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习录》是被称为“真三不朽”的圣人——明代儒学宗师王阳明的代表作，该书与《论语》《孟子》《道德经》《庄子》《六祖坛经》和《近思录》一起，被国学大师钱穆列为我国有关修养必读书目[1]1。《传习录》问世已经五百年，其代表的阳明学近些年已经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研究的“显学”[2]，然而《传习录》英译活动薄弱。在提高中国软实力战略的背景下，汉语典籍英译得到空前发展，有的典籍已经得到数十甚至上百次的重译，其中《道德经》的英译版已有300多种[3]，与之相比《传习录》的英译活动与当前的阳明学盛况不相称，有必要思考《传习录》英译活动薄弱这一现象。1《传习录》及其传播概况《传习录》是王阳明弟子根据其语录、对话及书信整理而成，其内容包含三个部分，即今本《传习录》的卷一、卷二与卷三，分别成书于三个阶段：以徐爱为首所录王阳明与弟子的问答之语，又称为初刻；南大吉整理的王阳明书信为再刻；钱德洪对其他问答的查漏补遗是续刻。《传习录》集中体现了“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等王阳明的核心思想，其于王阳明正如《论语》于孔子，意义重大。自成书以来，《传习录》一直为士人所推崇，并不断塑造士人的精神世界。据《明史》中载，明嘉靖八年的状元罗洪先在其年幼时接触到《传习录》，“年十五，读王守仁《传习录》，好之，欲往受业”[4]。《传习录》倡导积极入世，国内传刻很多，国际上主要在日本、韩国传播广泛。日本明治维新运动受该书影响巨大，章太炎说:“日本维新，亦由阳明学为其先导”[5]。我们的民主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也是阳明学的追随者，在“知行合一”基础上，孙中山提出了“知难行易”，鼓励革命者勇于行动。新中国成立后，《传习录》研究基本中断。改革开放后，相关研究慢慢复苏，尤其是进入二十一世纪，阳明学得到了快速发展。在英语世界，《传习录》从20世纪初开始向西方传播，经过了一百多年，总共只产生了两个英译本及一个节选英译本，《传习录》英译本当前传播趋于平缓[6]。2《传习录》英译及相关研究最早的《传习录》英译本是1916年美国哲学与心理学教授、传教士亨克（FrederickGoodrichHen-ke）翻译出版《王阳明哲学》（ThePhilosophyofWangYang-ming）一书，该译本包括《王阳明传》和王阳明著作摘译两部分。该译本内容虽与《传习录》不完全对称，但基本涵盖了其主要内容，所以学界普遍将其视为《传习录》英译本。其译本出版后，美国学界有一些对该译本评论的研究，多为介绍译本概况。时隔约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