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ENDSOFACCOUNTING一、引言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新技术背景下，数字经济已成为新时代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动能，积极推动着经济结构优化调整和微观企业数字化转型热潮[1]。现有文献主要考察了数字化治理的理论体系构建[2]、技术创新[3]、股票市场表现[4]等方面研究，鲜有文献从研发粉饰行为视角考察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监管治理效果。本文选择高新技术企业认定过程中的研发粉饰行为表现作为探索企业数字化监管治理的切入点，主要是基于以下考虑：一方面，高质量的研发资源配置是企业转型创新的事前基础，同时持续创新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为激励企业创新，2016年科技部等部门在新修订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国科发火〔2016〕32号，下文简称《管理办法》）中，对研发投入总额占同期销售收入总额的比例规定近乎“一刀切”的门槛标准。当研发强度超过高新技术产业政策优惠的法规门槛值时，公司会被认定成高新技术企业，减按15%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并享受政府补助等优惠政策。然而，由于研发活动具有很强的外部性和高风险性，企业并不能完全享受研发活动的剩余价值。并且在产业政策执行信息不对称及寻租动机情境下企业研发投入比例的分布在法规门槛附近不连续性，助长了企业操纵研发投入以达到《管理办法》规定的研发强度门槛，从而获取高新技术企业资格及其相应更多的税收优惠，此种研发投入操纵现象被称为研发粉饰行为[5-6]。这种行为有违国家制定产业政策激励的初衷和创新型企业建设的愿景，加剧了市场信息不对称问题、公司违规行为，扭曲了产业政策的激励机制[7]；同时研发粉饰行为恶化了企业创新绩效[5]，抑制了企业高质量发展[8]。因此，如何有效治理企业研发粉饰行为成为资本市场监管以及公司治理领域的一个重要课题。但现有文献较少探究研发粉饰行为的监管治理机制。另一方面，伴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兴技术的不断呈现，数字技术赋能公司治理升级，为企业转型创新及有效监管注入新力量。2021年国务院《“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指出，需“健全完善数字经济治理体系，提升数字经济治理的精准性、协调性和有效性”。从数字化治理情境来看，数字化助力企业管理模式创新，优化组织运作和信息传递效率，改善资本市场信息环境，并发挥会计信息在公司治理中的契约功能[9-10]。那么，基于数字技术进步的红利效应，数字化机制能否在研发粉饰行为方面具有相应的治理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