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的流动：留守儿童家庭教育媒介化及其结构变化_曹玥.pdf

2023年第4期本期关注Hot Topics学业成就是预测儿童未来经济福祉与向上社会流动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然而，农村留守儿童享有的学校教育资源本就处于劣势，父母不在身边等客观原因又使得家庭教育的作用受到削弱，难以与学校教育形成合力，留守儿童学业表现与后续教育获得都受到负面影响。有研究以外出务工父母在务工与子女教育监管之间的权衡为标准，区分出“创学并重”和“创收至上”两种心理模式：前一类务工父母试图在外出挣钱与监管子女学业之间探寻平衡；后一类则将经济创收作为家庭最重要的目标，认为只要提升经济水平自然就能给孩子提供更好的教育资源。统计数据表明，绝大多数在外务工父母属于“创收至上”模式，轻视、忽略了亲子分离对于留守儿童教育的负面影响。而负面影响确实存在。相关研究发现，亲子分离不仅导致情感缺位，还损害了家庭教育的监管与调节作用，影响家校交流，阻碍留守儿童的教育发展。一方面，留守家庭有限的教育经济、文化、情感投入直接影响留守儿童的教育资本获得；另一方面，留守境况通过影响留守儿童的身心健康发展间接影响学业表现。当前的留守儿童教育研究侧重于学校教育家庭教育方面的研究则相对欠缺，亦未能结合当前社会历史背景下新的家庭媒介环境进行深入探讨。在数字技术的加持下，“创学并重”的理想模式存在可行性，身在外地的父母可以通过实时聊天、视频通话、电子手表、电子摄像头等方式参与子女的学习生活，进行教育监管。在父母、祖辈等家长无力提供教育辅导时，智能手机所承载的在线教育资源也可以起到替代性作用，为孩子答疑解惑。然而，尽管智能手机最初是以“学习的名义”进入到留守儿童的家庭教育中，但它在赋予监护人教育监管之责的同时，也赋权于留守儿童，促成了双方关于手机使用权的博弈。为了更加高效地参与教育监管，监护人不得不让渡手机使用权于儿童，这也引发了手机使用监管的新难题。留守儿童如何以学习为名争夺手机的使用权？监护人对此如何应对？在亲子双方的博弈中，智能手机扮演着怎样的角色？由此，日益媒介化的留守家庭教育发生了怎样的结构性变化？基于以上问题，课题组于2020年12月至2021年12月在南京市竹镇镇与安庆市杨桥镇开展田野调研：通过组织同辈焦点小组，引导留守儿童分享自己的手机使用、家长的手机管控等情况；通过入户深度访谈、参与式观察等方式，从其他家庭成员之口补充了解家庭基本情况、监护人教育监管、手机监管方式等信息，并在此基础上形成若干深描案例。本研究涉及的经验材料来自其中的11个留守儿童（A-K）家庭案例，A-K均可触及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其中5人的父亲在外务工，6人的父母均离家在外。一、求其放心：家庭教育中的亲代数字在位外出务工的父母无法陪伴在孩子身边参与其成长权力的流动：留守儿童家庭教育媒介化及其结构变化 曹玥郑欣【内容提要】亲子分离使留守儿童在教育发展方面处于劣势，而智能手机的普及为家庭教育提供了新机会。理想状态下，手机能促进亲子沟通，有利于远程教育的开展。而事实上，手机以学习的名义出现，给留守家庭教育带来了怎样的影响？研究表明，手机带来的技术赋权在促成外出务工父母实现数字亲代在位、留守儿童进行自我教育的同时也引发了手机使用监管的难题，推动了留守家庭教育场域的权力去中心化与再中心化。留守儿童、数字媒介成为新的教育主体，催生“自教育”与“它教育”两种家庭教育新模式，削弱了父母的教育权威。而数字媒介则被置于权力中心，展现出对家庭教育实践的他律作用。【关键词】智能手机；留守儿童；家庭教育；教育权力流动；自教育；它教育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322（2023）040054-5【作者简介】曹玥，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生。郑欣，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智能手机对农村留守儿童的影响及其对策研究”成果之一，编号：20BXW126。0542023年第4期本期关注Hot Topics与学习生活，这难免会对孩子的人身安全及学习生活情况带来诸多问题。手机等智能设备则实现了父母在留守家庭中的数字在位，使他们在身体缺场的情况下，不仅能实时与孩子联络、掌握位置信息以确保安全，又能弥补无法监督、辅导其功课的缺憾，令他们对远在家中的孩子更为放心。（一）具象在位：亲子分离下的联络便利因长期分隔异地，父母角色在留守儿童心中的形塑不得不依赖于外部媒介，如社会文化的观念输入、重要他人的故事讲述等，而具象经验的积累在这一过程中也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陪伴是亲子联络感情的最佳方式，但很多外出务工人员每年仅回家一两次。C父母“就过年回来，待十几、二十天。”而K父母亦然，除非“家里有事，否则就在端午、国庆回来。”在父母无法亲身陪伴孩子的日子里，他们只能用通讯设备来交流。I与J几乎每晚都与父亲视频通话，这个频率在D与H那里是每周，而G也会不定时地和父亲语音聊天。只要家中有智能手机，留守儿童与在外父母的联络就简化成了“想与不想”的问题。父母和孩子随时随地都可以通过文字、语音、图片、视频等形式分享信息、交流感情。考虑到联络问题，许多家庭为留守儿童购买了通讯设备，受访儿童中有5位拥有自己的手机，4位可以使用监护人的手机，另外2位有平板电脑、智能手表等设备。F母亲提到，“因为在外上班，多少有点担心。”正是顾及安全问题、为了方便联络，母亲在四五年级时就给她买了手机。J没有属于自己的手机，无法陪伴在她身边的父亲给她购置了电话手表，将自己的手机与该手表绑定后，可以远程监测J的实时定位。以网络为媒，家长得以传递声音、画面表达情感关切，在留守儿童的生活世界里实现了经验的具象在位。同时，家长也获取了留守儿童的生活信息，以缓解思念与安全焦虑。（二）功能在位：无人辅导的替代性策略父母不仅有确保孩子安全成长的义务，更负有教导培育之责。家庭教育本应是学校教育的基础和补充，但留守儿童父母往往缺乏精力完成由学校教育延伸而来的家庭任务。研究表明，留守家庭中监护人从不检查儿童作业，以及没时间、没能力辅导作业的概率比随迁家庭和非留守家庭概率更高。这一结论也与田野研究发现相符，即无论是父辈还是祖辈，都几乎没有能力为高学段的留守儿童提供学业辅导。D父亲提到：“现在小学的题目我都不会了。D小时候还能将就（教他），到了初中全靠他自己。”F母亲有类似感慨：“我们的文化程度教不了她，现在很愁这一点。”文化水平上的局限使F母亲即使陪在孩子身边，也无力提供辅导。对于年纪更大、学历更低的G奶奶来说更是如此。辅导孩子功课对于家长来说是极大的挑战，而乡村还有着教育资源有限的劣势。作为监护人的哥哥希望送 A 去上课外辅导班，但在他看来，竹镇当地并没有可靠的课外教学资源。F母亲也想要为成绩有所下降的F寻求课外辅导，她坦言“现在在杨桥找不到辅导老师”。课外辅导是监护人亲自辅导子女课业的替代性措施之一，而数字时代的另一有效措施则是求助搜题类App。当留守儿童在作业中遇到难题时，上网搜索是常见的解决方式：H会用姐姐留下的手机搜题；E也会在网上搜题，而获得答案之后，题目解析则“有时候看、有时候不看”。但无论如何，监护人由此摆脱了对孩子课业有心无力的窘境。老师与家长对于手机的态度原本是充满警惕的，但在网课时代开启之后，手机搜题获得了更高的合法性。尽管会担心其娱乐功能影响孩子的学习，但当面对孩子的学业辅导束手无策时，适当让渡辅导职责给智能手机是更令他们安心的做法，但这也带来了监管上的重重困难。二、有隙监管：以学习为名的手机争夺父母允许智能手机进入留守家庭的初衷是方便亲子联络、确认孩子安全及获取学业支持，以增强对孩子学习与生活情况的掌握。然而，在家长的需求之外，手机的娱乐功能也深度吸引着孩子，诱使他们绕过监护人的监管使用手机。研究显示，学习的名义成了孩子使用手机的天然掩护，而家长对此几乎束手无策。（一）“自觉性差”：儿童以学习作为掩护青少年的“网瘾”一度成为社会共同关注的问题，智能手机能接入互联网，和电脑、电子游戏一样令学校与家长如临大敌。而在疫情期间，智能设备成为了学生参与“云课堂”的唯一方式。有了上网课、线上交作业的正当需求，手机顺理成章以学习的名义进入家庭教育实践中，留守儿童索要与使用手机也更为便捷。客观来说，手机的确能在知识积累、方法传授、榜样效果等方面为留守儿童的学习提供帮助。E喜欢刷抖音，她发现：“抖音上有很多好句子，我会把它背下来写作文时用，还是很加分的。”此外，E和K也都会在百度或抖音等平台上查找学习笔记、浏览学习类短视频等。K提到，看到博主们在视频中展示自己的排名、成绩，她会觉得受到激励，希望自己能向他们看齐。学习自主性较高的留守儿童无需家长、老师教导便懂得利用手机主动学习。然而，老师和家长对于手机的戒备也并非杯弓蛇影，有了学习的名头，趁机“玩”手机变得轻而易举。B父亲知道女儿和同学们同在一个QQ群中，且以为该群主要用于学习交流，而B坦言，讨论学习只是少数情况，玩游戏才是常见情形。手机同时具有学习与娱乐双重属性，而远在他乡0552023年第4期本期关注Hot Topics的父母、近在眼前的监护人都无法做到无时无刻地监管留守儿童的手机使用，这使孩子们有了可乘之机。C爷爷提到：“晚上C写作业的时候，我看她在玩手机，但她说是老师让他们在群里发作业，我也不明白。”留守家庭大多由祖辈在家看管孩子，而老人对智能手机的了解程度有限，几乎无法辨别孩子对手机的真正用途。F母亲比较年轻，对智能设备也比较熟悉，但同样也面临类似的处境。她感觉到女儿的“自觉性是比较差的”，F的自评也是如此。尽管F母亲有管控的主观意图，但她无法绝对严格而无间隙地控制孩子的手机使用。儿童“自觉性差”固然是部分原因，但根本原因是留守儿童被卷入媒介化场景之中，无力抗拒手机的诱惑。不同于电视、电脑，手机等移动设备小而便携，增加了使用的隐蔽性和管控的难度。由此，手机打着学习的名头堂而皇之地进入留守家庭，致使手机管控成为家长们共同面对的难题。（二）放任、强硬与协商：家长的三种态度第一，放任是多数家长的选择，其背后是现实的无可奈何。相较而言，G和E的监护人都选择了轻易地妥协。G父母离异，父亲在外地工作，她与爷爷奶奶一同生活。奶奶称“她在写完作业后就想耍手机。我想没收，但她会哭。”最终，心疼和不舍促成了对G使用手机的妥协。而E身边唯一的监护人奶奶，对E及弟弟的学习不重视，手机使用管控也相对放松。第二，部分家长采取强硬的态度。他们认为手机会给留守儿童带来不利影响，这既是出于学习方面的考虑，也是情感与安全等方面的综合考量。A的父母离异且都在外务工，父母角色实际上由约30岁的哥哥扮演。哥哥急于使A领悟学习的重要性，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但又忙于自己的生活，无暇照看妹妹。他提到：“平板是给她看学习材料用的，但我发现她会和网上的人聊天，怕把她带坏了，就收回了。一般我在外出差，没人管她。”正是在管控之心的急迫与无力管控的现实冲突之下，A哥哥才采取强硬手段控制A的智能设备使用。他自言不擅长处理与孩子之间的关系，在平时与A的沟通中也常常严厉斥责她，两人的交流几乎是哥哥的单方面输出。由此可知，不加沟通的强硬虽能控制A的手机使用时间，却不能真正起到劝学目的。第三，协商派的家长往往有更明确的教育理念和目标。H读初中，姐姐读高中，两人都寄宿在已婚的表姐家。表姐全职在家育儿，对于教育有自己的经验和方法。她在墙上贴着学习奖惩规则，以一个月不能使用手机作为惩罚，其他要求诸如“周一到周五不能接触手机”“每晚必须检查作业”“周六必须完成作业并检查，周日不限制可以玩手机”等，对H严格执行。表姐虽然态度鲜明，但规定却是同双方协商制定的。家长采取协商态度是理想但难于实现的手机管控方式，在本文的研究案例中仅此一例。妥协与强硬两种态度的展示也可以理解成协商的失败，而沟通失败才是留守家庭教育中的惯常情形。家长对于智能手机的影响缺乏认知，并未意识到媒介化的环境带来的权力变化，也无法有效应对。三、让渡权力：留守家庭的教育模式变迁亲子分离的特殊家庭结构与家庭场景的媒介化相耦合，使家长在无奈之下让渡出部分教育权力。留守儿童作为手机使用者享受着一定程度的自我教育自由，而以手机为代表的技术主体也在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