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通五洲：清季海外政治报刊...研究（1898-1901）_刘洋.pdf

2023.7 史 料0971898年12月，日本横滨，时年26岁的梁启超正筹办一份新刊。此时距戊戌政变尚不足三月。政变所扼杀者，不只维新志士政改梦，更有“近代中国人办报活动的第一个高潮”，1舆论界万马齐喑。当此之时，清议报横空出世，一扫内地“数月来士气颓丧”，2(1301)成为继时务报之后，“在广大知识界中影响最大的刊物”。3清议报诚然发挥思想变革之功，但观念身无双翼，唯有借助发行网络，方能飞入人心。作为承接时务报之刊物，清议报与其命途殊异。时务报风行之时，正是维新运动如火如荼之际，该报遂以“士林”为依托，跨出“口岸”，实现全国性覆盖。4及至戊戌政变，康、梁东渡日本，被清政府视作眼中钉，欲除之而后快。5故横滨清议报之发行，不仅无法借助“士林”这一既在且遍在的关系网络，甚至因“清廷相疾甚”而遭“禁止入口”。6循此逻辑，作为报馆生命线的发行网络颇受掣肘，清议报似乎无法避免早夭之运命，遑论成为中国报刊史上的要角。岂料，这份诞生于日本横滨的新刊，竟在发行层面另辟蹊径，冲破清廷之封锁，前后延续三年之久（终刊于1901年年底）。沪上文人孙宝瑄在清议报出版不久后，便“自友人处假观”。7及至1901年，梁启超在清议报第100册中放言：“其寿命固已亘于新旧两世纪，无舌而鸣；其踪迹固已遍于纵横五大洲，不胫而走。”8联通五洲：清季海外政治报刊清议报发行网络研究（1898-1901）【摘要】作为“连串海外政治出版的开端”，清议报所开创的发行网络在海外华文报刊史上扮演着重要角色。文章以清议报所登告白为线索，结合日记、书札等史料，系统梳理清议报发行网络及其政治意涵。研究发现，清议报遭清廷禁止后，除利用以上海为代表的口岸城市外，颇多凭借日人势力及前人甚少提及的基督教发行网络。时务报所召唤的“士林”发行网络虽已遭破坏，仍能助该报秘密传播。同时，清议报以合海外之人心为旨归，借助各埠侨领、教士及报刊联盟，发行网络纵横五大洲。各埠代派处（人）勾连发行、阅读、政治动员等环节，使清议报成为推动保皇会发展的组织工具。清议报所探索的发行新路，既对清季留日学生报刊之流通发挥了先导作用，又对保皇、革命两派机关报之发行产生了重要影响，由此成为改造清季海外华文报刊发行网的关键节点。【关键词】清议报发行网络政治动员海外华文报刊【中图分类号】G230【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1003-6687（2023）7-097-10【DOI】10.13786/14-1066/g2.2023.7.014 刘洋1，王润泽1,2（1.中国人民大学 新闻学院，北京 100086；2.中国人民大学 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北京 100086）基金项目：中国人民大学2023年度中央高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学科）和特色发展引导专项资金项目（20RXW151）；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传播学科自主知识体系创新计划新闻理论创新团队相关成果作者信息：刘洋（1992），男，江苏射阳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日本爱知大学中国研究科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中国报刊史；通讯作者王润泽（1971），女，辽宁大连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主要研究方向：新闻史。098 2023.7 史 料这自然引出问题所在：清议报之前，康、梁几无海外经验，加之时务报时期尚能利用的“士林”发行网络已近乎中断。在此背景下，横滨清议报究竟凭借何种社会资源，跨越大洋与禁令，从而开创“纵横五大洲”的全球性发行网络？作为保皇会机关报，清议报此种全球性发行网络，与该会向超级跨国组织发展的步伐同频。1900年前后，康、梁与孙中山虽一度合作，但两派大体上仍处于竞争关系，海外华人正是争夺焦点。其结果，“兴中会在会党和海外华侨社会中所培植的基础，大半为保皇会所夺”。9其间，较之清议报纵横五洲，革命派报刊尚无太大影响。过往研究已揭示机关报之发行网络在政治组织及动员方面的重要作用。10清议报既以“专合海外之人心”11为旨归，又是如何借助发行网络对全球华人社会发挥政治效能的？另外，清议报一向被视作康、梁报事的转折，充当时务报与新民丛报之间过渡与中继角色。过渡并不意味着次要。毕竟，无清议报，则时务报所开之新风无以为继，新民丛报之海外创设无例可循。与此同时，作为“连串海外政治出版的开端”，置身日本的清议报亦成为尔后留日学生报刊的效仿对象。12既如此，清议报所开创的发行网络对后续海外华文报刊之发行产生何种影响？综上所述，本文欲系统梳理清议报发行网络，揭示其流动性背后各方势力的关系往来，探讨其对全球华人社会的政治动员效能，并尝试回答清议报在清季海外华文报刊发行史上的位置与意义。一、“地下”刊物的内地传播网“报费邮送之节者，横滨石川邮便受取所宛乞振込（报费邮券代用者二割增），诸君如有愿为本报代派处，乞函致本馆，自当随时付呈。”131898年年底，细心的读者翻至日本横滨新出的清议报创刊号末尾时，会发现这样一则广求声气、招徕代派处的本馆告白。倘若其足够洞悉时局，当能知晓清议报发行兼编辑人名义上虽是旅日华侨英国人冯镜如，但实由新会梁启超操其事。戊戌政变后，康、梁沦为“逆党”，连带清议报在国内成为“地下”刊物。由此，这位读者想必会好奇：究竟哪些人或处所还有胆量代派清议报？1.内地代派处概况待清议报第2册发行之时（1899年1月2日），竟密密麻麻列出20家代派处。不仅神户、大阪、长崎等日本都市赫然在列，新加坡（星家坡）、悉尼（雪梨）、夏威夷（檀香山）、香港、澳门等国际商埠亦包含其中。代派处辐射所及，甚至包括北京、上海、天津、汉口、福州、苏州、杭州、广州、安庆等清廷控制下的内地城市。14禁令之下，清议报内地发行网络究竟呈现何种模样？其又是凭借何种社会资源打开发行空间？笔者根据登载于清议报的32次代派处告白，并查询多种资料，制成下页表1。由表1可知，从1898年12月至1901年12月，清议报在内地代派处总计13地23处。从空间分布上看，多为沿海、沿江租界城市。众所周知，晚清之际，随着“条约口岸体系”的建立，租界作为国中“飞地”，成为中外各方势力活跃的物理与社会空间。清议报自然要借助这一“灰色地带”，开辟发行空间。该报曾告白：“中国内地如有愿为本馆代理者，最合在各口岸觅得殷实店户代收代寄。”15众多口岸中，上海一地，华洋杂处、水陆交会，加之租界之故，传播业极为发达。姚公鹤就曾评论，“上海报纸发达之原因，已全出外人之赐，而况其最大原因，则以托足租界之故，始得免撄国内政治上之暴力”。16因此，在清议报23处内地代派点中，上海独占9处，堪称其内地传播的关键区域之一。上海同文沪报创立后，更成为清议报在内地公开的总代派处。而汉口、南昌、苏州、杭州、芜湖、安庆等，则属于长江流域。剩余城市，亦多与租界有关。因此，清议报向国内公开传播的基本路线大致为横滨上海长江流域。需要说明是，清议报共100册，笔者所依据的清议报系中华书局1991年影印版。在该版本中，首次与末次公布代派处的分别为第2册、第69册。代派处相关内容属“本馆告白”（即广告部分），往往散失或者不为影印者所留意。夏晓虹曾发现，台湾艺文印书馆1966年版新民丛报删去了初版本中的全部广告。参见夏晓虹晚清报刊广告的文学史意义（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另，该版本共33次公布代派处信息，经笔者考察，第4册代派处告白，似有讹误，故未纳入统计。主要理由如下：一是在印刷体例上，第1册至第9册，均在期刊末尾印上“发行兼编辑人”“印刷人”“发行人”“印刷所”四项，唯独第4册仅印三项，未印“印刷所”；二是该告白所列近1/3的代派处，前后册均未列出，其中大多为北美地域，受清廷政策影响小，不应骤然出现或消失；三是该册所列之代派处与第17册一致，与第15册仅2处出入，故似应为15册、17册相邻册数之告白。2023.7 史 料099表1 清议报内地代派处基本情况地区及数目名称背景北京（1）东交民巷筑紫洋行日商，经营者向野坚一为日谍报人员天津（1）国闻报馆戊戌政变后，逐渐沦为日系报刊上海（9）同文沪报馆前身为字林沪报，1900年1月日本东亚同文会收购该报，易名同文沪报沪报馆创刊于1882年，后售予东亚同文会亚东时报馆原由日人组织乙未会所创，后转化为同文会海外机关报苏报馆1898年为陈范接手，戊戌维新期间言论倾向康梁，后因“苏报案”在报刊出版史上留名采风报馆1898年7月创刊，主笔为我佛山人（吴趼人）等，同情康梁中外大事报馆1899年8月出版，朱凤衍、高翔经理，言论倾向维新派广学会传教士在华著名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知名出版机构虹口广东街中裕大新衣号商号广州（2）广东省城双门底圣教书楼书楼，基督徒左斗山所设，孙中山曾借此行医广东省城第十甫裕泰号商号汉口（1）汉报馆日本在华首份政论报纸，社长为知名间谍宗方小太郎，1900年9月为张之洞查禁福州（1）闽报馆日系报刊，为日占台湾后“对岸工作”的产物苏州（2）护龙街墨林堂知名书店，曾出售时务报孔子改制考大东新利洋行日人白岩龙平所创洋行，苏州主理人梅津驹治系东亚同文会员杭州（1）大东新利洋行日人白岩龙平所创洋行，白岩为东亚同文会员黑龙江（1）华昌泰粤人商号，海兰泡最大的商号之一潮州（1）齐兴行刘节膺先生粤人，其时就读于丘逢甲所办之岭东同文学堂南昌（1）江西省垣半步街明达学堂1899年，南昌人梅光羲所办之新式学堂，曾聘请日人牛岛吉祥来校任教芜湖（1）天主堂后谭寓基督教安庆（1）道署前双井圣公会杨先生基督教圣公会2.公开合伙人的本来面目具体到各地代派处，过往研究均提及，清议报以“洋行、商号为掩护”的发行特征极为明显。17(133-134)不过，这些看似中立的洋行、商号，大多隐藏着浓厚的日本因素。以苏、杭两地大东新利洋行为例。该洋行为日本商人白岩龙平于1896年5月所创，曾开辟上海苏州、上海杭州、杭州苏州三角航线。1898年10月，改组为大东轮船合资会社。该洋行从最初就得到日本当局支持，被研究者视作“日轮势力侵入长江流域的急先锋”。18相较于大东新利洋行的表面中立，北京筑紫洋行的日本色彩更为浓烈，经营者向野坚一本系日方谍报人员。义和团运动爆发后，东交民巷筑紫洋行被烧毁。19故清议报第69册（1901年1月11日）最后一次公布代派处时，已无筑紫洋行的踪迹。与此同时，代派清议报的内地报刊，亦往往有日系色彩。国闻报同文沪报亚东时报汉报闽报等，均为日方所间接或直接控制。20(41)不难理解清议报内地发行网络具有如此鲜明的日本色彩。该报创刊之时，即将“交通支那日本两国之声气，联其情谊”“发明东亚学术以保存亚粹”作为宗旨。21另外，日方亦在“亚细亚主义”“黄白战争”及政治渗透等多重背景下，对康、梁施以援手。由此，日方在华势力自然多为康、梁所借重。除日本因素外，近年来有新史料显示，基督教传播网络在清议报内地发行网络中，似乎发挥极为重要的作用。在“山本宪关系资料”中，康有为之族兄康有仪与其日文老师山本宪曾有大量书信提及清议报馆事。1899年1月26日，康有仪在信中向山本宪明确提及：“此间报纸，俱为支那官长拒绝，今则多赖支那各地基督教堂代派推广。”22(186)“此间报纸”即清议报。表1中具鲜明基督教色彩为如下四处：安庆东门内道署前双井圣公会杨先生、芜湖天主堂后谭寓、广学会、圣教书楼。其中，后两者兼具基督教与出版发行性质，且广学会之知名度远胜于圣教书楼。广学会为近代西方传教士在华最具影响力的出版机构，出版书籍众多，辐射区域广泛，大名鼎鼎的万国公报即为该会之机关报。而广州圣教书楼，据冯自由回忆，为“基督徒左斗山所设”，“凡属上海广学会出版之西籍译本如林乐知、李提摩太所译泰西新史揽要西学启蒙十六种万国公报等类，皆尽量寄售，实为广州唯一之新学书店”。23(23)在公开层面，与基督教相关的代派处仅上述数家。但倘若真如康有仪所言“多赖支那各地基督教堂”，那就意味着，这些处所（尤其是广学会）极有可能利用中国内地已然建立的宗教传播网，实现更大范围内新闻纸 有日本学者称，“山本宪关系资料”，尤其是其中的维新派书信，“是以往均未见的珍贵史料”。相关史料介绍详见吕顺长的清末维新派人物致山本宪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