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制报告制度筑牢“利剑护蕾”的法治堤坝_胡欣然.pdf

强制报告制度，筑牢“利剑护蕾”的法治堤坝强制报告制度是指有关主体在未成年人受到或者疑似受到不法侵害时，向专门的机构或者个人报告，从而使侵害未成年人的行为得到规范化、及时性处理的制度。2020 年 5 月，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多部门出台关于建立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意见）向全国推行。2020 年 10 月，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规定学校、幼儿园等主体在发现性侵害、性骚扰未成年人等违法犯罪行为时有及时报告的义务，标志着强制报告制度正式入法。笔者认为，关于强制报告制度，有待从制度设计和法律实施的维度进一步完善和改进。修改完善相应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意见出台的时间早于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其内容难免有与上位法不一致的地方，如关于强制报告义务主体、接收报告的部门、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行业分类等基础性概念，对未履行强制报告义务并造成严重后果的主体所承担的法律责任等，都应根据上位法或有关规定不断修改完善。意见还可将因网络色情信息或目睹家庭暴力给未成年人带来的心理伤害等列入强制报告的内容。此外，其他与未成年人有密切联系的行业如教育、医疗行业的专门性法律法规，也应根据实际需要适时增加关于强制报告制度的规定。加强强制报告制度相关主体的权益保护。对报告主体而言，及时报告未成年人受性侵害的行为是值得提倡的善意行为，法律应充分考虑对其合法权益的保护。我国现行强制报告制度明确规定的报告方式为实名报告，通过书面或电话的方式进行。但强制报告制度在推行初期，责任主体的报告意愿较低。实名报告虽具有报告信息全、诬告错告少、相关部门介入及时的优点，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报告者的积极性。因而，将匿名报告方式正式纳入法律规范是符合社会需要的。在地方实践中，创新性利用互联网平台进行报告，为匿名报告的实施提供了可行途径。对于成功的地方经验，应进一步推广至全国。此外，在规定匿名报告的同时，应对恶意报告者严肃追责。对被性侵害未成年人而言，负有强制报告义务的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及其人员，往往工作、生活与未成年人紧密关联。因而，重视对被性侵害未成年人的隐私权的全面保护，应规定相关人员承担保密义务。运用大数据赋能推动实施。运用小程序、手机App、网络平台等推进落实强制报告制度，提高工作效率与便民性。有的地区探索开发了强制报告网络平台，兼具接收报告、审查处理、监督功能，减少强制报告所需的时间成本，避免了不必要的隐私泄露，提高了强制报告的实施可能性，最大限度保障未成年人的权利。如浙江省检察机关通过大数据重点筛查未成年人异常医疗记录，探索强制报告自动预警系统，成效显著。各地应推广建立大数据强制报告智能场景建设，从发现、处置到监督实现一体化，打破信息壁垒。推动未成年人强制报告部门监督问责机制。2019年，最高人民检察院成立未成年人专门机构“第九检察厅”。截至 2022 年 10 月，全国已有 2207 个检察院设立了未成年人检察机构。未成年人检察机构应加强对强制报告制度的实施与完善，切实发挥监督作用，以保证实施层面的刚性运行。首先，应推进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每案“是否报告”审查机制，落实对强制报告主体“发现不报告”的进行责任追究。其次，加强统筹协调，完善强制报告制度的执行机制，逐步建立专门的全国统一的强制报告平台。再次，探索强制报告制度实施情况的监督反馈机制，通过季度考核、不定期抽查等方式，对各单位的执行情况进行检查。最后，对不履行强制报告义务的个人及其所属单位依法进行调查问责，给予纪律处分，提高强制报告制度的震慑力。栏目主持陈 柳 胡欣然未成年人检察机构应加强对强制报告制度的实施与完善，切实发挥监督作用，以保证实施层面的刚性运行。人民之友PEOPLE S FRIEND 62Cultural Reading 2023 年第 5 期人文阅读泛读DOI:10.19310/ki.rmzy.2023.05.004