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伦理研究的本土化：困局、意义与尝试.pdf

媒介伦理研究的本土化：困局、意义与尝试吴梦晗（安徽师范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安徽 芜湖241002）【摘要】传播学本土化尚未完成的大背景以及国内媒介伦理研究拘泥于世界普遍问题的视角，让媒介伦理研究的本土化陷入困局，而这一困局正指明其本土化标准，即研究本土特色媒介伦理问题，以及从传统文化出发运用本土范式研究。本土化转向带来的意义，一是研究范式和媒介素养的自觉，二是为中国创造与世界学科对话的机会，并与发展中国家共同致力于摆脱西方发展传播学话语的桎梏。利用本土化的研究方法尝试对本土已有的媒介活动进行诠释，可以发现在文化语境中其存在的合理性；对本土尚未兴起的媒介实践如被遗忘权进行分析，可以窥见其在本土文化中的不适应性；对全球性行业转变下的媒介伦理如新闻业数字转型中的媒介责任进行解读，可以探寻媒体在时代的必然要求下如何做出本土应然的努力。【关键词】媒介伦理；本土化；文化自觉；传播学中图分类号：G21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8004（2023）03-0108-10收稿日期：2022-01-03作者简介：吴梦晗（1998），男，安徽合肥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媒介伦理研究。一、问题的提出“人该怎样生活这个问题在苏格拉底那里是哲学的核心问题。”1伦理研究想要解答的正是这个问题，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任何一种人类活动都离不开伦理道德的规范，媒介伦理在人类赖以生存的传播活动中同样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作为一个全球性议题，其研究却起步稍晚。20世纪60年代西方才形成独立的媒介伦理学科，我国更是在改革开放后随着传播学的引进，才开始出现系统的传媒伦理研究，“但传媒伦理学学科建构却迟至二十世纪九十Vol.42 No.32023年5月第42卷第3期重庆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s（Social Sciences Edition）May 2023DOI:10.19493/ki.issn16738004.2023.03.009108重庆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3期年代中后期才起步，且至今尚未完成这一工作”2。长期以来，国内学界对西学东渐的诸多学科和概念都在尝试进行本土化的突破，欲寻求实现“认识中国，改造中国”311的文化自觉目标的路径，尤以在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中的讨论为盛。或许是因为媒介伦理在中国短暂的学术历史注定其发展的迟缓，抑或是传播学的本土化意识尚处于探索的阶段，国内关于媒介伦理的研究似乎仍然在固有视角中徘徊，还未能建构尝试抵达在地性的研究转向。“全球媒介伦理”的提出旨在构建一个对全人类普适的媒介伦理规范条目。克里斯琴斯所概括的“真实、人类尊严和非暴力”是从全球各个文明地域的思想史中汲取的具有共性的“原生规范”4。这个概念一经提出，就受到国内外学者热烈的讨论。然而，在对全球性规范的关注热潮中，理论“球土化”的依存性让媒介伦理的本土化研究倾向愈发显现出来：共性的规范固然存在，那么针对不同的文化环境而言，其特别的媒介活动必然有其独特的伦理解答。虽然本土化与全球化从来不是对立的概念，“社会科学的本土化不是另创一套游戏规则，拒斥与世界学术对话”5，但恰恰是在这种全球化视野的观照之下，我们不禁要思考：中国的本土化研究可以为世界的文化补充做出什么贡献？当下媒介伦理研究的现状和本土化转向的困局是什么？为什么要提出本土化的媒介伦理研究？如何进行尝试？这些问题值得我们深入讨论。当前学界关于媒介伦理在中国的研究，大致有三个方向。第一，诸如郭镇之对新闻专业主义在我国环境中所面临的困境的讨论6，柯泽对我国社会结构以及传媒体制下形成的媒介伦理的分析7等，都聚焦于我国本土媒介实践中产生的伦理问题；而以陈绚论如何建立中国新闻伦理规范体系8以及重庆大学主办的“中国媒介法治与新闻伦理规范高端论坛”9为代表的研究和讨论，均是为如何规范本土媒介伦理提出对策。第二，在世界局势波动不定的时代背景下，我国媒体如何进行跨文化报道实践亦成为学者的研究旨趣，例如唐佳梅提出在全球化的趋势下，要从实践和理论层面践行适合文化多样性的新闻伦理原则10；而江作苏等则认为，在逆全球化的思潮下，中国传播伦理肩负了参与全球治理的责任11。第三，这些研究有赵瑜对人工智能时代新闻伦理研究重点以及趋向的讨论12，季为民对数字媒体新闻伦理研究相关观点以及问题的解读13，还有林爱琣等对新中国新闻伦理研究70年来学科发展的关注14。这些都是对媒介伦理研究的总结与展望。通过对现有研究的综述可以发现，虽然已经有诸多学者讨论本土媒介伦理在实践中的相关问题，并取得大量的研究成果，但少有学者从学术研究的层面出发，关注媒介伦理的论题如何在本土化过程中建构新的研究理论和新的研究路径。本文尝试涉足这一领域，从媒介伦理研究本土化的困局和意义入手，冀为以后媒介伦理在学界的讨论提供新的思路，而以上所归纳的已有成果为本研究奠定了得以开展的基础。二、媒介伦理研究本土化的困局（一）传播学本土化发展迟滞的大背景事实上，自传播学引进国内之时，关于其本土化的讨论就已经有了苗头。1982年，陪同传播学创始人施拉姆访华的余也鲁就在演讲中提及对传播学研究本土化的倡导，认为“中国的历史里面有很好的传播学在里面,应该可以用来研究”15。在1982年11月召开的第一次传播学研讨会以及迄今为止的十几次会议，几乎每一场都将传播学中国化的议题设为会议重要的109讨论部分之一。在这些会议所营造的学术研究氛围之中，这40年间，众多学者都就本土化议题展开讨论，并涌现出部分如“华夏传播学”等具有本土化色彩的学术尝试。可以看出，学界渴求摆脱西方话语，建设本土化传播学的努力一直没有停止。然而，从目前国内学者对传播学的态度，以及学界研究的大方向上来看，这样的努力似乎还未能让本土化建设掀起足够大的学术思潮。这种不成功可能归因于两方面。第一，对于“传播学本土化的标准是什么”这样的首要问题学界还没有达成共识，是“中国问题的研究”还是“中国范式的确立”，有学者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本土化话语显得比较暧昧”16。因此，这尚处于争议之中，毕竟“化”与“不化”的问题归根结底是中国学科是否有自主性的问题，如若一门学科还无法建立起自己独立的学科体系，在范式转型中仍然有其他外在的条件所左右，那么势必只能徘徊于现有的区域，维持固有的视角。但是从目前看来，因为种种因素的干扰，传播学在本土的内生性养分不足，不能扎根。第二，正是因为主体意识的失位，“在传播学本土化的过程中，在面对外来研究范式时，我们的位置在哪里？是主体的话能否胜任？是客体的话能否甘心？”17长期以来，本土化探讨虽然热火朝天，本土化应用却始终未能突破“西方理论，中国经验”的二元框架，诸如沉默的螺旋、信息茧房等外来理论仍然是用来解答中国问题的局限选择。然而，这种二元框架正在让学术研究失去灵活性：如果所有问题都能套在特定的理论下进行解释的话，那么社会科学研究就可能变得古板而普适。正是在传播学本土化尚在进行、还未完成的大背景下，如媒介伦理之类的传播学子命题研究才未能有方法论上的指导，这是其本土化转向的困局之一。（二）媒介伦理研究议题单一的狭窄视角或者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或许又因为对这些子命题本身的本土化研究被忽视，才没有能积微成著，为总的传播学学科做出贡献。媒介伦理的特殊性在于，如果在前述传播学科本土化的标准下来看，其当前研究基础甚至让其还没有讨论本土化转向的资格。第一，伦理作为不同文化环境下的产物，本身并没“西方理论”和“东方理论”的界定，只有不同的道德规范之分，国内从伦理的角度对媒介中的失范现象进行批判以及进行对策研究时，也大多是选择在全球媒介伦理的指导下，使用普遍的伦理共识解读。第二，虽然研究的确实是“中国问题”，但纵观学界对媒介伦理的研究取向可以发现，尽管对媒介伦理史论、理论和实践的研究成果颇丰，但目前热门的议题如媒介自由以及社会责任、媒体职业伦理以及新媒体技术伦理等，还是局限在全球共有问题中。另外，关于媒介伦理涉及的案例，“批判性研究多，而建构性的研究则偏少”14。也有学者开始关注一些从西方而来的媒介伦理相关理论在我国的适配性，如提出“来自西方的新闻专业主义及其媒介伦理是否能够在我国发挥纠偏除弊的积极作用，并促进我国新闻传播事业和政府媒介关系的健康发展”6等问题并给出解答，但如果只局限于对理论的本土化研究，还是处于一种以西方为主体来观照我国的桎梏中。媒介伦理研究本身的狭窄视角是其本土化转向的困局之二。既然媒介伦理研究看上去并无传播学“西方理论，中国问题”二元框架的束缚，那么对其本土化转向的探讨是否是个伪命题？其实不然，反而恰恰是因为没有这个框架，媒介伦理当前与西方研究的同质性让我们对本土化标准有了大致明确的方向，那就是从全球问题转向中国特色媒介伦理问题，以及从我国的传统文化出发用中国理论研究特色问题，“本土化的探索必吴梦晗.媒介伦理研究的本土化：困局、意义与尝试110重庆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3期然不能止步于西学的接受，如果说本土问题的发现与解决是眼前利益，那么本土理论资源的挖掘则是长久之计了，可以为研究提供持久动力、提升续航能力”18。这或许是“媒介伦理研究的本土化”这一议题得以破题和持续的可行路径之一。在界定了本土化标准之后，其“为何”和“何为”的价值论和方法论，自然也随之进入探讨的视野中。三、媒介伦理研究本土化的意义（一）研究范式与实践素养的文化自觉诚如费孝通所言，“长期以来在西方文化浪潮的冲击下，传统被冲刷得太厉害了能够把有深厚中国文化根底的老一代学者的学术遗产继承下来的队伍还没有形成”3195这“西方文化的冲击”和“中国文化的断续”正在一外一内地紧逼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因此，“文化自觉”的诉求正合时宜且刻不容缓。这种自觉带来的成果前有如费孝通“差序格局”的提出，近有如翟学伟关于“面子”的探讨19，这些概念都是学者们在聚焦中国现实，深入中国历史后挖掘、总结和创造出来的，一经提出就一直在国内学界受到持续讨论和补充，并在国际上产生了一定影响，说明它们能够经住本土实践的检验，这种本土化研究路径是可以尝试的。“华夏传播学”的目标也是意在“通过大量挖掘中国文化（包括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中关于传播方面的财富，促进传播学的发展，最终创造出集东西方文化精华之大成的传播学”20，虽然仍在不断探索的路上，但其对传统文化的重视所体现出的文化自觉观念也深刻根植于传播学界的基因之中。文化自觉带来本土化的转变，而在本土化的研究中又带来范式和实践上的自觉，从文化中找寻新的研究视角和生活方式，本就是在本土化的桥梁作用下相辅相成的。媒介伦理的本土化能带来的自然是对我国传统伦理的自觉。第一，按梁漱溟所说，我国是一个“伦理本位”的国家，伦理在我国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地位被看待和讨论，自然与西方大有不同。有学者总结，西方秉持的是“哲学反思的伦理观，即认为伦理是建立在理性反思基础上的人的行为方式（而）对中国伦理更为合理、科学的解释方法是文化道德观即是一种以文化视角来看待道德的理论观点”21。因为对我国的文化语境来说，伦理是人们行为的准则，它不在话语中表达，而是在实践中显现，这才是知行合一思想的体现。由此看来，从文化中探索本土媒介伦理发展和嬗变的根源才更符合中国范式，而西方将伦理对象化式的研究路径并不契合我国的哲学传统。以此种界定来观察当下学界关于媒介伦理的研究视角，可以发现情况正是如此。大多研究都是站在旁观者的立场上分析媒体应该怎样做，不应该怎样做，少有研究能够以文化的视角诠释媒介活动在本土语境中的正当性，既然伦理体现在生活方式中，那么更应该回溯历史，在历史的累积中窥见文化得以塑造和形成的历程。这种范式的创新是文化自觉带来的意义之一。第二，除了理论研究的自觉需要媒介伦理的本土化转向，同时在实践中，对媒体职业伦理和用户媒介素养的纠偏让本土化的诉求同样急迫。由于对传统文化研究在某种程度上的缺位，在西方文化的入侵和“人人皆媒”的新媒体时代背景下，国内传播伦理受到巨大冲击，尤以公众在媒介的使用中表现出的失范和对媒体的偏见最为显著，对前述有关学者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