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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杂史”“传记”掺杂之“小说”——以《四库全书总目》为例.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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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库全书总目 杂史 传记 掺杂 小说 全书 总目
长江学术YANGTZE RIVER ACADEMIC2023年第3 期(总第7 9 期)2023 No.3(Serial No.79)论“杂史”“传记 掺杂之“小说”以四库全书总目为例王庆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上海2 0 0 2 4 1)摘要:近现代以来,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因“以今律古”“以西律中”之局限,长期忽略了“杂史”“传记”掺杂之“小说”成分。部分历代公私书目均著录于“杂史”“传记”的作品掺杂有“小说”成分,其存在形态主要为编撰体例、题材性质及旨趣整体上与“小说”比较接近,采录史传以及“小说”“野史”杂而成,各部分或多或少均掺杂了一些“小说”。“杂史”“传记”掺杂之“小说”的内容性质主要有述怪语异、搜神记鬼之作,各类历史人物无关政教的“琐细之事”和依托附会、荒诞不经的传说,这也构成了两者之间的域分野。“杂史”“传记”掺杂“小说”文本成分反映了相近叙事文类文本混杂的独特存在方式,也应纳入古代小说研究视野。关键词:杂史传记古代小说叙事文类D0I:10.19866/ki.cjxs.2023.03.005在古代叙事文类体系中,“小说”最易与“杂史”“杂传”等史部相关文类混淆,一方面,一些作品因兼具“小说”“杂史”“传记”之文类性质,被历代官私书目混杂著录于“小说”“杂史”“传记”,另一方面,也有少量比较纯粹的“杂史”“传记”作品,虽然在历代官私书目中并未与“小说”文类混杂著录,但也掺杂了部分“小说”性质的作品。前人研究很少关注后者,本书以四库全书总目著录“杂史”“传记”作品提及掺杂“小说”成分者为例,探讨古人对“杂史”“传记”作品掺杂“小说”成分的存在形态、内容性质、题材类型的认知,并进而揭示其对拓展古代小说研究范围的意义和价值。一、近代以来学界忽略“杂史”“传记”掺杂“小说”之成因“小说”最易与史部之“杂史”“传记”相混淆,三者称得上关联最为紧密的文类。然而,近现代以来,学界对“小说”与“杂史”“传记”之间的关联互动关系论述较少,特别是对未纳入“小说”范围的比较纯粹的“杂史”“传记”作品中的“小说”成分的关注,更是几乎完全缺位。这种研究格局形成有着多种原因,其中最为突出者应是古代小说研究的“以今律古”“以西律中”。近现代以来,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中比较突出的局限性表现为“以今律古”“以西律中”,在一定程作者简介:王庆华(1 9 7 4 一),男,河北行唐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小说与小说学、传统叙事文类与叙事学研究。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小说与子部相关文类之关系研究”(2 1 AZW010)。本文之“杂史”“传记”“小说”概念,主要依据古代文类体系视域中的相关文类观念,即官私书目之“史部”“杂史”“传记”和子部“小说家”收录作品以及相关论述所反映出的文类观念。此类作品在古代官私书目中皆著录于“杂史”“传记”类,未被混杂著录于“小说”,也未被石昌渝中国古代小说总目等现代小说书目著录。参见王庆华:文言小说文类与史部相关叙事文类关系研究一一“小说”在“杂史”“传记”“杂家”之间前言,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 0 1 5 年版。51长江学术2023年第3 期度上存在着以今人之现代小说观念或西方之小说观念遮蔽和误读其原有文类内涵与指称对象、文类规范与创作传承、理论观念与评价标准的现象,如胡怀琛称:“现代通行的小说,实在是从外国移植过来的一种新的东西,在中国原来是没有的。只不过因为他略和中国的所谓小说大概相像,所以就借用小说二字的名称罢了。现代讲文学的人,大概都是拿外国的所谓小说做标准,拿来研究或整理中国的所谓小说。”当代学者对此亦有深入反思,因文言小说文类与现代小说观念差异最为显著,研究中的“以今律古”“以西律中”也自然也更为突出。任何文学史著述总是在一定的学术视角、背景知识、文化取向构成的特定视阈下展开的,包括古代小说研究在内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作为现代人文学术研究重要组成部分,其建立之观念基础和问题预设、理论前提深受现代学科体系和近现代西方文学与文体观念影响,与中国古代固有文类、文体体系和相关观念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方柄圆凿”,种种不适应乃至误读、遮蔽等在所难免。浦江清早在2 0 世纪4 0 年代论小说中指出:“小说 是个古老的名称,差不多有二千年的历史,它在中国文学本身里也有蜕变和演化,而不尽符合于西洋的或现代的意义。所以小说史的作者到此不无惶惑,一边要想采用新的定义来甄别材料,建设一个新的看法,一边又不能不顾到中国原来的意义和胡怀琛:中国小说概论,上海:世界书局1 9 4 4 年版,第1 页。参见刘勇强:一种小说观及小说史观的形成与影响:2 0 世纪“以西例律我国小说”现象分析,文学遗产2 0 0 3 年第3期;谭帆:论中国古代小说文体研究的四种关系,学术月刊2 0 1 3 年第1 1 期;刘晓军:中国小说文体的古今之变与中西之别,中国文学研究2 0 1 9 年第4 期。参见陈文新:文言小说审美发展史绪论,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 0 0 7 年版;罗宁:古小说之名义、界限及其文类特征一一兼谈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中存在的问题,社会科学研究2 0 1 2 年第1 期。参见王齐洲:中国古代文学观念发生史绪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 0 1 4 年版;陈广宏:中国文学史之成立序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 0 1 6 年版;余来明:“文学”概念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 0 1 6 年版。浦江清:论小说,浦江清文录,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 9 5 8 年版,第1 8 0 页。冯友兰著,邵汉明编选:冯友兰文集第二卷,长春:长春出版社2 0 0 8 年版,第5、2 9 6 页。参见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导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 0 0 9 年版。方朝晖:“中学”与“西学”:重新解读现代中国学术史,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 0 0 2 年版,第1 0 7 页。傅斯年撰,朱渊清导读:史学方法导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 0 1 1 年版,第1 2 4 页。范围,否则又不能观其会通,而建设中国自已的文学的历史。中国文学史的研究,在这过渡的时代里,不免依违于中西、新旧几个不同的标准,而各人有各人的见解和看法。“采用新的定义来甄别材料,建设一个新的看法”,是近现代人文学科面对古代文化和文献共有的一种研究视阈和研究范式,如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提到:“哲学本一西洋名词。今欲讲中国哲学史,其主要工作之一,即就中国历史上各种学问中,将其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选出而叙述之。金岳霖也指出:“如果一种思想的实质与形式都异于普遍哲学,那种思想是否是一种哲学颇是一问题。”中国哲学史学科兴起之初,也是持西洋之“哲学”概念在中国古代思想学说中选择相吻合的“材料”,并借鉴西洋哲学之思想内涵来叙述阐释中国“哲学”之史,“中国哲学史这一西方学科范畴的引进导致人们已经习惯于用所谓哲学 的眼光来看儒家学说,而不再是用儒学自身的眼光来阅读儒家典籍”。当然,这种中国文学史、中国哲学史的建构,不能不考虑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知识体系和文类、文体系统及其社会历史文化语境之本体存在与西方传入之文学观念、哲学观念之抵错位、似是而非,“大凡用新名词称旧物事,物质的东西是可以的,因为相同;人文上的物事是每每不可以的,因为多是似同而异。因此,会通古今而依违于中西不同观念之间,自然成为现代人文学科奠基之初的52王庆华:论“杂史”“传记”掺杂之“小说”一种共有际遇。为什么形成这种学术史现象,有其特定的历史成因。近代以来,在西学东渐、古代传统文化向现代文明转型变迁的历史文化背景之下,中国传统学术思想文化和知识体系从“四部之学”(经、史、子、集的学术知识系统)转向现代科学与学科体系的知识系统、学术范式(自然科学各学科门类如数学、物理学、化学、地理学、动植物学等,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门类如文学、历史学、哲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等),实质上是一种断裂式整合演化。现代科学与学科体系和知识系统、学术范式主要源于近代西方,与中国传统学术思想文化和知识体系存在巨大差异,两者之整合演化,主要是前者取代后者,后者纳入前者。中国近现代建立现代科学与学科体系和知识系统、学术范式,对于自然科学而言,主要是从西方直接拿来引入,对于人文社会学科特别是人文学科而言,一方面以翻译介绍、传播鼓吹、模仿创作等多种形式从西方引进拿来,另一方面从整理国故中积极建立自己的、符合现代学科体系和学术范式要求的中国文学、中国哲学、中国历史等学科。以构建现代人文学科体系和知识系统、学术范式为目的而整理国故,自然就会带着西方近现代之文学观、哲学观、历史观及相关理论的“有色眼镜”来重新观照中国古代文化和文献,以此甄别文献材料,确立评价标准,搭建历史逻辑,阐释意义价值。这种人文学科研究范式影响深远,直到2 1 世纪初,学界才开始对此进行深入反思。上述人文学科研究范式在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中形成的突出影响就是小说观念的“以今律古”“以西律中”。这种研究思路造成了古代小说研究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其寄身其中的原有文类体系,对“小说”与“杂史”“传记”之间的关联互动关系论述较少,更是缺乏对未纳入“小说”范围的比较纯粹的“杂史”“传记”作品中的“小说”成分的关注。二、“杂史”“传记 掺杂“小说”之存在形态“杂史”“传记”“小说”虽然有着各自相对独立的文类规定性,但也具有鲜明的同源共生、相互影响、互为补充的关系,三者都属野史之流,多由记载见闻、传闻或钞撮众书而成,率尔而作、内容驳杂,不少内容真虚莫测。除了因内容性质相近而被历代官私书目混杂著录于“杂史”“传记”“小说”的著作之外,一些历代官私书目普遍著录于“杂史”“传记”类的作品内容繁杂,也会收录一些志怪志异、琐细轶事、荒诞传说等“小说”性质的作品,甚至个别著作整体上都与“小说”比较接近,古人对此亦有着清晰的认知。四库全书总目著录“杂史”“传记”分析评论文本内容,对此类作品掺杂“小说”成分多有所涉及,如陶岳五代史补提要:“此书虽颇近小说,然叙事首尾详具,率得其实。”其中,此类“杂史”之作还有名咸淳遗事、名景命万年录、佚名三朝野史、朱胜南宋补遗、刘一清钱塘遗事、名小史摘抄、名建文事迹备遗录、屠叔方建文朝野汇编、王世贞山堂别集、名平倭录、范守已肃皇外史、余继登典故纪闻、孙之二申野录等。另有“载记”实际上也算“杂史”,如赵哗吴越春秋、陈彭年江南别录、毛先舒南唐拾遗记等也被认为掺杂了“小说”成分。参见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一一以章太炎、胡适之为中心,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 9 9 8 年版;罗志田: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 9 9 9 年版;王先明:近代新学一一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嬉变与重构,北京:商务印书馆2 0 0 0 年版;桑兵: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 0 0 1 年版;左玉河: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一一学术分科与近代中国知识系统之创建,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 0 0 4 年版。参见方朝晖:“中学”与“西学”重新解读现代中国学术史,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 0 0 2 年版。(清)纪昀、(清)陆锡熊、(清)孙士毅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 9 9 7 年版,第7 1 7 页。53长江学术2023年第3 期“传记”之作主要有蔡复赏孔圣全书、夏洪基孔门弟子传略、陆相阳明先生浮海传、朱维陛东方类语、徐缙芳精忠类编、毛晋苏米志林、焦熙朝名臣实录、吴伯与宰相守令合宙、王士骐四侯传、江盈科明十六种小传、王兆云明词林人物考、杨方晃孔子年谱等。这些作品大多数著录于“杂史”和“传记”的“存目”类。此类“杂史”“传记”作品中杂“小说”成分,存在形态多种多样,可主要概括为以下三种类型。(一)“杂史”“传记”之作的编撰体例、题材性质及旨趣整体上与“小说”比较接近。例如,陶岳五代史补为补正史之阙而撰,“宋初薛居正等五代史成,岳嫌其尚多阙略,因取诸国窃据、累朝创业事迹,编次成书,以补所未及。所载梁二十一事、后唐二十事、晋二十事、汉二十事、周二十三事,共一百四事”。书中所记一百零四则事迹,大都事关军国大政,“欧阳修新五代史、司马光通鉴多采用之”。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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