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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人类 共同 价值 生成 三重 逻辑 及其 实践 进路 研究 刘芸暄
2023年第2期双月刊(总第201期)摘要国家之间普遍认可,符合国际法理和伦理规范的价值观念是国际社会有序运行的基础。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中国在全球治理体系深刻变革的时代语境里为促进国际合作、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的价值选择,提出的价值倡议。它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进历程中对国际关系演变规律的思考与总结,是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思想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发展,更是对普世价值的根本性超越,其生成是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现实逻辑的统一。关键词全人类共同价值;国际关系;中国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图分类号D8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274(2023)02007208作者简介刘芸暄,女,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化外交、马克思主义理论、政治学。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人类愈发成为荣辱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讲话”1和为党的二十大所作的报告2等重要讲话中都强调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这实际是从价值哲学视域为促进国际合作,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贡献了中国智慧。从历史、理论、现实出发探究全人类共同价值生成的可能性和必然性,从时代需求出发提出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实践进路,有助于阐明中国发展的价值立场,消解普世价值的话语霸权,唤醒人类发展的价值自觉,进而建立良善的国际发展新秩序。一、历史逻辑:中国共产党对国际关系演变规律的思考与总结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参与国际经济、政治、文化体系构建的百年历程中关于世界交往价值哲学的思想凝练与表达,凝结着中国共产党人百年奋斗的智慧,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为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贡献的中国方案。(一)探索时期(1949-1978年):研判国际局势,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的外交方针,在 共同纲领 中规定了中国外交政策的原则,并从国情出发在美苏对峙的冷战格局中与苏联结盟,通过抗美援朝、抗法援越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此后,我国又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着力发展同新兴民族国家尤其是邻近民族独立国家的关系,在 20世纪 50年代末 60年代初重申“中间地带”理论,努力发展同亚非拉国家的关系,在1974年2月提出划分“三个世界”战略思想,并与美国、日本及欧洲国家建立外交关系。这一阶段,中国没有直接提出“共同价值”的相关概念,但中国共产党内政外全人类共同价值生成的三重逻辑及其实践进路研究刘芸暄(西安交通大学,陕西西安710049)基金项目:本文系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研究项目“美国对华竞争背景下海外统战工作的新挑战及应对策略研究”(项目编号:2022HZ0979)阶段性研究成果。-72政治研究交的理念与实践集中体现出独立自主、和平发展、团结合作的思想,这些思想是新时代提出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必要前提。值得一提的是,此阶段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在坚持中国立场的同时受美苏冷战对抗、中苏关系变化、台湾问题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亚非拉国家民族解放运动等客观因素影响,在国际关系的价值主体选择时更趋向于依靠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的力量,其价值目的还不是追求全人类的共同发展,而是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谋求和平稳定、平等互利的国际环境。(二)形成时期(19782012 年):坚持改革开放,提出人类共同的基本价值改革开放后,中国发展与国际环境稳定之间的依赖关系日益增强。中国共产党对国际关系的认知开始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差异的偏见,调整对外战略由“一边倒”转向“不结盟”,将发展国内经济与维护国际政治安全结合起来,在两极格局瓦解、国际关系出现深刻变化时提出“再韬光养晦地干些年,才能真正形成一个较大的政治力量,中国在国际上发言的分量就会不同”。3这实质是认识到民族国家综合国力提升是提出有影响力的价值观念的前提。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向纵深发展,也得益于世界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浪潮,中国参与国际关系构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不断提升,在21世纪初提出了“和平发展”“和谐世界”的外交理念。其中尤为重要的是,2005年 9月,胡锦涛同志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中指出:“这一胜利,挽救了人类文明,避免了历史倒退,广泛传播了自由、民主、平等、公正、和平的基本价值”。4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的文献中第一次谈到人类共同的基本价值。随后,胡锦涛同志与时任日本首相福田康夫在2008年5月的谈话中又提到,中日及世界各国要“为进一步理解和追求国际社会公认的基本和普遍价值进行紧密合作”5,在高质量的、长期深入的文化交流中共同培育和拥有对发展文化与发展价值的理解。由此看出,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依据实际酝酿和提出的“基本价值”“普遍价值”的要旨其实已经开始探索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内涵,而且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对国际关系价值取向的探索明显将中国综合国力与中国话语影响力、中国理念与世界文明、中华民族价值体系与全球普遍价值辩证统一起来,初步形成了人类共同价值的核心观念。(三)发展时期(2012年至今):促进国际合作,发展全球伙伴关系十八大以来,中国在世界发展百年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的时代语境中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全球多元现代化发展为初衷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构建新型国际关系,这些中国特色外交理念和实践为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生成提供了时代基础。2015年9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阶段发表讲话时提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共同价值”。6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就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思想内涵与具体实践多次发表要论,如纪念 世界人权宣言 发表70周年座谈会贺信从推动全球人权治理角度、7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对话会从促进世界经济开放对话,维护多边贸易体制角度、8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主旨讲话从全人类共同价值与各民族国家人民利益实现的角度9等,这些多维论述不断丰富发展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内容体系,使全人类共同价值思想逐步发展成熟。二、理论逻辑:人类文明成果的继承与超越“每一个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者传给他而他便由此出发的特定的思想材料作为前提”。10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当代人类发展的哲学反思,其坚持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思想、传承创新了中华文化优秀成果并对西方普世价值实现了根本性超越。(一)对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思想的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思想认为在国际生产过程中处于不同地位的国家为了利益分配会产生矛盾,所以国际关系具有内在矛盾性,以冲突和竞争为特征,但解决矛盾的方式是历史的、具体的、多样的。列宁指出解决国际关系冲突,推动国际关系变革,必须进行“战争与革命”,11即以暴力方式解决冲突。当下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处理国际关系的价值哲学必须有新的回答。全人类共同价值以枚举和概括的形式提出并以和平方式实现国际交往,其不否认当前世界秩序建构过程中不公正、不合理的时代性矛盾,而是强调以共有利益促进形成共同-732023年第2期双月刊(总第201期)价值,进而以共同价值规范国际社会交往行为,最终通过合作解决问题,实现共赢。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思想认为应该“努力做到使私人关系间应该遵循的那种简单的道德和正义原则成为各民族之间关系中的至高无上的准则”。12个体之间应该遵循的道德准则很多,哪些可以应用于国际交往?个体之间对道德与正义的定位也不尽相同,哪些可以成为国际关系价值标准?马克思主义目前对此没有系统论述。全人类共同价值遵循马克思主义由民族国家特殊性到全球价值一般性的价值生成路径,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治国理政实践经验对国际关系应该坚持的道德与正义原则进行了细化,提出和平、发展、民主等思想,在尊重各民族国家价值特殊性的同时抽象出共享价值,实现了全人类共同价值特殊性和普遍性的统一。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思想构思了国际关系发展的未来走向,提出共产主义社会“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3全人类共同价值以共产主义为蓝图观照当下国际交往的实际,但又不被当下国际关系发展的现实困境束缚和羁绊,其内容既是约束当下国家主体交往的准绳又是未来国际秩序建构的原则,其从现实出发,但着眼更为宏远和超越的现代性目标,实现国际交往理论中现实约束和价值引领的统一。此外,马克思主义认为世界历史是主体不断发挥其能动作用的过程,实现共产主义过程应该反对单纯的宿命论。全人类共同价值遵循并发展这一思想,以全球贫困治理、公共卫生产品供给、气候治理等多样化议题号召各类主体发挥各自优势并参与到价值实现过程中来,实现反映价值追求与鼓励发挥主体能动性的统一。(二)对中华文化思想内涵及发展模式的传承和创新从文化内容传承视角看,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思想内涵“都曾是中华文化的构成要素,虽然各个要素在价值序列中的位阶不一定相同”。14“和平”价值来源于“协和万邦”思想,并以中国鲜有主动侵略别国的历史为证。“发展”价值来自“民为邦本”“人文化成”等思想,并以“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为突出体现。“公平、正义”价值来源之一是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初就坚持的民族平等思想。“民主”价值来源于之一是中国共产党坚持群众路线、发展协商民主的理论;“自由”价值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由思想的国际化体现。总之,全人类共同价值内涵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红色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思想体系之中,既体现了中华文化的特殊性又突出了中华文化的普遍价值意义。从文化发展创新的视角看,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提出和发展符合中华文化现代化发展的逻辑。一方面,全人类共同价值契合了中华文化内生性改革的需要。中国封建社会漫长,中华文化不可避免地带有封建主义色彩。但随着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推进,中华文化逐渐脱离了封建桎梏,向着现代化的民主、自由、公平、正义方向发展。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在中国发展处于新的历史方位,世界秩序正在深刻变革的时代语境里,从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对中华文化在价值格局、理论视域等现代化意义上的再次创新。另一方面,全人类共同价值传承创新了中华文化独立自主,互鉴共荣的发展模式。历史上中华文化虽几遭危机,但都化险为夷,变危为机,在保持自身发展独立性的同时又融合了佛教、基督教,形成了与其他文明互鉴共荣的发展模式。全人类共同价值在传承中华文化发展模式基础上,展示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风范,不仅在文化领域推动各民族国家互鉴交流,共荣发展,而且超越意识形态偏见,加强国际合作,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三)对“普世价值”的根本性超越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了“普世价值”的抽象人性论,坚持以现实的历史的人作为价值选择的出发点。“普世价值”在解释个体之间现实社会关系时坚持个体本位,从一种抽象的,彼此孤立的个体出发用个体抽象法将人从社会关系中抽象出来,舍去个体的一切社会关系,用天赋的神秘主义赋予人自由、平等、人权等共性,随后又以抽象的人的集合和交往构成抽象的社会。但这种抽象社会根本无法反映从生产关系中产生的社会关系,也就无法反映不公平、不平等的社会现象,所以抽象社会只是想象的存在。资本主义制度确立后,将“普世价值”和资产阶级的利益相捆绑,以天赋的、体现永恒理性与永恒正义的“普世价值”为掩护进行资本扩张、剩-74政治研究余价值攫取和对工人阶级和殖民地国家剥削。“普世价值舍去现实社会关系而只抓住孤立个人的抽象共性,就舍去了作为社会关系的 价值 本身,更谈不上普世价值了”。15全人类共同价值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认为人们生活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为基础的现实的历史的共同体中。人们要生存和发展,不能离开一定的生产关系,所以必然会在生产关系中产生共同的利益,而共同利益正是全人类共同价值产生的前提条件和实现的根本动力。必须注意,在现实生产关系基础上抽象出来的共同价值,因为其主体面临共同的环境、共同的挑战、共同的利益,因而必然具有一般的公共性,但强调公共性并不是否认处于生产关系不同地位主体的价值特殊性。全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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