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撞击，形成五光十色的思潮相互交织的局面。于是，产生了 经世致用、三民主义 等以改变中国命运为直接目的的理论或思想，并在这些进步理论或思想指导下掀起了 师夷之长以制夷 的洋务运动和试图通过制度改革挽救危局的维新变法，以及 世纪末 世纪初的民族民主革命。”毛泽东把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期间中国人民为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付出的一切努力，归纳为旧民主主义革命，辛亥革命则是这场持续半个世纪的旧民主革命的高潮。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共和政体，使全方位改造旧世界成为可能。因此，辛亥革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的实际影响也决不局限于政治体制的变革。正如有学者评价辛亥革命时所说：“推翻君主专制制度，建立共和政体，它的意义不只是政治制度上的一大进步，而且牵动着整个社会以至思想文化等方面。”但辛亥革命终究是一场失败的革命，因为革命后的中国仍然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第一，辛亥革命后建立了“共和”政体，但没有实现国家的真正独立，没有摘掉中国人头上的“半殖民地”的帽子。革命后的中国，其政治经济乃至于文化，仍受到帝国主义列强的制约，从袁世凯到蒋介石，每一个曾经活跃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军政大佬的背后，无不有着帝国主义列强的影子。第二，革命建立起来的“共和”政体徒具形式，而且十分不稳定。革命所得，唯有“共和”之名，没有“共和”之实，即便是形式上的“共和”也难免受到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的冲击。一言以蔽之，辛亥革命没有实现“社会革命”的目标。孙中山本人也在著名的遗言中感叹：“革命尚未成功”。第三，辛亥革命没有摧毁封建意识形态，更没有适时地开展“文化革命”。辛亥革命后没有形成支撑新的政治体系的政治文化，更没有随着新的政治体制的建立在社会层面普遍地移风易俗。封建意识形态仍然统治着中国，宗法思想及其一整套的“规矩”仍然支配着整个社会。辛亥革命后，曾有革命党人如是说：民国代清之后，“中国的国门，只换了一块招牌，思想风俗一切全没有改”。陈独秀先生也曾无奈地说：大多数的中国人口头上不反对共和制度，但他们脑子里装的都是封建帝制时代的旧思想，只不过因为胆小，不敢堂堂正正地说出来。陈独秀甚至一针见血地指出：袁世凯复辟帝制后，那些反对帝制的人们之中，一大半并不是真正地反对帝制，而仅仅是反对袁世凯当皇帝，他们针对的是特定的人，而不是制度。如果我们把视野放到整个社会，投向广大的民间，还会发现：孕育了几千年的宗法礼教，更是如鲁迅先生在 狂人日记 中刻画的那样，照旧吃人。对传统文化缺乏理性的深刻的检讨，没有建构新文化的行动，是鸦片战争后以救亡为主旨、以制度革命为主要目标的民主革命的共同特征，也是变革或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鸦片战争后，的确有少数中国精英开始反思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也认识到传统文化的不足，以康有为为代表的维新派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正是基于这一认识才努力引进西方制度文化。但是，反观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的历史，中国的精英们从一开始就没有把传统文化尤其是没有把封建意识形态作为关注的重点，更谈不上对传统文化进行理性的反思与深刻的检讨。精英阶层的觉醒主要表现为对殖民者的警惕，对民族危亡的焦虑和对变革的期盼。在“怎么办”的问题上，他们始终没有摆脱“中体西用”窠臼。从洋务运动到维新变法，几乎所有的改革都是在“中体西用”的原则下进行，以不改变封建秩序为前提。洋务运动的初衷仅限于引进西方的“坚船利炮”，学习西方的军事技术，后来扩展到近代工业技术和工业设备，至于中国既有的政治、文化甚至经济，是不敢有丝毫触动的。即便如此，还要受到朝野强大的保守势力的阻挠。维新变法无疑前进了一大步，他们把变革的空间拓展到政治体制与教育等领域，开秦汉以来政治体制改革之先河。但是，维新变法也没有触动传统文化之根本，没有也不敢触及帝制以及传统伦理的深层次问题。孙中山先生自 年中法战争后就萌发“倾覆清廷、创建民国之志”，且毕生致力于制度革命，于文化革命则有所忽略。而且，在很长时间内，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人是把推翻帝制与恢复汉人政权联系在一起的，他的“共和”思想直到辛亥革命成功后才彻底摆脱大汉族主义嫌疑，至于深刻检讨传统文化，孙中山先生也还没有来得及重视。由于对传统文化缺乏理性的深刻的检讨，中国人对“革命”缺乏全面深刻的理解，鲁迅先生在 阿正传 中不仅揭露了革命脱离广大群众的事实，而且刻画了包括上流社会的人们把“革命”镶嵌到传统意识形态因而“恶搞”革命的笑话。由于对传统文化缺乏理性的深刻的检讨，当“共和”到来时，“突然的变化使人感到头晕目眩，对眼前出现的各种复杂现象难以立刻作出正确的判断，对它行将带来的无数新问题既没有足够的精神准备，更缺乏应对的经验。”于是，封建意识形态、一切旧的规矩和观念凭借其强大的惯性继续驱使着共和时代的人们。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的乱象告诉人们：“社会革命”和“文化革命”仍然是 世纪中国人必须面对的双重使命，但是，世纪中国的“社会革命”和“文化革命”不可能继续在既往的框架内完成，时代呼唤新的科学的理论来指导中国的革命运动，迫切需要新的政治力量来领导 世纪的中国革命事业。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辛亥革命后的乱象昭示着鸦片战争后半个多世纪向资本主义世界寻求真理的失败。当中国的精英们陷于山重水复之迷茫时，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点亮了 世纪中国革命的希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最早可以追溯到 年，英国人李滁州学院学报 年第期提摩泰在美国传教士林乐知创办的 万国公报 上发表 社会进化论 的中文节译本。由于本书的作者在书中提到马克思及其著作，这个英国人便成为第一个把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的外国人。到 世纪初，留日学生成为翻译有关著作、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要力量。虽然他们不是基于政治信仰而介绍马克思主义，但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过程中，他们作出的重要贡献应当肯定。新文化运动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具有重大意义，而此后的一系列历史事件则直接开创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时代。首先是发端于 年的新文化运动第一次把“文化革命”放到“社会革命”同等重要的位置，在比较彻底地反思检讨传统文化的同时，推进了思想的解放，为新思潮的传播扫除了障碍。几年之后，俄国十月革命以其胜利的事实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给摸索了半个多世纪的中国革命以巨大的启示；第一次世界大战让中国人开始怀疑自己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紧跟着学习的资本主义的制度及其理论；巴黎和会上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表演，让中国人看清了帝国主义的本质，尤其是看到了马克思主义与形形色色的资本主义理论的区别。这一切为中国精英们重新选择真理提供了一个全方位的立体的参照。在现实的强烈的反差中，马克思主义以独特的品质和博大的情怀，给苦苦寻求救国良方的中国精英们巨大的鼓舞，于是，“一些先进的中国人就毫不迟疑地接受了它”。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在中国广泛传播，从根本上说，是因为马克思主义适时地正确地回应了世界革命以及中国革命的呼唤。哲学社会科学的使命是回应时代的呼唤，发现问题、研究问题、回答问题。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正是以在社会实践中发现的矛盾与问题为起点，通过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展开其科学的理论体系。世纪资本主义矛盾进一步暴露，无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如火如荼，迫切需要科学的理论指导，马克思主义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为无产阶级革命的需要而产生的。马克思恩格斯以其独到的视角和科学的方法，深入研究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创立了唯物史观。他们进一步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对资本主义的细致的解剖，揭示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创立了剩余价值学说，使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进一步以改造世界为己任，毕生都在完善他们的理论体系，并把他们的理论用于改造世界的实践。为此，他们始终密切关注着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动态。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马克思恩格斯以其全球的眼光提出了东方社会理论，并且对中国问题寄予高度关注。他们在 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 俄国的对华贸易 鸦片贸易史 等文章中，不仅高度赞赏中国人的战斗精神，而且预见了中国革命的光明前途。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迅速传播从实践的层面验证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对时代呼唤的回应是正确的。时代需要伟大理论，只有正确地回应时代需要的理论才能在实践中大放异彩，彰显并实现理论自身的价值。鸦片战争后，中国的精英们几乎从西方搬来了整个资产阶级的思想库。但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实验注定要失败，这里有中国资产阶级先天的局限，更有资本主义理论与时代发展特别是与中国国情的根本冲突。反观马克思主义，虽为“迟到”的真理，却是唯一在中国开花结果的思想。在她诞生后的半个世纪，始终被人为地拒止在国门之外。从派往欧洲的留学生，到深入资本主义大本营考察的大清王朝的官员，都不曾介绍过马克思主义，以致于有了这样的异象：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早在鸦片战争时就关注中国的问题，而中国人直到 世纪的最后两年才从传教士那儿知道了马克思其人。到了 世纪初，西方各种思潮涌入中国，其中不乏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思潮，如基尔特社会主义、工读社会主义等等。在纷至沓来的各种社会主义思潮中，最早在中国广泛传播的也不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但是，只有科学社会主义在激烈的思想碰撞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