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戏剧体系”的缘起、衍变及其争论.pdf

2023 年 6 月Jun.2023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Chongq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Edition)第 40 卷第 3 期Vol.40 No.3doi:10.3969/j.issn.1672-0598.2023.03.016 收稿日期:2022-07-28 基金项目: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022NDYB167)“抗战时期迁渝剧团戏剧活动资料整理研究”;重庆市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课题(K22YG208169)“重庆市非遗传承与高校育人协同发展策略研究”作者简介:康建兵(1981),男,四川泸州人;博士,重庆工商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戏剧理论与影视批评研究。本文引用格式:康建兵.“三大戏剧体系”的缘起、衍变及其争论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40(3):165-171.“三大戏剧体系”的缘起、衍变及其争论康建兵(重庆工商大学 艺术学院,重庆 400067)摘要:“三大戏剧体系”说源自 1962 年黄佐临的漫谈“戏剧观”中提出的“三种戏剧观”,此后孙惠柱先后提出过两个版本的“三大戏剧体系”,当前又逐步转向聚焦梅兰芳体系,引申出对京剧艺术表演体系、古典戏曲表演美学、戏曲表演体系等的讨论。理清“三大戏剧体系”的缘起、衍变及其论争,有助于深化对传统戏曲与现代戏剧、梅兰芳与中国戏曲美学关系等问题的理解。关键词:“三大戏剧体系”;黄佐临;孙惠柱;梅兰芳体系中图分类号:J8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0598(2023)03-0165-07“三大戏剧体系”的初步提法始于黄佐临先生 1962 年发表的漫谈“戏剧观”一文。1982 年孙惠柱教授正式提出“三大戏剧体系”说。20 世纪 90 年代戏剧界围绕“三大戏剧体系”展开过争鸣。21 世纪以来,“三大戏剧体系”论争已由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布莱希特、梅兰芳、阿尔托的比较研究,逐步转向更加关注“梅兰芳表演体系”等问题,由此引发对京剧艺术表演体系、古典戏曲表演美学、戏曲表演体系等重大理论问题的争论。“三大戏剧体系”从最初的构想、衍变再到聚焦梅兰芳,既是体系说论争的必然发展,也体现出戏剧人构建以梅兰芳戏剧体系为代表的中华民族戏剧体系的不懈努力。在新时代语境中,系统梳理 60 年来“三大戏剧体系”的缘起、衍变及其论争情形,有助于深化对古典戏曲与现代戏剧、中国戏剧与西方戏剧、梅兰芳与中国戏曲美学等问题的理解。一、“三大戏剧体系”的缘起及辨析所谓“三大戏剧体系”,指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戏剧体系、布莱希特戏剧体系以及梅兰芳戏剧体系,也561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40 卷有人简称为斯坦尼体系、布莱希特体系和梅兰芳体系。还有人在这三大戏剧体系前冠以“世界”二字,于是有了“世界三大戏剧体系”的说法。其正式提出的标志是孙惠柱在 1982 年发表文章三大戏剧体系审美理想新探,但源头可以追溯到 1962 年黄佐临的一次会议发言漫谈“戏剧观”。1962 年 3 月 2 日至 26 日,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在广州举行。黄佐临的发言漫谈“戏剧观”,对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梅兰芳和布莱希特的戏剧观作了比较,希望打破话剧创作中局限于一种戏剧观的狭隘认知。这篇发言稿刊登在 1962 年 4 月 25 日的人民日报上,但在当时并未引起多大反响。此后,他又为新世界出版社 1981 年出版的京剧与梅兰芳(英文版)撰写英文文章 Mei Lanfang,Stanislavsky,Brecht A Study in Contrasts,可视为漫谈“戏剧观”简版,被梅绍武先生翻译成中文梅兰芳、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布莱希特戏剧观比较,同样发表在人民日报上。漫谈“戏剧观”在 20 世纪 80 年代产生的影响,除了自身作为一篇重要理论文献所具有的价值外,也在于当时戏剧界在寻求戏剧观念的突破和戏剧创作的创新时,适逢对黄佐临旧文的发现,一如新大陆乍现,迅速在戏剧界激起思想碰撞。1976 年,戏剧发展步入“新时期”。新时期初期的戏剧经历了从 1976年底到 1980 年初的拨乱反正、复归传统的阶段,涌现出于无声处报春花等轰动一时的政治批判剧、问题剧和历史剧,地方戏曲也在逐渐复苏。新时期戏剧在取得成就时,也出现了戏剧危机。这种危机一方面源于影视等大众文娱的冲击,另一方面来自戏剧自身对于突破独尊“易卜生斯坦尼模式”的内在诉求。大家开始从戏剧观念的层面反思戏剧危机,于是联想到黄佐临的漫谈“戏剧观”,由此在全国引发了关于“戏剧观”的热烈争鸣。回到“三大戏剧体系”这个话题,尽管当时黄佐临大谈三位戏剧大师的戏剧观,但他从未使用“三大”予以界定,也未曾使用“体系”来言说布莱希特和梅兰芳。他认为布莱希特的戏剧理论“只能说是刚开始进入探索过程,还没有发展成为体系”1。认为梅兰芳是我国传统戏剧的最典型的、最成熟的代表,但仍没有用过“梅兰芳体系”一说。然而,黄佐临所说的戏剧观念中的“戏剧观”和“戏剧体系”又有紧密关联。他认为戏剧工作者是用戏剧手段通过一定的世界观和艺术观去影响和改变生活。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经验的积累,“当它系统化了,变成体系了,就形成戏剧观”24。黄佐临在讨论这些话题时,没有使用“三大”,但用了“三位”“三者”“三个”等量词。有时也用“布莱希特、斯坦尼体系”“布莱希特和斯坦尼体系”等表述。换句话说,尽管黄佐临并没有直接提出“三大戏剧体系”,但他在内容和形式方面为这个体系说的构成提供了基础。等到孙惠柱在 1982 年“接过黄佐临先生的题目做进一步的文章”3,已是顺理成章。1982 年孙惠柱发表三大戏剧体系审美理想新探,此文首句用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布莱希特、梅兰芳三大戏剧体系”的表述,着重比较了三位戏剧大师的审美理想的异同。“三大戏剧体系”一说正式提出。文中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孙惠柱尽管用了“三大戏剧体系”的说法,但并非独尊三位戏剧大师,更没有后来所谓的“世界三大戏剧体系”一说。正如文末所说,戏剧艺术具有广阔的前景,“仿佛一个缩影,三大戏剧体系可以给它的研究者很多启示”4。这也是他提出“三大戏剧体系”说的重要意义,也的确给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很多启发。二是这篇文章是在黄佐临的漫谈“戏剧观”的基础上做的进一步思考。因此,尽管孙惠柱用了“三大戏剧体系”的说法,但后来大家在讨论有关“三大戏剧体系”的话题时,661第 3 期康建兵:“三大戏剧体系”的缘起、衍变及其争论往往把这个说法的源头归于黄佐临,难免不造成以讹传讹。黄佐临 1962 年的发言稿漫谈“戏剧观”沉寂 20 年后,在 20 世纪 80 年代才产生影响,但这一影响主要是激起“戏剧观”讨论。在 20 世纪 80 年代,大家并未就“三大戏剧体系”话题展开多少争鸣。同样,孙惠柱在 1982 年提出“三大戏剧体系”,在 20 世纪 80 年代同样未引起多少讨论。围绕“三大戏剧体系”发生的误读及其展开的争鸣,主要是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的。二、“三大戏剧体系”热的冷思考20 世纪 80 年代,大家对“三大戏剧体系”的讨论不多。但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这个说法却几乎成为定论,影响越来越大。为何“三大戏剧体系”说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才开始产生影响?笔者认为主要与以下三个因素有关。首先,尽管漫谈“戏剧观”在 20 世纪 80 年代并未引出对“三大戏剧体系”的直接讨论,但“戏剧观”讨论作为当代戏剧史上最重要的一次戏剧论争和戏剧批评,其间大家围绕“戏剧观”的言说必然直接或间接地加深大家对“三种戏剧观”说法的认同,于是很自然地把“三大戏剧体系”说归源于黄佐临。值得一提的是,黄佐临晚年时曾指出:“关于梅氏体系问题,可能原是我提出的,但并没有命名为体系,仅是指以梅先生为代表的昆京艺术,因为他老人家是 The best exponent of the art”5123。对此,傅谨教授认为黄佐临非常愿意早年他提出的梅兰芳表演体系得到普遍认可,但在一些私下场合又不太愿意他所说的三种戏剧观“被衍化成人们所说的世界三大戏剧体系”6。其次,1994 年黄佐临逝世,受到人们深切缅怀。不少学者作文纪念,这些纪念性文章集中发表在1994 年,大都认为黄佐临是“三大戏剧体系”的创始人,这自然更加深了大家对“三大戏剧体系”的认同。比如,中国戏剧刊发的黄佐临同志生平指出“他把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布莱希特、梅兰芳作为世界三大戏剧体系并列,比较、分析、提出了要创造新路的论点”7。童道明先生认为:“他对戏剧问题的思考,宏观得惊人。因此有了 1963 年的三大戏剧体系说的提出”8。丁罗男教授指出:“60 年代初,黄佐临在漫谈“戏剧观”中提出了著名的世界三大戏剧体系论”9。林克欢教授表示:“他把史坦尼斯拉夫斯基、布莱希特和以梅兰芳为代表的中国民族戏曲作为世界三大戏剧体系加以比较、分析”10。这些评价主要是赞誉黄佐临以开阔的视野提出三种戏剧观,发人深省。我们今天看待这些评价,自然不会狭隘地纠结于“三大”或“世界三大”等问题,但这些说法无疑会强化对黄佐临发明“三大戏剧体系”的认知。再次,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比较文学在中国得以复兴和蓬勃发展,比较戏剧研究备受瞩目。比较文学自身天然的跨文化性、强烈的民族文学意识认同,以及对中国学派、中国话语的深切诉求和构建,使得当时大有“显学”趋势的比较文学研究很自然地将“三大戏剧体系”纳入比较视野。刘厚生先生在为比较戏剧论文集(1988)写的序中肯定了黄佐临提出“三大体系”的意义。谢柏梁教授在当时发表的文章中也认为梅兰芳是“国际性的比较戏剧交汇点”11。鉴于各种因素,原本黄佐临笔下的三种戏剧观成了是由他提出的“三大戏剧体系”或“世界三大戏剧体系”。这类说法容易以讹传讹,造成一些误解。比如,周宪教授认为“他时而说布莱希特所创造的叙述761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40 卷体戏剧是世界三大戏剧体系之一时而又感慨道,布莱希特没有理论体系”12。但黄佐临从未说过或间接表达过布莱希特的叙述体戏剧是世界三大戏剧体系之一。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不少研究中,类似的解读屡见不鲜,直到 1998 年才出现了纠正的契机。1998 年央视正大综艺栏目关于“世界三大戏剧体系”特征的问答,引起一些学者的深思。廖奔、谢柏梁、沈林、孙玫等著名学者纷纷撰文辨析和反思“三大戏剧体系”,对误用“三大戏剧体系”的现象作了纠正。廖奔明确指出黄佐临并未直接提出“三大戏剧体系”的概念,“他并没有把它们明确为世界三大戏剧体系,更没有赋予它们以唯一的代表性!”认为梅兰芳并没有构建“体系”的意识和企图,梅兰芳“建立了流派,但没有建立体系”13。从黄佐临 1962 年的漫谈“戏剧观”到 1982 年孙惠柱的文章,再到 1998 年的集中讨论,有关“三大戏剧体系”的基本问题,如这个说法的源头,对“三大”的表述是否贴切等,已经得到了正本清源的辨识。值得一提的是,相比于其他学者纠结于应该有“几大”戏剧体系等表层问题,廖奔的观点鞭辟入里,直接指向梅兰芳是否构成“体系”这一重要问题。这个问题的提出很自然地引申出梅兰芳与“体系”的关系等,这些问题在 2000 年以后引起了更激烈的讨论。三、新“三大戏剧体系”与梅兰芳问题2000 年以来有关“三大戏剧体系”的讨论主要围绕梅兰芳体系问题展开。新千年伊始,孙惠柱发表现代戏剧的三大体系与面具/脸谱,继三大戏剧体系审美理想新探之后,再次提出一组新的现代戏剧的“三大戏剧体系”,即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戏剧体系、布莱希特戏剧体系和阿尔托戏剧体系。孙惠柱认为在 20 世纪的世界剧坛,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布莱希特和阿尔托的戏剧观包含了现代戏剧的各个方面,“很难找到一个重要的戏剧家或者作品逃得出这三大体系交织而成的网”3。于是他又构成一组新“三大戏剧体系”,并对这组“三大戏剧体系”的戏剧观、人生观等作了多方面比较。在这一新体系中,阿尔托替换了梅兰芳。孙惠柱还通过戏剧艺术组稿阿尔托研究的文章,提出“阿尔托是 20 世纪西方剧坛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布莱希特齐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