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利维坦”的风险及其思想政治教育应对.pdf

第3 9卷(总第3 6 4期)郭晓玲,等:“数字利维坦”的风险及其思想政治教育应对第3 9卷 第6期V o l.3 9成都师范学院学报J OUR NA LO FCHE N G DU NO RMA LUN I V E R S I T Y2 0 2 3年6月J u n.2 0 2 3“数字利维坦”的风险及其思想政治教育应对郭晓玲1,吴 凯2(1.贵州医科大学 党委学生工作部,贵州 贵阳 5 5 0 0 2 5;2.贵州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贵州 贵阳 5 5 0 0 2 5)*摘 要:“数字利维坦”以信息释放来建立行为控制,以技术释放渗入到数字生活,以价值释放来控制数据治理,其实质是数据技术的异化。思想政治教育在观念、传播和治理层面可以与“数字利维坦”建立关联,它以一种软性力量发挥作用,可以防止“数字利维坦”的渗透。“数字利维坦”使个人的思想和行为都受制于数据,主要表现为:以“数据杀熟”分化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共识基础、以数据偏好增加思想政治教育内容设置阻力、以数据垄断挤压思想政治教育精准发挥空间。要切实增进思想政治教育预见洞察数据的能力、优化思想政治教育叙事组织数据的能力、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参与治理数据的能力,从思想政治教育层面规避“数字利维坦”的风险。关键词:“数字利维坦”;思想政治教育;大数据;现代信息技术;数据治理d o i:1 0.3 9 6 9/j.i s s n.2 0 9 5-5 6 4 2.2 0 2 3.0 6.0 0 3中图分类号:G 4 0-0 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 0 9 5-5 6 4 2(2 0 2 3)0 6-0 0 1 7-0 8托马斯霍布斯(T h o m a sH o b b e s)的 利维坦 一书一经问世,就引发了人们对强势国家的关注、讨论和批判。当人们用“利维坦”来形容数据时,通常意味着数据会成为强势的工具,人们既在数据中发现和利用能够促进自身发展的资源和要素,同时又被数据所驱使和控制。这样,人们在数据洪流中逐渐丧失了掌控能力,造成了社会的分裂与危机,这种现象被称为“数字利维坦”。“数字利维坦”的形成,离不开以大数据技术为核心的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由此衍生出的数据杀熟、数据偏好、数据垄断及数据霸权等现象,无不折射出大数据技术的负面影响。有研究者认为:“数字利维坦 在逐渐消解虚拟社会的基础上,也给现代社会带来新的危机 对社会分裂不断地推波助澜。”1可见,“数字利维坦”一旦形成,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就会伴随数据洪流成为阻挡整个社会健康发展的障碍。实际上,数据本身是中性的,不存在善恶之分,关键在于数据的用途,这就涉及人们如何使用它的问题。在数字时代,思想政治教育既要充分利用数字技术的内在优势,从算法视角出发,探讨思想政治教育的智能化发展2,又要解决“数字思政”遭遇的现实难题,即“要平衡数字技术的碎片化形态与教育目标的共性价值、数字技术的动态敏捷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稳定连续、数字技术的虚拟形态与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现实旨归之间的矛盾”3。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在数字空间施展其价值引领力和影响力,并积极应对“数字利维坦”带来的风险。一、“数字利维坦”的技术实质“数字利维坦”以技术的可操纵性来完成对社会发展的控制,人们的生产、生活,甚至众多精神产品都笼罩在“数字利维坦”的阴影之中。立足数字技术的“数字利维坦”,其实质是数据异化,它可以通过信息释放、技术释放和价值释放的形式对人们进行控制。71*收稿日期:2 0 2 2-1 1-0 9 修回日期:2 0 2 3-0 2-2 4 基金项目:2 0 1 9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 9 C K S 0 3 9)作者简介:郭晓玲(1 9 9 0),女,布依族,贵州清镇人,助教,硕士,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吴 凯(1 9 8 8),男,河南桐柏人,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成都师范学院学报2 0 2 3年6月第一,“数字利维坦”以信息释放来建立它对人们的行为控制。就单个数据而言,它尚不足以对个人和群体的行为进行分析和预测。数据的使用简化了对个体和群体的行为分析过程,它在互联网端口将人们的行为分析视为一组可计算的信息,在释放过程中进行编码交易,借助计算结果完成对行为的进一步控制。但信息释放并不能完整说明行为的最初动向,也不能确保行为背后个人或群体思想动态的客观性和真实性。对行为分析而言,“数字利维坦”通过大量数据的关联作用,根据用户和市场的需要,聚焦于能够产生大数据现象的行为,尤其是那些可以在信息释放中产生数据循环效应的行为,并对其实施控制。显然,“数字利维坦”将一切行为都变得可计算、可交易和可重组,忽视了人在数据面前的主体性、能动性和实践性。第二,“数字利维坦”以技术释放渗入数字生活。数据是一种无形的资源,它可以“将采集到的数据基于数据平台进行加工、开发与应用,可带来巨大的价值,包括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4。在技术释放过程中,终端不仅可以将人们生活需要的数据进行定制和加工,而且可以在持续的数据传输过程中改写表现形式,使人们的生活数字化。数字使其与人们的生活的每一个过程、每一段经历和每一个目标都发生深度关联,使数据的技术维度与人们的生活服务体验相融合。从技术层面来讲,“数字利维坦”利用生活的外围环境,使人们笼罩在数据关系的氛围之中,似乎一切生活体验都是为数据而生,都是数据转换的结果,唯有数据才能揭示生活体验的内涵。从生活体验层面来讲,“数字利维坦”将人们与现实生活相剥离,人们的日常行为都被数据记录下来,在不断深入数字空间的同时,与其他非数据应用工具愈发疏远。在某种程度上,人们会失去生活的层次感和主题感,而在数字生活中扮演不同的角色,单向满足数据赋予生活的技术需求。第三,“数字利维坦”以价值释放来强化数据治理。没有价值的数据不仅不会被人们重视和利用,而且极有可能导致数据治理效率低下。数据作为一种新的生产要素,人们需要将它投入到生产、加工和使用的过程中,并在大规模数据统计、分析和预测中释放数据红利,使人们能迅捷地识别数据、利用数据和处理数据。“数字利维坦”的价值释放受制于数据的处理时间长短,一般而言,在极短时间内得到处理的数据会释放大量的价值,此类数据价值最为纯粹和有效,因为它们不仅传输的速度快,而且有利于数据治理精准定位。“数字利维坦”对数据处理的时效追求是天然的,它并不会因人们主观需求的存在而发生改变。这一逻辑建立在两个方面的基础之上:一是控制数据处理的算法基础,通过算法赋能数据处理,使数据处理更具稳定性和隐秘性,甚至通过算法监视整个数据处理过程;二是控制数据处理的深度挖掘,建立流程化的多源数据网络,这是确保其直接为“数字利维坦”服务的重要途径。二、“数字利维坦”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关联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数字技术已被应用到了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人们利用数据不断扩大与人交往的范围。当数据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技术手段时,它也必将接受社会的检验。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对人进行思想引领、文化培塑和价值建构的实践活动,在观念、传播和治理层面,可以与“数字利维坦”建立关联。第一,在价值观念层面,思想政治教育可以借助算法赋予“数字利维坦”价值理性,尽可能弱化“数字利维坦”的单向度输出,创建一个安全、平等、自由和友善的网络交往空间。“观念是能够在令人费解的情境中解决问题的意义。”5也就是说,观念可以将思想政治教育中抽象的知识体系、思想体系和价值体系,通过判断工具转化为便于人们理解和接受的内容,为人们立足观念探究思想政治教育内涵开辟新的道路,使人们的实践行为具有更加明确的方向。不可否认,数据有其合理性,它可以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传播效率,拓展了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在数字空间的呈现方式。但凌驾在数据之上的“利维坦”却主张算法高于一切,试图依靠算法解读人们思想与行为的变化规律,过分强调算法预测在数据赋能和信息转化过程的作用,使技术成为分析人们思想与行为变化规律的主导性工具。如果一切知识、思想和价值均需要经过算法处理后才会产生实际功用,就丧失了数据本应有的人文情怀和价值温度。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对“数字利维坦”而言,并不仅仅是81第3 9卷(总第3 6 4期)郭晓玲,等:“数字利维坦”的风险及其思想政治教育应对一种软性力量的入场,不会试图通过思想观念的力量对“数字利维坦”进行改写,而是倡导在算法介入之前,将思想政治教育嵌入数据之中,以代码形式使数据蕴含更加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使数据传输过程体现更多的价值理性,唤起人们在数字空间的主体意识、批判意识和实践能力,使数据在影响人们生产生活的同时,用思想政治教育观念确立人们对数据进行理性选择与运用的能力,避免“数字利维坦”对人们思想与行为的负面诱导,释放现实个人作为行为主体的数据理解力和行动力。第二,在信息传播层面,思想政治教育可以借助算法在数字空间进行价值的正向传播。思想政治教育立足时空对话、空间交往和关系塑造开展有针对性的育人实践,形成基于社会现实的交流圈、兴趣圈、爱好圈和职业圈等,使深受“数字利维坦”影响的人们尽可能免受算法霸权和算法黑箱的困扰。思想政治教育传播是“对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价值、目标的传播实践”6,这是一种新的交流形式,在传播过程中能够深化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强化人际交往的行动效果,实现对用户政治思想的浸润、价值的传播和灵魂的浇筑。然而,“数字利维坦”技术至上的理念极易导致数据传输陷入绝对权威的境地,如用数据分析的竞争法则剔除掉那些不被人们看好的信息。这种运行规则会不断强化特定群体的数据传输偏好,通过数字技术对信息内容进行捆绑销售,以满足“数字利维坦”强大的利益侵占需要,最终导致数据滥用和数据霸权。因此,思想政治教育与“数字利维坦”关联的存在价值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要将思想政治教育内容贯穿数据发送、接收和转换的全过程,使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与数据传输形成良性互动的循环系统;另一方面,是用思想政治教育的正向价值引导人们理性规避“数字利维坦”的算法倾向,从事前、事中、事后确保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充分嵌入,并使这一过程转化为对数据有启迪、引导、规范和保障作用的过程。这种带有温度且有别于“数字利维坦”的传播形式,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人们在数字空间的情感、利益及认同需求。面对“数字利维坦”的冷漠,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以形象化的方式增加其亲和力,使之更有人情味,更加接地气,让人们感受到来自思想政治教育的温度和意义。第三,在数据治理层面,思想政治教育可以借助议题设置在数字空间形成舆论场,通过意见领袖的影响力尽可能弱化“数字利维坦”对舆论的操控,以积极、正向、亲民和多元的内容不断反映人们的诉求,赢得人们的尊重和认同。数据治理有多种用法,人们对治理也有多种理解方式。就思想政治教育而言,它的治理兼具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能够介入“数字利维坦”并对其发挥作用,是推动思想政治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数字利维坦”直截了当地以算法划定人们的行为角色和行动界限,不再考虑作为现实生命个体背后的能动意识和主体自觉。也就是说,人们在“数字利维坦”的目标管控之下是一种单向度的个体,并不具备主动参与数据治理的条件和能力,数据的发送、接收和转化都是强加给个人的。与强势的“数字利维坦”不同,思想政治教育治理更多强调软性力量的无声浸润,虽然其约束能力有限,不具有法律法规上的强制力,但却可以利用人们对数据的需求,尤其是结合人们的思想动态和心理状态,主动建立适合数据传输需要的相关议题,遵循数字空间的运行机制对内容进行设计,以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在数字空间的育人作用。如思想政治教育及时跟进重大网络热点事件,保持与传统媒体、自媒体和智媒体的密切互动,发挥意见领袖的号召力、作用力和影响力,使与该议题相关的信息在短时间内实现最大范围的有效传播。除了积极回应负面舆情之外,思想政治教育还可借助事件设置新议题,引领舆论导向,掌握舆论领导权和话语权。此外,思想政治教育还可以从治理原则、参与主体、行动框架和治理目标等方面展开综合分析,增加数据攸关方同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的协商与互动,在满足人们数据需要的同时,使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获得对数据信息和意识形态的掌控能力。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