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基于“行动”的教育实践何以可能.pdf

2023 年 6 月Jun.2023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Chongq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Edition)第 40 卷第 3 期Vol.40 No.3doi:10.3969/j.issn.1672-0598.2023.03.013 收稿日期:2021-06-05 基金项目:福建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 2020 年度教育教学改革专项课题(Fjjgzx20-278)“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教师的专业责任与专业发展问题研究”作者简介:刘炎欣(1970),男,甘肃平凉人;教育学博士,教授,主要从事教育基本理论、教育哲学和教师教育研究。修丽萍(1989),女,福建龙岩人;讲师,主要从事教育管理、公共管理研究。本文引用格式:刘炎欣,修丽萍.论基于“行动”的教育实践何以可能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40(3):137-146.论基于“行动”的教育实践何以可能刘炎欣1,2,修丽萍2(1.三明学院 三明市基础教育研究中心,福建 三明 365000;2.福州外语外贸学院 教育学院,福州 350200)摘要:“行动”意识之于教育实践的根本旨趣在于消解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张力,还教育以创造生成的本性。基于行动理论的内涵,反思教育行动的发生机制 行动与实践是“互感”的人类创始性活动,教育行动与教育实践具有内在的统一性,需要将教育实践统合于行动的“范畴”,从而打破教育实践的唯理论惯性,将教育实践看作是人与人直面相对、相互影响并具有创新精神的行动过程。同时,教育行动兼具主体性、交往性、生成性和公共性等属性,因此,基于“行动”的教育实践的建构策略在于以批判反思、探究创新和智慧建构行动规约,凸显教育的个性化培养和创造性品质的形成,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关键词:行动理论;教育实践;教育行动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0598(2023)03-0137-10人类活动与世界的关系是行动理论建构的基点,行动之于人的创新性是行动理论的核心。从发生学意义而言,教育实践是以人为出发点、指向人的成长和发展的行动,教育实践与教育行动具有逻辑的同一性和意义同构性。然而,反观当下的教育实践,由于对实践的内涵和行动的义理缺乏清晰的判断,对二者内在机理之关联性的误读往往导致教育实践的内在规定性不断错位,教育实践沦为单向度的技术操作的现象不断发生,因而,有必要予以辨明。一、互感的创始性活动:行动与实践的共在属性“行动”是人类特有的、具有明确意图的活动,体现了人类活动的主要特性 明确的目的性和清晰731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40 卷的指向性,蕴含着人类活动展开的特有方式:直面活动本身并能具身认知,发挥创造性并能开拓进取。纵观学术史对人类“行动”的思考,学术观点是明鉴的: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是以“自身为目的”的行动哲学,认为实践哲学要以思考“行动或怎样去行动”为核心,而不是以“静观”或者“理论”为目的。亚氏将实践的核心 实践理性的产生与具体“事务”进行密切关联,指向人类行动中的价值判断和机敏性品质,认为只有扎根实践理性的行动才具有意义。在行动理论的思想谱系中,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19061975)对“行动”的思考可谓独树一帜,具有深刻的理论洞见。其独到的思想视角,为人类认识世界和建构人与人的关系提出了新视界。她的行动理论明确提出了行动是发生在“公共领域”的人与人的直面相对、交往沟通并相互产生影响的创始性的过程,超越了既有的“行动”思维,将人置于“行动人”的境遇来揭示行动的创新性动力。“人之所以一出生就能体会到人生在世、焕然一新的感觉,是因为新生儿拥有一种重新开始的能力,即行动的能力”1。行动以人的创始性为基点。“行动是唯一无需事或物的中介而直接在人与人之间展开的活动”2。在阿伦特看来,人类的生活方式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劳动、工作和行动,在此三类活动中,唯有“行动”是以人的平等性和差异性为前提的沟通和交往活动,在沟通和交往中蕴含着人的创始性,体现着人之为人的主体性和开拓精神。在行动中,人们相互承认,彼此影响,追求进步,共同完善,在创造中走向卓越,正如她的学生伊丽莎白扬布鲁尔所认为的:“行动是一种创始,以其意外性或新奇性,以其不可预见性为特征。行动揭示了一个人究竟是什么人,因为他不同于其他所有人,却又与所有的人相关,潜在地和整个人类相连”3。因此,阿伦特意义上的“行动”不仅仅是人类的一种生活方式,更是人类创始性的体现 蕴涵着创新精神和开拓能力。唯有行动,方能体现人之为人的能动性和实践意义,实现人的存在价值。“行动”被认为是人们以言语为媒介,相互影响并产生意义的活动,是人类有目的交往活动方式 在沟通和交流中相互影响并产生意义,因而,人际交往的行动本质就是一种交往性实践活动。尽管“在思想史上,亚里士多德曾界分了三种主要的人类活动:理论、创制和实践。他的理论活动对应于阿伦特的沉思生活,创制活动对应于工作,实践则对应于行动”4。但是,阿伦特的“行动”理论更进一步揭示了行动背后蕴含的创新精神和主体价值,将人的创始性蕴含在行动的深层机制中,超越了实践哲学的理论范畴;而在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的社会行动理论中,他将“行动”(Handeln)看作是“行动个体对其行为赋予主观的意义 不论外显或内隐,不作为或容忍默认”5。他认为,行动是意义产生的活动,体现了个体社会行动的合理性,即个体的社会行动需要一种合理的解释,要对行动的动机有明确的把握,合理的行动才具有意义。韦伯同时区分了社会行动的内涵,“社会性的行动(Soziales Han-deln)则指行动者的主观意义关涉他人的行为,而且指向其过程的行动”516。正是基于社会性行动的特点,韦伯区分了目的合理性的行动、价值合理性的行动、情感的或情绪的行动以及传统的行动。他认为社会行动的本质是共同的行动,指向公共意义的产生和社会价值的凸显,因此,只有目的合理性的行动和价值合理性的行动才具有社会意义,“如果个体对自己的行动并不是出于明确的自我意识和审慎的主导,如果其行动是由习惯或者情感所决定,那么他的行为是非理性的。如果个体出于审慎的考虑而行动,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具有明确的自我意识,行动是出于某个明确的目的,则他的行动是合理性的”6。社会现象学的创始人舒茨(Alfred Schutz,1899-1959)认为,行动是具有“自我意识”的行动者基于预先设定的方案而展开的目标性行为 行动以个体的经验意识为出发点,具有明确的目的性和计划性,但行动不是幻想。显然,如果行动不是幻想,行动只能是从“预设”到“结果”的按部就班地展开,就会导致对“行动”的831第 3 期刘炎欣,修丽萍:论基于“行动”的教育实践何以可能认知因过于注重预设性而缺乏创始性。阿伦特则认为,行动是发生在公共领域的“复数性”和政治性的活动。复数性即多数性,多数性以公共领域为根基。人只有在与他人共在的社会性行动中才能实现自我价值,体现创造性。显然,复数性是与政治性具有同一指向的内涵。戈德曼认为:“几乎人的任何行动都不是以孤立的个人为主体的。即使现实的社会结构趋于通过物化现象掩盖我们,把我们变成几个彼此不同并且相互隔绝的个体的总和,但是,行动的主体仍是一个群体,是我们”7。就此层面而言,亚里士多德也有相同的认识,亚氏认为,一切共同体的共同体组成了城邦,以伦理为规约,人天生就要过城邦生活,因为人天生是政治动物。人参与政治生活的根本目的在于实现“至善生活”,人是基于共同的社会责任而采取政治行动。行动具有政治属性,这正是阿伦特行动理论的独特意识,“阿伦特所说的政治,是指自由平等的公民以言行就重大议题进行协商讨论的活动,其目的一方面在于表达一己真性,展示真我风采,另一方面在于和他人进行沟通,寻求某种尽可能兼顾每个人意见的共识”8。阿伦特是从政治哲学的视角思考行动的深层次含义,认为人的绵延出生与复数性的存在,决定了人一来到这个世界上,便要以言行表明自身的存在价值,以自由的行动去论说、辩争而参与社会事务,表达公共意见,在与同侪的交往中确立行动的能力,在规范化的社会制度中形成“权力”意识,体验制度的威权,建构政治制度意识,这也是每个公民的社会性存在的重要意义,是人之政治属性。由此可见,行动是人类认识世界的探究性实践活动,秉持明确的目的进而去创造生成,指向未知领域,以觉解世界的复杂性,使人类的生活智慧不断僭越生存的羁绊,因而具有创始性。在此意义上,行动与实践是“互感”的人类活动,二者都以创始性为基点。具体表现为:第一,行动是人的存在方式,是人通过实践形成与世界发生关联的纽结点。现代哲学的“行动”概念蕴涵两层含义:其一,行动是人的主体性活动。行动是有目的、有意识的活动,是人与环境作用中主体能动性的显现;其二,行动是人的社会实践活动。人在社会实践中凸显人的价值,人的行动是社会实践的产物,也是人不断参与社会实践活动的结果。杨国荣认为:行动可以从两个层面去理解:“狭义的行动主要表现为个体的活动或行为,在分析哲学关于行动的理论中,被理解为个体性的活动或行为;广义的行动则展开为多方面的社会实践,涉及以上所说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9。人通过行动展开与世界的联系,人通过行动使世界与人发生变化,因此,世界是人行动的载体,人是改变世界的实践者。第二,行动是发生在人与人之间的互为性实践活动。社会是人类通过互动(相互影响)组成的群体实践方式,“是一个主体之间使用语辞、姿态手势和其他符号进行意义协调的持续的过程”10。这也是阿伦特意义上的“多数性”的存在方式,“行动和言说的基本境况 人的复数性,具有平等和差异的双重特征”11。阿伦特认为,行动的核心在于行动的三要素 “有能够聚集在一起分享言行的民众”“有试图把民众聚集起来并对他们的言行产生影响的愿望”和“能够以自己的言行对民众产生影响并使他们的言行发生变化的结果”。人类在共同世界中作为行动的主体相互依赖而存在,相互影响而发展,“在作为思想的存在和行动的存在之间,始终存在着一种重要的张力”“世界是人们在相互行动中敞开的之间,共同世界又是发生行动的意义的源泉”2。单向度的存在方式已经越来越成为“孤独行者”,无法适应社会发展的根本要求和客观实际,只有互为性的群体行动,才是改变世界的实践活动。第三,行动过程是意义显现的实践过程。“一定的活动或者动作之成为行动,其前提在于它具有一定的意义”“判断某一动作是否为行动,往往取决于这种动作是否呈现意义以及呈现何种意义”924。人类行动是建立在意义生成的基础之上的,这是人类社会性行动的根本属性。行动不是盲从盲动,它是在追931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40 卷求意义的实践过程中实现行动者主体目标的意义活动,正如米德(George Mead,1863-1931)的符号行动理论所认为的,人的行动是依据于物的意义进行的,个体与个体之间的互动对行为具有意义,而非事物本身具有意义12。米德的学生布鲁默由此建立了符号互动理论的三个基本原理:其一,我们依据我们对事物所赋予的意义而对其采取行动;其二,所赋予的事物的意义源于社会互动;其三,在任何情况下,为了赋予某种情境以意义而决定采取的行动,都要经历一个内在的阐释的过程,即进行“自我交流”。威廉詹姆斯(Williann James,1842-1910)最早提出“社会自我”的概念时,认为“自我”的感知源于同他人的互动,即后来库利(Charles Horton Cooley)所认为的“自我”是以群体为背景、在互动中产生的1074。因此,行动即行动者在实践中以自己的方式解释世界,在敞开中建构自我与世界的意义,在意义生成过程中实现主体的价值。第四,行动是“复数性”活动,实践是“指向性”活动,二者的共同点在于创始性,忽略创始性会失去讨论问题的意义。阿伦特将行动的义理与政治哲学的关联性作了进一步的拓展,她认为行动是与他人的沟通交往,是人类特有的活动,是人与世界的接触,亦是人对世界的敞开,敞开中蕴含着创始性。“行动是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